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穿越岁月沧桑，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真可谓花开花不落。导演严恭功不可没，他启用乔羽和刘炽分别为影片写词、作曲。从此，电影界有了一对金牌搭档。没有严恭，乔羽和刘炽也许就会与电影失之交臂，更不会有后来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旷世金曲的诞生，当然恐怕也就不会有词坛泰斗“乔老爷”和乐坛一代巨擘刘炽。
严恭执导《祖国的花朵》，时在１９５４年。斯时，乔羽还是２７岁的小伙，尚不见经传。刘炽３３岁，尽管在延安时就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称为“少年天才”，后又参加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但与乔羽一样，是第一次“触电”。那天，乔羽与小演员一起去北海划船，船桨荡起片片波浪，水中的塔影，如梦如幻；孩子们笑脸如花，引起他无限遐想，诗句不禁脱口而出：“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漂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刘炽一夜未眠，将歌词谱成两支曲子，哼唱之后，难分伯仲，便让导演定夺。严恭想了个主意，让孩子们听听，评评哪个更好，因为这插曲本来就是写给孩子们的！孩子们认定，现在采用的这首曲子好听，另一首虽然也很美，但更像是青年人唱的抒情歌曲。于是严恭高兴地采纳了小演员们的意见。
影片的编剧，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夫人林蓝。最初，剧名是《为了祖国的明天》，大家觉得太长，又缺少儿童片的味道，决定易名。可是，好名难求。于是，导演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剧组的小演员们。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好一顿“戗戗”，最后把《祖国的花朵》作为答卷。严恭觉得这个名字最为贴切，一锤定音。影片公映后， “祖国的花朵”，成为祖国未来和希望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对少年儿童关爱的时代符号，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
严恭是拍儿童片的大家。他所以为大家，不仅是因为他善于拿捏童心、童趣，长于儿童形象的塑造，更是因为他用于小演员身上的那片父母般的爱心。他把影片的拍摄全程，作为培养孩子健康人格、美好情操、崇高品质的实践。在《祖国的花朵》摄制组，他从孩子们的伙食、睡眠到学习功课，都想得十分周详。在他的力主之下，剧组给每一位小演员都买了一套新被褥，还特意从长春请来了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午饭和晚饭的标准是八菜一汤，而且，饭后有水果。同时，剧组还给孩子们请了保姆、生活辅导员和专职教师。
小演员们跟着他拍了半年的戏，不仅功课没有落下，而且个个思想都有长足的进步。这段拍戏经历，成为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珍贵回忆。饰演小队长刘菊的吕大渝后来成为电视工作者，她在回忆录中写过，在摄制组所领略到的“团队精神”，令她受用一生，即便是在处于逆境的时候，也从不看轻自己。严恭用其心血浇灌了“祖国的花朵”。
在中国电影的史册上，严恭奉献了两部儿童片经典之作，除了《祖国的花朵》，还有横跨新、旧两个社会的《三毛流浪记》。如果说，前者是歌赞新中国关爱少年一代的诗篇，那么后者就是控诉旧中国摧残儿童的檄文。严恭拍摄《三毛流浪记》可圈可点，留下许多佳话。在上海解放前夕拍摄的前半部分，为了躲避反动派的围剿，镜头是“偷拍”的。寻找扮演三毛的小演员的过程，更是费尽周折。严恭看过的孩子无数，竟没有一个具有张乐平笔下三毛的神韵。就在焦急万分的当儿，他在昆仑影业公司的门口，瞧见一个蹲在地上弹玻璃“弹子”的孩子。他下意识地扭过那满是尘土的小脸蛋儿，觉得挺有味道。一打听，他叫王龙基，是电影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还上过镜头。严恭和搭档赵明一商量，“就要他啦！”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严恭执导的儿童题材影片还有《罗小林的决心》和《朝霞》，并写有剧本《哥哥和妹妹》，由苏里搬上银幕。他所以对儿童题材情有独钟，是因其有过苦难童年，１３岁时就到米店做工，尝尽辛酸；后来又受到反动当局的戕害。因之，他要控诉旧社会的黑暗，讴歌新中国的艳阳天。按理，他应该沿着儿童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可出于种种原因，他没能这样做，这多少是一种遗憾。后来他曾致力于喜剧片的探索，拍摄有《满意不满意》等影片。他一生执著，不懈追求，执导的影片多姿多彩，构成瑰丽的艺术画廊。他于上海进入电影界，在长影度过盛年，晚年转入南京电影厂。今年他已九秩有五，在紫金山下颐养天年。在赠好友苏里的诗中，他写道：“耄耋之年逢盛世，淡泊人生不显彰。”这位中国影坛的育花人，纵有煌然之绩，也以谦逊自勉，平淡之风，教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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