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一，中国电影导演。1912年生于江苏吴县。1930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6年，他经史东山介绍，加入新华影业公司，并在几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此后，当过话剧演员，编剧。1939年赴新疆工作被军阀逮捕入狱五年。1947年协助史东山完成了联华影艺社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1949年王为一拍摄粤语故事片《珠江泪》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建国后先后在上影、珠影、北影任导演，拍摄了《山间铃响马帮来》、《南海潮》。
王为一先生的家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客厅挂着一幅赵丹画的梅花图，笔意寂寥，画上题字：“本拟自存，阿王来，索之去。”王为一悠悠地回忆：“赵丹的画都很热闹的，这张画很冷。他想拍戏，但是拍不成，只好画画。我去看他时，他在家里很寂寞。他说：‘阿王，你从来没有问我要一张画。’我说：‘你画得不好，要来干什么？这张画还可以，给我吧。’他说：‘这张画是我自存的。’我说：‘不要了。’他说：‘好好好，给你。’”
去年是中国电影百年，九十多岁的王为一参加了赵丹诞辰九十周年、蔡楚生诞辰一百周年等纪念活动，又应邀写自传。几乎忙了一年后，今年才有了稍为平静的生活。如今出门不方便，就很少离开珠影大院。最近听说《疯狂的石头》是喜剧，夫妻就到电影院感受一下现在的喜剧。
王为一的生活都由妻子郑旭打点妥帖。望着郑旭，王为一笑道：“小时候，有一个和尚到家里来化缘，说我是‘三妻之命’。家里人就笑话我将来要娶三个老婆。我觉得是迷信，一直到1997年和郑旭结婚，忽然想起当年‘三妻之命’一说，果然如此。”
王为一前后娶了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舞蹈演员俞佩珊，当年曾和赵丹合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王为一关进新疆监狱后，俞佩珊以为王为一被害了，就和赵丹的妻子叶露茜一样改嫁。王为一回到重庆后和第二个妻子乐陶结合，相处50年。
十几年前，乐陶还在世。有一次，王为一在珠影篮球场打太极拳，忽然看见远处有一位气质不错的妇女也在打太极拳，他觉得珠影厂没有这个人，哪里来的呢？这位妇女就是郑旭。郑旭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歌唱演员，丈夫张棣昌从长春调来广州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第三届主席，1990年去世。郑旭因为很久没有打太极拳，忘记了，就过来请教王为一。
王为一认识郑旭之后，把她带到家里介绍给乐陶做了朋友。两个妇女在一起谈孩子，谈丈夫，乐陶把王为一的性格爱好全告诉了郑旭。1996年，乐陶去世。这时，郑旭家已搬出珠影厂，偶尔来看看王为一，王为一也去看看郑旭，聊得很对劲，就在1997年结婚。王为一说：“乐陶在的时候已经把我的情况全部告诉郑旭了，可以说是乐陶为我们两人做了媒。”
俞佩珊现在人在美国，多年来一直和王为一有联系。现在俞佩珊打电话到王家，由于王为一耳朵不好，便由郑旭代为通话，两人聊得很投机。
和赵丹同学
王为一1912年生于上海。193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美专剧团的赵丹、徐韬成为密友。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擅长拉二胡，曾为电影《渔光曲》配乐，首次接触电影。1933年，王为一加入聂耳为队长的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队。1934年10月，由于王为一从事进步运动，国民党准备将其逮捕。王为一在其妹妹的婚礼上，摆脱特务盯梢，由上海至香港。
南方都市报：你和赵丹是同学，早年都学画画，后来都从事电影？
王为一：我们是上海美专的同学，他学中国画，我学西洋画。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
王为一：在美专的时候，我参加美专剧团了，主要是赵丹和徐韬两人在组织这个事情，我们三个对戏剧工作特别有兴趣，从此就成为好朋友了。这时赵丹跟上海左翼戏剧联盟有联系了，上海左翼戏剧联盟就邀我们三个加入，这个联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公开的，要互相保密。譬如说，我和赵丹、徐韬三个人要参加三个不同的小组，我们三人住是住在一起，但是互相不讲的。
南方都市报：怎么和聂耳认识了？
王为一：聂耳跟我同岁。他也是剧联的成员，那时候剧联是不分电影、音乐、话剧的，这样大家就认识了。后来我离开学校之后，在找工作，看见报上登载百代唱片公司成立民乐队招聘演奏员的广告，我会拉二胡，就拿了把二胡投考去了。聂耳在主持百代公司音乐队，他是主考，我原来不知道，要是知道就跟他打个招呼进去了。他发现我，我也发现他，一见面，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是来混口饭吃的。”他说：“好，取了，不用考了。”我就在他主持下搞了八个月，他下面也就我们四个人，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多练些乐器，这样就一专多能，将来演出可以多些表现。聂耳主要是要改革民族音乐，后来老板要改成西洋乐队，可以开小的舞会赚钱，聂耳就不干了。我说：你走我也走了。我又问：你去哪里？他说要出国去学音乐作曲。
南方都市报：后来跟聂耳还有没有联系？
王为一：聂耳在出国之前写了《义勇军进行曲》。我进制片公司干活去了，没有联系。后来才知道他到日本游水时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离开百代公司之后，你去了哪里？
王为一：我进了艺华影业公司。那时候组织上希望想各种办法进制片公司，因为那时候地下党就靠夏衍他们的电影小组，要打进电影界，扩大电影小组的活动。进了艺华公司三个月，国民党就要通缉我了。大概是我演戏演得比较多，因为那时候剧联的戏比较激烈一些，我演的戏反对统治阶级尖锐一些。这样组织就通知我到香港去躲一躲。
南方都市报：离开上海那天是你妹妹举行婚礼？
王为一：是的，我叫赵丹、徐韬一起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通缉令在特务手里，这个特务知道我父亲现在要嫁女儿，有点钱了，就通过我父亲的朋友跟我父亲联系上了，要多少钱卖掉这张通缉令。正在讲价钱的时候，我妹妹结婚了，这样我就知道他现在不会抓我了，因为正跟我父亲谈判嘛。我就故意请了老朋友到妹妹的婚礼上露露脸，表示我没有走。就在那天晚上，婚礼结束的时候，我就走了，坐轮船去了香港。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父亲有没有给特务钱呢？
王为一：给了。我不走的话，就会给很多钱，我一走了，就可以少给钱了，只给了一点钱。(笑)我去了香港一年半就回来了。回来时也不改姓，也不改名。(笑)
四年铁窗，太太改嫁
1935年底，王为一由香港回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不久，在史东山导演的电影《青年进行曲》任副导演。1937年抗战爆发，王为一参加救亡演剧队第三队，辗转跋涉，经南京和长江各埠，到达武汉。武汉失陷后，转赴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王为一和赵丹、徐韬、朱今明等深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的影响，向往苏联。1939年夏，他们赴新疆开拓话剧工作，准备从新疆前往苏联学习。不料遭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过了数年铁窗生活，这期间他们的妻子以为他们已亡故，纷纷改嫁。
南方都市报：抗战爆发后，你参加救亡演剧队，主要做什么？
王为一：那时候共产党组织了救亡演剧队到各地宣传，我们演剧。演得不错，国民党就要求我们挂他们的招牌做宣传，组织上也安排要跟国民党合作。现在说起来，国共合作最早的一个小队伍就是我们这个演剧队了。后来到了武汉，情况又变了，因为国共合作比较明显了，成立了一个政治部，正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在武汉时，合作的气氛非常强烈，一些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参加到政府的机关工作了。后来到了皖南事变又不行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对苏联很向往吗？
王为一：在上海时就向往了。可以看到苏联的电影、杂志，那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也传过来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到要去苏联呢？
王为一：当时我到了重庆，很多文化人都集中在重庆。我们忙着演戏，我和赵丹都觉得这样演不行，就很向往苏联有艺术学院，想去学习。这样就了解到新疆当时跟苏联的关系很密切，新疆军阀盛世才标榜六大政策：反帝、亲苏等等。我们看了杂志，知道新疆是比较开明的地方，茅盾、杜重远都到新疆工作。我们脑子里对茅盾很崇拜的，他都去了，我们就想先到新疆，通过新疆的关系，以后再找机会去苏联的艺术学院。我们想去苏联就学他们一整套的表演体系，回来后如果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在上海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戏剧学院。
南方都市报：到了新疆，有没有见到盛世才本人？
王为一：见到了，他还请我们吃饭，开始很客气的。介绍人是茅盾、杜重远。现在当然了解到盛世才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他很妒忌人的，怕人家地位名誉比他高，对他有威胁。杜重远当时是新疆学院的院长，带着学生到处去参观访问演说，对当地的问题也提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看上去是盛世才妒忌，就把杜重远抓起来了，说他领导阿尔塔山暴动。因为杜重远是我们的介绍人，当然就牵连到我们了，把我们也抓进去了。开始抓了赵丹、徐韬两个人，进去八个月之后，我们另外三个人也进去了。赵丹、徐韬关了四年八个月，我们就关了四年。
南方都市报：在监狱里的生活怎么样？
王为一：生活很简单，我们是政治犯，一间间房间关起来，都不知道隔壁房间的情况，只有一个小窗口透空气，一个便桶放在那里让你自己解决，吃饭时就打开小门。每天放两次风，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南方都市报：你在里面能干什么呢？
王为一：我看了些书，《红楼梦》我看了四遍。(笑)我也出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是怎么来的呢？我跟一个哈萨克歌手关在一起，他会讲一点点汉语，他唱起歌来，我问他唱的是什么？他说是他们民族的生活，我就把它记下来，加以整理。我没有纸和笔，是在《普希金文集》空白上记下来的，把煤灰渗水，用扫地的稻杆，修一修就沾煤灰写了。四年以后，我就把原稿带出来了。经过几年的整理，到1957年出版这本《游牧之歌》。在新疆住监狱的副产品就是出了这本写游牧生活的诗集。(笑)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机会出来的问题？
王为一：不想的。因为新疆有这么一个气氛，政治犯根本就不判的，这样所有进监狱的人很少很少能出来。要利用你的时候就让你出来，很多人就在里面呆着就算了。除了天下变了，也许有机会出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希望了。
南方都市报：有家里的消息吗？
王为一：家里后来也没有消息了。后来政局变了，盛世才走了，外面传了很多消息进来。讲起来很好玩的：开始苏联很强盛的时候，盛世才依靠苏联。德苏战争时，苏联开始败了，莫斯科危急时，盛世才就把苏联领事馆取消了，把苏联专家赶出去了。八路军原来派许多干部来新疆帮忙，也被关起来了。可是德苏战争又变化了，苏联打过去了，攻克柏林了，法西斯垮台了。盛世才又要恢复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就不理他了，据说给蒋介石打招呼说，新疆我们不管了，这样国民党就整盛世才，叫他走了。他一走，国民党来了，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不放，我们这些人不是延安来的，就把我们放了。还想利用我们在新疆帮他们干活，我们就想尽办法回来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大明星赵丹，老百姓都知道，很有号召力的。
南方都市报：赵丹回来以后，发现他太太已经改嫁了。
王为一：那时候以为我们都死了嘛。她们几个女的回来时，也有些曲折的。新疆方面让这几个女的都回去，这几个女的就说要跟先生见见面，他们说：你们到哈密就可以见面。哈密是搭飞机的地方，她们以为把我们放了到哈密，在哈密没有看见我们，就问他们：我们的先生怎么不来？他们说：不来了，你们上飞机走吧。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死掉了，要不然怎么不回去呢？她们到了重庆，各有各的路。赵丹的妻子叶露茜是一个演员，后来人家就介绍一个党内的同志和叶露茜结合了，结合之后我们才放出来。这也是很戏剧性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太太呢？
王为一：我们几个原来都有老婆的，都改嫁了，回来之后一个老婆也没有了。(笑)都以为我们死掉了，她们很年轻嘛。
现实主义粤语片的起点
抗战胜利后，王为一回到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联华影艺社(后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初，王为一作为副导演，协助史东山导演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次年，他和徐韬合作导演了电影《关不住的春光》。1948年冬，内战加紧，昆仑影业公司的主要创作领导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撤离上海，南下香港，筹建南国影业公司，为“昆仑”准备后撤之路。不久，王为一调往香港。1949年，王为一导演了南国影业公司的第一部粤语片《珠江泪》，被誉为“现实主义粤语片的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当导演的？
王为一：不是有意识地喜欢。那时候参加剧联，帮助学校、工厂排戏，多次排戏之后就掌握了导演技巧，这样就对导演工作有兴趣了，觉得一个戏更重要的是导演。因此就慢慢走上导演的道路。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跟蔡楚生导演认识？
王为一：蔡楚生很早就导电影了，《渔光曲》在中国电影史上很重要。他在导《渔光曲》时，我就认识他了。因为我会拉二胡，《渔光曲》里有一场戏，其中的舅舅拉胡琴，要配音，当时民乐很少人会的，朋友就拉我到配音的地方，介绍给蔡楚生。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周恩来要求我们自己在上海建电影厂，第一部电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当时用联华影艺社的名义。后来国民党同意在上海建厂了，我们就成立昆仑影业公司，这是解放前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唯一的电影厂。
南方都市报：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第二次去香港？
王为一：到了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在垮台之前，特务工作抓得很紧。昆仑影业公司非常危险，当时有些进步人士都逃到香港去了。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三个人先去香港，准备昆仑影业公司如果在上海关门，就把力量移到香港去，继续拍进步电影。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是老前辈，就让我这个年轻人去香港帮他们工作，在香港，我们成立了南国影业公司。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开始琢磨拍粤语片了？
王为一：蔡楚生是广东潮阳人，对粤语片很有感情，他认为以前拍粤语片的人很多，但是拍的片子都比较落后、无聊。他提出要改革粤语片，他有一个故事，是陈残云写的《珠江泪》。我一到，蔡老就问我：我拍粤语片，你拍不拍？因为大家不愿拍粤语片，粤语片无聊嘛。我说：你拍我也拍。
准备好要拍片子时，人民政府成立了。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三人就调回北京准备参加政府工作了。本来我也要回去的，但是片子已经准备好了，蔡老就让我留下导演《珠江泪》，他在家里设计好了，我到现场去拍，我们联合导演。蔡老走前，让我一定要拍好，提高粤语片的水平。在香港拍粤语片，最了不起的一部粤语片不到一个月就拍完了，普通的片子三五天就拍完了。剧本也不公布的，怕人家偷去，连老婆都不知道的。(笑)演员、摄影师常常早晨在这里拍一部戏，下午到那里拍另外一部戏，一天同时拍三部戏都可以，这样怎么保证质量呢？因此我提出要把昆仑公司的作风拿过来，把剧本印出来，每人一本，大家一起研究。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粤语讲得好吗？
王为一：(笑)讲得不好，香港演员也会讲一点普通话，讲得不好，但大家可以交流。我现在才知道粤语的尾音很重要，在那里学了不少粤语。我当然不谈理论，只是说了一些话，譬如说，这部戏拍出来，要达到“导演看不见导演，演员看不见演员，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不耍花哨，要很真实，像生活一样。当时他们说：这四个看不见就是理论了。在香港拍片是从不讲理论的。
南方都市报：《珠江泪》完成后，在粤语地区影响怎么样？
王为一：影响当然大了，这是第一部很认真的粤语片。拍戏时，很多景在香港没办法拍，等到广州解放了，我们就到广州来取景。这片子在1949年底、1950年初公映，新政府刚刚成立。片子是反映抗战胜利后地主压迫农民，老百姓要去解放家乡。这样一个题材在香港放是很特殊的，那时候香港的老百姓是不喜欢共产党的，听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嘛。但是片子在艺术上处理得比较好，除非是真正的反动派，很多人都说这部片子拍得好。现在有人讲，香港电影在50年代转入新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从《珠江泪》开始了。
用粤语拍《七十二家房客》
1951年，王为一回广州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领导工作，兼任华南文艺学院戏剧部主任。1952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因故停止筹建，他先后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1958年，再次回到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次年，与蔡楚生联合导演《南海潮》，按照创作计划，这部影片分为《渔乡儿女斗争史》和《天涯海角恩仇记》两集。1961年，上集完成上映，下集因故一直没有拍成。1963年，王为一导演了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
南方都市报：1963年怎样导演了《七十二家房客》？
王为一：当时有香港银都公司领导廖一源来广州，想邀我拍一部电影，面对海外华侨。我说：现在上海有一个滑稽戏在广州演出，讲上海话的，叫《七十二家房客》，观众很喜欢，你去看一看。他说：我看过了。我说：这个戏能不能拍呢？他说：好啊，可以拍。我说：这个戏讲上海方言，要面对海外华侨，就要拍成粤语片。他同意了。这样就通过侨委出面，侨委跟北京商量来商量去，上海话剧团要自己演，这是他们的看家戏嘛。侨委就不同意，说用上海话到海外没有观众的，我们就是要拍粤语片，找广东名角来演。后来，北京就提出这样的办法：可以用粤语拍，但是拍了之后只能在粤语地区和海外放映，全国其它地方不能演，这样上海话的戏还可以演。条件讲下来，就把剧本买下来了。我们找了广东演员，情节也是按广州地区的风俗习惯，拍了《七十二家房客》。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后来被公认为粤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王为一：(笑)当时拍的时候是凑合的，因为为了等蔡老来拍《南海潮》下集，仓促赶出来的，时间很短，大概三个月时间就拍完，景是内景，外景也是搭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周星驰的《功夫》你看了吧？
王为一：看了。《功夫》这个外景一看，就像《七十二家房客》，据说，他拍戏的时候，美工问他搭个什么景，他说：搭个《七十二家房客》的景就行了，搭得大一点。戏的开头也是二房东把自来水龙头关了，这也是《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戏。他看过《七十二家房客》，但《功夫》是另一个喜剧路子。
南方都市报：后来《七十二家房客》在“文革”中给你带来了麻烦？
王为一：“文革”中我最大的罪状就是《七十二家房客》，这是“毒草片”。说是“黄色”，我也看不懂，哪里有“黄色”呢？最滑稽的就是，《七十二家房客》因祸得福。“文革”后期，我们厂组织革命群众来批判两部戏，其中一部是《七十二家房客》。要扩大影响，就借了一个大摄影棚，第一天放片子给革命群众看，第二天拉导演去挨批判，交待罪行。我们那时候关在牛棚里，批判的地方离牛棚很近，大概一百步路，喊口号都听得见的。外面贴着标语，“王为一”三个字上面打上叉叉。革命群众在看《七十二家房客》时，都笑了，批判会就不好开。第二天我等他们来叫我，也没有来叫。两天、三天都没有来叫，标语都让雨淋得掉下来了。(笑)
“文革”结束后，北京成立一个复审小组，把所有封存的片子都拿去放，没有问题的片子就可以拿去公映。一看《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片，在座有懂得广东话的人就翻译，看完觉得很好，为什么没有普通话版呢？叫发行公司出一笔钱，由珠影厂翻译成普通话，这个片子可以全国发行嘛。他们不知道“文革”前有那个决定，这是粤语片，只能在粤语地区放映。审查小组也就不管了，让发行公司拿了一笔钱，还指定原来的导演负责翻译，保持原来的风格。当时我们听了很高兴，得到一笔外快。(笑)这个片子就全国发行了。这就是因祸得福。这也是一个喜剧。
南方都市报：现在你觉得自己拍过的电影中，哪一部最喜欢？
王为一：没有，一部也没有。(笑)我内心还是喜欢搞喜剧的。喜剧最难搞，比悲剧难搞。悲剧是演完让人有一点伤心就行了。喜剧不同，喜剧是开场一刻钟，没有笑声，戏就失败了，说明这个导演一点本事也没有。笑声是考验导演的。但不等于说，有笑声就好，可能是莫名其妙笑的，很庸俗的动作也可能引起观众的笑声，跟剧情没有关系地开个玩笑，观众笑了，这不是真正的笑。喜剧不等于笑剧。它的笑都是为剧服务的。我认为要观众笑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把剧连接起来，一个一个地笑，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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