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1年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他一直陆陆续续地写过几个剧本，几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商业广告片的拍摄。但他并没有忘记对电影的追求，潜心积累、酝酿。他想拍摄一部代表自己对电影理解的作品，不仅仅是故事的特殊性，而是以何种方式去述说这个故事，作为导演，他更关注的是操作整部电影的控制力，也就是电影语言本身。
李欣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出身导演世家，他的父亲李歇浦是上影厂的著名导演。2001年他的第三部影片《花眼》入围柏林电影节“世界大观”单元，使他从此颇受关注。很难说是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还是性格上的执拗，当他的很多同班同学都去接电视剧的“活”的时候，李欣却为了《自娱自乐》折磨了自己4年。请来尊龙饰演农夫、李玟饰演村姑 ，这个设想本身就非常大胆，而且居然还被他变为现实。第六代导演区别于第五代导演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们的电影不管从题材到类型，都更加不拘一格，而且也真诚地表示出，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他们希望能够与市场获得双赢。
1995年，李欣编剧、导演了处女作《谈情说爱》，在片中他大胆运用了三段式的结构，三个关于“爱”和“情”的故事，各自独立成章，同时又以人物的“巧合”将三个部分相互关联，达成统一。年轻的李欣，从小生长在艺术的熏陶中，其父为老一辈的上影厂导演，但 是他没有完全接受传统的电影观念，他有一种新锐的观念，他认为唯美不是颓废的小资情调。《谈情说爱》中某些类似广告的充满质感的画面以及场景、服装、道具富有超脱感的色彩，都是他匠心营造的一种“梦幻”，这些与真实有一定距离的东西，正是现实的镇痛剂，他希望用它们来呼唤真情。《谈情说爱》荣获了1996年的大学生电影节“特别创新奖”。
李欣的生日，每年应该都会过得很喜庆，他于1969年大年初三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李歇浦和妹妹李虹，跟他是同行。他本人198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拍过多年广告。1995年，开始正始执导故事片。也是在这一年，王家卫以惊人的创作精力一气推出《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三部影片，一时，拥趸无数。李欣的初试啼声之作，立马就有人把李欣冠之以“上海王家卫”的雅号。对这部叫《谈情说爱》的影片，除了分段叙述和城市风景在外观上与王家卫有些暗合外，其精神气质与王家卫实则大厢径庭。人都有些懒洋洋，王家卫的懒洋洋对城市物语是种游离，是去留皆不计较的散漫行走。李欣的懒洋洋更单纯，更游戏化，他的城市症候是稍纵即逝的，一旦阳光来袭，他也不会作一脸幸福状，而是把这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人生际遇。
李欣电影的存在，从根本上并没有丰富电影的形态，他填补的只是一种电影心情。他和第六代导演的差异在于，他缺乏痛苦，既没有远大理想，也不会破罐子破摔。至于终极关怀，他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欣的电影不仅是在第六代群落里，对当下中国电影而言，也是最具时尚感的。流丽缤纷的影像织就的都市触觉无疑与新新人类刻意营造的百无聊赖不谋而合，爱情的错失不再伤筋动骨，而是恰如其分地丰富了人们的单调处境。而所有的悲喜，不再洞穿心灵的屏蔽，而变成了一种趣味。李欣的另一部电影《花眼》，比《谈情说爱》走得更远，电影语言也更为圆熟和自由。他收集了6个事关爱情的故事，实际上，他收集的还是趣味。著名录音师武啦啦饰演的电影导票员相信在天使眼里，只有人间有真爱迸发，被真爱击中的人额上就会出现红星，当天使收集到五颗红星时，他们就能赶上去天堂的火车。城市的童话意味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得到了彰显，这出童话的更大意义在于，正是爱情的无所不在，导致了现代人情感的自生自灭已呈提速状态。同时，导票员的身份也与李欣的电影取向达成了暗合，他的电影只是引领你进入，而非别有用心的请君入瓮。他的新作《自娱自乐》讲述的是一群农民拍电影的故事，更进一步地模糊了电影与受众的关系。也就是说，李欣将执掌电影话语的权限拱手相让给更广泛也更抽象的情绪表达者。电影的神秘感将在《自娱自乐》里得到某些实质性的瓦解，在电影表达普及化后，个人意志的传输将会变得空泛，这极有可能是未来电影的最大危机。
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大多对现实有着抵触情绪，阴郁的影调透露着他们对现实欲有所建设，却又无法行动的焦灼心境。假如说第六代导演张扬的是种“无能的力量”，那么李欣的电影是连力量也没有的，他舍弃了使命感，使影像仅仅成为一种散淡情绪的记录，并非常机巧地割裂了动荡不安的情怀起落。也可以说，李欣的电影手感不错，口感欠佳。尤以《花眼》最为突出，这部影片有着极为明确的小布尔乔亚质地，李欣提供了只是一种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情趣，并把这看成生活质量的根本，而对更深重的情感危机并没作太多的纠缠。
作为小资发源地的上海，李欣和同样具备上海情怀的娄烨也大异其趣，娄烨的小资有点无故寻仇觅恨的底气，上海是个阴雨不断，欲望不断受挫的魔域桃园。而李欣的小资却是听天由命，安然从容，他们自理和疗伤的能力都比较强。而上海则成了一个不忘闲愁的安逸所在。同为反映旧上海的《我血我情》就比《紫蝴蝶》要容易消化得多，当然也没有什么营养可谈。那是一部纯而又纯，并不太高明的商业片。不是说，李欣比娄烨的小资更健康，或者比娄烨的上海更有阳光。而是李欣比娄烨，包括娄烨在内的大多数第六代电影人，对生活常态有着更为明显的依赖性。
第六代导演从贩卖意识起家，到了李欣这儿，也算是走到了一个瓶颈。因为李欣对影以载道不感兴趣，这也使得他在纷纷扬扬的第六代导演群落里，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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