就像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一样，“78班毕业系列专访”以《红象》为开篇，最初寻访到田壮壮、曾念平、侯咏、吕乐四位主创，后来又有当时任该片美术的冯小宁继续补充那段“云南”回忆，最后加盟的是“老大哥”张建亚，他声情并茂地讲述屡屡把人笑翻在地。而在这段被拉长到两个月的“78班”专访中，很多人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陆陆续续地浮出水面，挟着那种痛快淋漓的青春味道弥散在二十多年前的岁月尘埃中。 张建亚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当过民选学生会主席，所以他的讲述更多地是谈他的同学，很少说自己。
有意思的是，张建亚非常尊敬上影的桑弧导演，把他看作是恩师；而田壮壮则非常尊敬北影的水华导演，在其人格及影片风格上颇有传承之处。如一位年轻导演所说“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那么“第五代”导演中传承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是绵延下来的，只不过田壮壮更“传统”，张建亚更“另类”，但是自称“匠人”迷恋制作环节的张建亚有他非常独到的电影观，只是这种深情比较隐秘，藏在他戏谑的言语背后。
演过《十万个为什么》电影版
新京报：谈谈你在上电影学院前的经历？
张建亚：也是挺怪的一个经历。我最初接触电影和我现在所拍的片子有很大关系，大家进电影的门是不一样的，所以看电影也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演过一部电影，得了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这个片子叫《知识老人》，其实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版，一位白胡子知识老人给几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讲科学知识，拍了两年分成上、下集。那时是在上海科影厂拍戏，科影厂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面有动物园专心饲养的很多小动物，为了拍猫头鹰，就专门养猫头鹰。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车间，我就看他们做假降落伞，做飞机，那时就一直在想其实电影就是把假的弄成真的，让人看着跟真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不一样，不会像他们把人性的刻画想得那么深刻，我真没觉得有多么深刻，就是对电影制作特别感兴趣，所以现在想如果不是因为科影厂看到的那么多奇妙的东西，可能不会去学电影、干电影，或许就是做一个工人。
我1968年开始工作，在“文革”期间我分在房管所做木匠。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在房管所值班，说起最希望做什么，他说我当时坚定地说要当电影导演，当时他觉得简直太滑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的，结果没想到那么多年后我真当了电影导演，他说“你的梦想实现了！”
新京报：报考电影学院之前你在上影演员剧团做演员，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张建亚：是从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选进演员剧团的，跑了一些龙套，比较大的龙套是《欢腾的小凉河》，还有一个差点耽误我上大学的片子是《沙漠驼铃》，我演地质队员之一，其中还有郭凯敏。导演说“那边画面有点空，去几个人”，我们就拿着小锤子到那边去敲，结果摄影机停了也不知道还敲呢，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剧团待了两三年，也演话剧下基层，“文革”结束受迫害的老演员也纷纷回来了，剧团一下子人丁兴旺，我们也挺开心，认为文艺的春天到了。
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那时都要肃清“文革”余毒，我年龄比较大带着张瑜、陈冲这帮小孩抄大字报，回来每天得整理。有一天忽然一拍大腿想明白了，1966年谁最清白？“造反派”刚进厂时最清白。现在1978年谁最清白？我们最清白，所以我们在抄他们的大字报。这太没劲了！而且在电影厂时间一长就觉得像乌龟爬门槛一样，我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走，当时厂里是不放人的，说我要是想当导演可以改成场记慢慢跟戏以后有机会，我当时做好准备不一定四年后能回来，因为都是全国分配。电影学院使我认识了这帮同学，对我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一步，要是一直在上海这个环境里生活，没有北方城市的文化熏染、没有认识那么多人，我认为是不健全的。
壮壮对“五代”影响挺大的
新京报：您和张艺谋到底是谁年龄大？
张建亚：张艺谋比我大。我是导演系年龄最大的，“老谋”是摄影系里最大的。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26岁，等到录取了之后已经27岁了。虽说我年龄大点吧，但自己也没觉得大，因为我们班里像壮壮、凯歌、子牛、军钊都是1952年的，尤其壮壮虽然比我小但是特别成熟，所以他现在回到电影学院做导演系主任简直太像了，太对了。田壮壮以前是很正统的，他不是大人们所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是骨子里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其实他对“第五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对纪实风格的欣赏，对特别写实的东西的迷恋。
新京报：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张建亚：那时候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真是认认真真读书。壮壮那时从北影资料室借了好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的“白皮书”，还有美国摄影师杂志。我记得还翻译过一篇有关制作影片《星球大战》的文章。还有就是对老舍作品的迷恋，因为二年级了要拍小品，要自导自演，我演过祥子。记得那时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很多，凯歌排的是《枫》，当时凯歌就很懂营造气氛了，记得有那么一个场景，在落日里一个“武斗”的小孩和他的女朋友对着枫叶说话。我和壮壮演的一个小品叫《酒后吐真言》，我演一个木匠，壮壮演一个村干部跟我“喝酒”道歉，结果喝醉了开始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假民主”。
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大家出去体验生活。我挺服壮壮的，他跟所有人都能聊，跟农民聊收成那叫一个熟悉。记得我们去大连，到一个四等小站换车，火车经过就停一分钟，就想办法，我们班28个同学分组，两个男生带一个女生，大件小件行李都分开，每组守一个车门，大概15秒所有人就都在火车上了。
毕业分配就像鸡争虫
新京报：毕业分配你回到上影，说说毕业分配的情况吧？
张建亚：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开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因为毕业分配的问题嘛。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大家讲我小时候总跟我哥哥吵架，我爸就给我看一张齐白石画的国画，是两只小鸡在抢一条虫子，那条虫子因为争抢被拉得很长很长，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他日相乎》，“他日”以后的日子，“相乎”别看现在为一条虫子争抢，以后会变得很亲热。现在就很应验了我说的这件事，所以你看78班的同学在一起总是最亲热的。我是被无数人讲了，张建亚一说起你们同学你都说好，我说我们这帮同学就是好！
我后来回上影后一开始在艺委会，彭小莲、江海洋讨论他们的剧本，桑弧导演是我老师啊，桑弧老先生轻声细语地讲“建亚，我一直觉得你的判断力非常地好，你看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为什么说到你们同学的时候，你总归有点言过其实呢？”我讲，“桑导演，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要给他们机会。”上影厂有非常健全的班子，既有商业片，也有主流电影的成熟班子，我和艺委会里的这些人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
《红象》让我们享受电影
新京报：《红象》对你、对你们这一批人意味着什么？
张建亚：快乐！我们第一次看到那种缓缓的茵茵的那种草甸，从没有见过，特别恍惚到仙境的感觉，那叫一个美啊，躺在上面不愿意起来，结果第一个镜头就选择了那里。对《红象》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这帮人分工特别好。看完外景后壮壮回到北京搭班子，我留在云南跟缅甸方面谈借大象的问题，谢小晶从《小院》开始就负责找演员，找来的人一个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了，所以《红象》里也由他来找几个小演员，真是服了谢小晶对角色的敏感，找到的孩子和人物非常吻合，那帮孩子对谢小晶崇拜得不得了。我负责打板、整理场记单，把第二天要拍的画一些示意图。田壮壮是“灭火”的灭火，“点火”的点火，因为大家都服他啊！以他为主摆机位什么的都听他的。侯咏属于做事特别稳重，特别精确的人，让人有一种信赖感；吕乐做事很有激情，他有他独到的想法。所有写字的事情他们都让我来干，写导演总结时心想总得写得艺术点吧，就加了很多理论感受进去，结果大家觉得：写得挺好的，就不太像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是那种特别能干的，特别受用，我现在依然是这样很受用这种制作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精彩都是存放在我们的记忆里的，这要比最终展现在银幕上的东西精彩得多。
1990年我拍了一个反映田径运动员的片子《挑战》，就忽然想到“夸父逐日”这个传说，其实夸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一个，而是整整一群，是“夸父族”，我指的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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