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干起电影工作来呢？
完全是偶然。由于我会绘画，于是在一间小型的广告公司画海报。之前也画过广告牌。我最初绘画的广告牌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电影版。不过，我研究老舍是在他自杀之后，是很后期的事。但可能也是个缘分吧。其后，我在吴性裁和费穆搞的龙马电影公司做过一段短时期的广告工作。在干画海报和广告牌工作的同时，我还当过家庭教师，教英语。有一天，学生的父母看见我画的海报，说："啊，这个很不错，你来帮我好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人，叫沈天荫。于是，我进了长城的美工科，干起"陈设"（setdecorator）的工作来。我的主任是万古蟾，就是拍出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的万氏两兄弟的其中一人，他是弟弟，是中国动画之父。李翰祥和我在美术方面都是他的徒弟。万先生在1949年去香港，不久后又回到上海去。他在1988年以90岁高龄再访香港，并说一定要见我和李翰祥。
后来我由长城转到永华之后，严俊导演正在为《吃耳光的人》与《笑声泪痕》两部片物色一个青少年角色，我正在做他那部片的美术和装饰，不知怎的给他看中了。那次是我第一次演戏，而且还是当其中一个主角。我想也没想到会当主角，女主角是林黛，李翰祥当副导演。我是在那时认识李翰祥的。
特别是从严俊导演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当时（之前是怎样我就不太清楚了），香港兴起了研究爱森斯坦、普多金夫和巴拉·巴拉兹的理论，我也学了。我当时是想，如果将来要做导演的话，该怎样做。导演的实际技巧，是从导演那儿学，但在理论方面却始终很弱。于是就自己找书看了。
答：重要的是，在当副导演时看了那些书，始终是很有用的。如果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下去看那些书，会非常难明白。但有了工作上的经验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
不论什么，戏剧也好，都是在继续性、连续性中表达的。而电影则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可以通过剪接，即是蒙太奇的方法去表达的。
日本片嘛，看了好多啊。有意识地看导演的话，是由黑泽明开始的。东宝在香港有分公司，负责人是我的朋友。此外我和川喜多长政交上了朋友。他会中文，在北京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
我很喜欢《七侠四义》。但最喜欢的是《流芳颂》。那是很好的片子。我是在香港东宝的试片室看的。不过是日本公映之后许久才看到，在香港并不卖座。
以演员身份工作的那间永华电影公司倒闭了。我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但6个月都没发薪水，几乎要饿死了（笑）。6个月都没有薪水，但我是怎样生活的呢？我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却会说国语，于是就走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当广播员。当广播员可以赚到钱，而且赚得很多。这个有线电台还出版一本叫做《丽的呼声》的周刊，在那里当编辑的，就是后来成了电影制片家的邹文怀。他也是一脚踏两船，是香港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因为生活费不够，所以兼做"丽的呼声"的编辑。我就是这样认识邹文怀的。不过，当时还在继续当演员。其后，邹文怀和Bob Burton（编按：香港"美国之音"创办人）在香港开设了"美国之音"电台，我就和邹文怀一起加入了"美国之音"。但一边仍在当演员。
廖承志写信来给香港的文化人，请教我们怎样才可以向世界市场宣传中国电影，并请我们回去跑一趟。廖承志当时刚好从美国回来，他是华侨办公室的主任。他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我们，那地方实在好豪华。当时还没有合营的酒店，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本来是不会让记者知道的，但给香港一家杂志出卖了，它的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把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登了出来。台湾方面应该是看到那报道而知道的。香港惯于以传统的政治有色眼镜看人，发生什么问题就麻烦了，不过我矢口否认，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廖承志托人叫我将在台湾拍的第一部作品，即是那部极为卖座的《龙门客栈》的录影带去给他，我于是就带去了。
除了跟廖承志讲过之外，也跟电影有关的管理部门，和管文化的官僚讲过。我说，想拿电影去国际电影节拿奖，跟想打开国际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是想拿奖的话，也有一些拿奖的拍法。去电影节拿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话，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那会非常困难。而且，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是美国和加拿大，那边是不看你作品的水平的。但这也是难怪的，因为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人家并不一定会看他们不熟悉的作品。所以，对中国电影来说，那边是没有市场的。这跟作品的好坏无关。但在电影节拿奖却不难。只要不断拍，总有一天会轮到你拿奖（笑）。不过，市场就别寄望了。就算好运也不行。这不单是中国电影，就算是日本电影也打不开市场，甚至连法国电影也不受美国人欢迎。这已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了。
拍那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社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于是说："那可好呀。"但他却说："有什么好呀，社长是叫我在一个月内拍好呀！"我问："为什么那么赶？"他说："另一间公司国泰也要用大明星李丽华和尤敏拍这个故事，所以要想赶在他们之前拍好。"我于是说："那可辛苦你了。"但他却说："辛苦的是你呀。"一听，我心想："不会吧。"（笑）何况，那又是黄梅调（笑）。我于是答："那可不行，别开玩笑……我可不懂黄梅调。"他却说："没关系啦，行的。"然后，就把剧本撕成两份，说："这份由我拍，那份由你拍。不管怎样你都要拍呀。"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明白了。我们再说吧。"但回家看完剧本后，我对李翰祥说："这个不行，我绝对拍不了。"他问："为什么？"我答："这个剧本完全没有故事，只是说梁山伯跟祝英台一起念了三年书，是对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这还算是剧本吗？这样我拍不了。"但李翰祥却说："行的、行的，没关系啦。你马马虎虎拍就是啦。"我听他这样说，只好说："那么，这样吧。你拍有戏的部分，我拍场与场之间的接口，就是上山下山，学校的场面和在路上的场面，然后让你连起来。"总之是无论如何急着要拍。但男主角梁山伯用什么人演呢？有人介绍了一个演地方戏的、该是从上海来的演绍兴戏的演员给我，名叫任洁。我一看，就知道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她是个女演员呀（笑）。因为是用女演员去演男角。后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找新人，一找之下，找到了一个专门在幕后代主角唱黄梅调歌曲的女演员，她一边唱一边真的会流泪，很叫人感动。问她的名字，是叫小娟，她本来是在剧团唱的，我们决定用她反串当男主角。因为是主演，所以为她改了一个艺名，叫凌波。
我不知道卖座的真正理由是不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那么受欢迎，除了老年人和年青人都喜欢看之外，还有是同性恋的观众也很多。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由女性演出。这并不是统计得出的结果，但很多人看到女性反串的装扮，会边看边说："好漂亮啊。"。
但为什么会拍这些黄梅调电影呢？原来是因为邵逸夫看了大陆的黄梅调电影。有一部大陆拍的，叫做《天仙配》的作品，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著名的故事，讲一个穷书生董永和仙女的结合。这是部正统的黄梅调，即是说，是以前已有的黄梅调。这部片在香港的票房相当不错。所以，邵逸夫就学这部片，自己也开拍黄梅调电影。他在开始考虑拍什么故事时，李翰祥随口说了句："不如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但李翰祥想不到要由他自己立即开拍（笑）。之后，我们知道为什么会立即开拍，那是因为竞争对手的国泰也要立即开拍之故。因为《天仙配》的票房好，所以就跟风拍。邵逸夫是个不那么具创作力的人。他看见人家赚了钱，所以要抢先拍，以免给国泰先抢了。
受老舍的影响，如老舍的小说《火葬》。剧本是我创作的，但有小部分是从老舍的《火葬》中获得灵感的。此外，我从《四代同堂》也拿了一部分过来，创作出《大地儿女》的剧本。
之前我是没有研究的，只是喜欢看他的小说罢了。有一次--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香港的杂志《明报月刊》刊出了有关老舍的文章，但文中有很多地方出错，我于是向该刊的总编辑胡菊人说："这文章很多错处。"他一听，就说："是错的话，那么，不如你来写一写吧。"所以我就写了一篇给他。那是1973年的事了。然后，他又来说："再来一篇吧。"结果，写呀写呀就写成一本书了（笑）。不过，我真的做了许多调查。这大概是我自己最花钱写成的文章。我去过伦敦的东方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现代中国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等地方，调查了许多资料。写这些文章还有一个理由，那是因为老舍自杀而死，但当中的经过不太清楚，我想了解真相，所以执笔写那些文章。就是这样，有位叫保罗·巴迪的朋友，他告诉我很多关于老舍自杀的事情。保罗·巴迪是法国研究老舍的权威。我研究老舍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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