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1933年出生于辽宁本溪，国家一级导演。1955年主演影片《董存瑞》，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演员一等奖。1962年在影片《哥俩好》中饰演孪生兄弟陈大虎与陈二虎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于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文革”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过《梅花巾》、《雅马哈鱼档》、《少年犯》、《特区打工妹》、电视连续剧《破烂王》等。《少年犯》曾获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张良说
郭维导演挑了我去试镜（演董存瑞）。结果我一看银幕形象，傻了，怎么这样啊？跟小老头一样，脸上还坑坑洼洼的！这不是歪曲英雄形象吗？这不是“犯罪”吗？所以我决定退出。
那时候的观众跟现在追星绝对是不同的，他们是向董存瑞学习，完全把我当成了董存瑞本人，而不是什么明星！
德艺双馨，首先你的“德”不能低于你要扮演的英雄人物。如果思想品质达不到这种要求，你就演不出来那种境界，也不可能感人。那人家还能信你吗？
文化的定义也不能太狭隘，不要以为光有几部电影、几本小说就有文化了，现今文化已经融化到整个经济的血液里去了。广东的包容大度、灵活变通和敢作敢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然怎么可能这么敢干！
和董存瑞一样，张良15岁参军；16岁，已参加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他，又当上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军乐团最前排的鼓手；22岁，张良在银幕上扮演了英雄董存瑞，从此在这圈耀眼光芒下，承受了几代中国人的巨大敬仰。
39岁，命运把他推向羊城，终于重返电影圈。但这次归来并非演员张良的重生，而让中国电影意外收获了一位好导演，《雅马哈鱼档》、《少年犯》、《女人街》……哪一部不是响当当的票房保证！这个东北大汉，倒成为新时期“南国都市电影”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电影史上转型最成功的“男一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张良也从艺61年了。可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他，老态全无，神采飞扬。无论是讲到意气风发的军旅历程，还是忆起坎坷艰难的下放生涯，张良语调中的那份英雄气概，始终都在。
一生都被董存瑞的光环罩住
自惭不够英俊惶恐请辞
后终领悟英雄不是天神
羊城晚报：听珠影的同志说，您这个月初刚从青岛领奖回来？
张良：是啊，我这次去是领取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这是我们演员行当里自己评的最高奖，而且是以德艺双馨为标准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这次给了田华、王心刚、王晓棠还有我。
羊城晚报：看当年您参加电影《董存瑞》拍摄的资料，有个地方不明白：为什么您一方面曾因觉得自己形象不够英俊差点打了退堂鼓，后来却又能塑造出一个有点贪玩、固执的少年董存瑞形象呢？就是说，没有把他演得高大全？
张良：这当然是有个过程的。那个时候部队教育我，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战士塑像，向英雄学习，表现英雄，绝不能歪曲英雄。1955年，长影的郭维导演挑了我去试镜。结果我一看银幕形象，傻了，怎么这样啊？跟小老头一样，脸上还坑坑洼洼的！这不是歪曲英雄形象吗？这不是“犯罪”吗？所以我决定退出，第二天回自己的部队去了。
羊城晚报：那导演是怎么留住你的？
张良：郭维把我的优势劣势掰开揉碎了讲一遍。他说，你和董存瑞的经历非常像，都是15岁参军，而且你有多年的部队生活，辽沈、平津战役、抗美援朝都参加过，又在舞台上演了那么多年的戏。你的素质、气质，都很出色！
郭维说，但是你不该把董存瑞神化了，“你以为他天神哪？你以为演《封神榜》哪？”他告诉我，要演好董存瑞，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非常亲切地来自农村的一名普通士兵。这个英雄可能会有缺点，很有个性，而且这种个性里头可能还有他的不成熟，比如任性、倔强，是一个“带毛边儿”的形象。我说：“这还是英雄吗？”郭维说：“他小时候是英雄吗？不就是一个农村娃吗？英雄是千锤百炼的，经过部队的纪律最终锤炼出来。”
羊城晚报：这样一说您心里就通了。
张良：对，就通了。后来人们那么喜欢电影里的董存瑞形象，我觉得除了被他的英雄气概震撼，也跟喜爱有“毛边儿”的少年“四虎子”（董存瑞的小名）形象有很大关系。
爆红时出门须警察开路
追星涵义不同狂热无异
羊城晚报：影片公映后您一下子就“火”了吧？
张良：我只要一出门，全被围住了，没警察解围根本走不了。但是那时候的观众跟现在追星绝对是不同的，他们是要向董存瑞学习，完全把我当成了董存瑞本人，而不是什么明星！大家慷慨激昂谈的问题都是“英雄感动了我”、“我要向他学习”、“为国报效！”不像今天人们强调的是对某某明星的偶像崇拜。
羊城晚报：扮演这位英雄，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张良：我这一生已经被董存瑞的光环罩住，实际上已经不能摆脱了。不是我想不想
的问题，我没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走到哪儿，人家都叫我“董存瑞”。所以，你就不能给董存瑞抹黑！我这一生的制约就是这样形成的。
羊城晚报：那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很累？
张良：是很累，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律。多年来，不管你像不像董存瑞，那你还是个军人，还是个共产党员，这几个形象都要维护，要有气节！
王宝强灵气足演活军人
盼他做董存瑞精神传人
羊城晚报：从您刚才那一番话里，我似乎理解为什么最近围绕着谁来扮演英雄人物，老革命们会和现代的年轻人有很不一样的标准。你们认为，扮演英雄人物的人，自己也得有一定的道德要求，对吗？
张良：所以我要说德艺双馨，首先你的“德”不能低于你要扮演的英雄人物。如果思想品质达不到这种要求，你就演不出来那种境界，也不可能感人。那人家还能信你吗？我自己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做董存瑞的精神传人。
羊城晚报：那您觉得现在由王宝强来扮演电视剧中的董存瑞，他能当这个精神的传人吗？
张良：我倒觉得不管他是谁，只要他向董存瑞学习，全力以赴塑造这个形象，把董存瑞的精神传下去。我看过王宝强的几个戏，我都喜欢，《暗算》、《天下无贼》、《士兵突击》都看过。这一路走过来，小家伙很有灵气，也很有人缘。
羊城晚报： 那他演军人，你觉得像不像？
张良：像！你从《士兵突击》就能看出来，他吃了很多苦！真正到部队里生活过、摸爬滚打过。否则根本出不来这个劲，演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我要鼓励王宝强：把董存瑞的精神，一站一站地像接力棒一样传下去。我们不是老少演员在那儿比演技。我1955年第一站演了董存瑞，现在50多年过去了又出了个“董存瑞”，不是接班了吗？再过些年再出一个，传下去，这多好！
开国大典站军乐团第一排
临阵磨枪自嘲滥竽充数
鼓声犹在难忘当时狂喜
羊城晚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年您参加过开国大典吧？
张良：对啊，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我们师从东北打到北京，后来就成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搞开国大典需要一个军乐团，就把我们这些剧社军乐队的也抽调到一起开始集训。我是作为鼓手来的，但其实技术不怎么样，有点滥竽充数。所以就赶快拜人家为师，苦练了几个月。那真是手不离鼓槌，吃饭敲桌子、开会时候敲腿，算有了点长进。
羊城晚报：那开国大典时，你们军乐团在什么位置？
张良：当时天安门前长安街上还有有轨电车的道，我们军乐团就在车道后面，正对着天安门城楼，我站在军乐团第一排从右边数第三个，离部队最近！所有阅兵部队都从我们眼前过，激动得不得了！你想，面对着天安门，听毛主席讲话，看五星红旗升起！对了，我们很想看五星红旗升起来，但是没看见。为什么？因为旗杆在我身后，哈哈，这时候谁敢回头？斜眼都不行啊。
羊城晚报：那国歌就是你们奏的吗？
张良：当时所有的曲子全是我们奏的。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那种激动啊！感情澎湃得几乎无处安放，一辈子都容纳不下了！你参军干什么去了？牺牲那么多人为了什么？董存瑞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一天！就为了这一天看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东北大汉拍出南国都市风
跳出思维定势另眼窥粤
立志拍改革开放新广东
羊城晚报：后来转到做导演，您接连拍了《梅花巾》、《雅马哈鱼档》、《少年犯》等影片，拍到哪一部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找到感觉、真是一个称职的导演了？
张良：《雅马哈鱼档》。最早拍的《梅花巾》是以我夫人王静珠的老家苏州为背景写的戏，那是我拼了命要迈进导演队伍做的尝试。这部戏算让人们初步接受了作为导演的张良，但是当时北京评论界有种说法，觉得《梅花巾》是“旧瓶装旧酒”，我就不服这口气了！正好碰到《雅马哈鱼档》这个题材，我就来个全新的！拍一部开放改革最前沿的广东戏。当时广东和内地的观念差异真是太大了，记得《雅马哈鱼档》出来，还有内地观众问我：“电影里的主角都有摩托车了，那么富，还卖什么鱼啊？”
羊城晚报：从这时候起，您就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规律？
张良：对，“南国都市风”系列就是这么开窍的。后来好多人问我，你一个北方大汉，怎么就能把住广东的脉搏？我只说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就能看得见了。
白鹅潭上偷拍渔船交易
原汁原味到老广也叹服
羊城晚报：您当导演有不少“新动作”，比如《雅马哈鱼档》，您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还到实景中“偷拍”；在《少年犯》中，让少年犯自己演自己，自己创作主题曲；《女人街》干脆百分之八十是非职业演员；到了《特区打工妹》，您借了中戏一个班的学生来演。这些灵感都是怎么来的？
张良：我做导演就一个信念：必须要贴近生活！所以我每一部戏都是从生活中来，这点不能忘。从《梅花巾》开始下生活，创作《少年犯》走了多少个省的监狱，拍《雅马哈鱼档》走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还跟好多个体户座谈。我不能吃别人嚼过的馍，你嚼过了你觉得很有滋味，我得亲自全部嚼一遍，有底气了我才能拍！第二，那时候电影界就已经有分野了，有些走艺术片的路子，强调个人意识。但我说我要拍就拍大众电影，来自生活，还原生活，真正贴近老百姓，让老百姓喜欢。
羊城晚报：所以您用那么多非职业演员，其实并不完全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
张良：不是，是为了生活的真实，还有新鲜。像拍《雅马哈鱼档》的时候，我们发现每天清晨天刚亮就在白鹅潭的江面上聚集了上百条渔船交易，广州的鱼档全到那里采购活鱼。但我们绝对不可能组织拍摄，于是就决定偷拍！经过多次实地演练之后，我让演员混入渔船随机应变、自由发挥，摄影机全部隐蔽起来跟踪拍摄。那个情景啊，蒙蒙晨色、百条渔船，渔民的粗犷豪放，舱内鲜活的大鱼，一沓沓人民币，一筐筐鱼过秤……就算广州本地人，每天吃着活鱼，也没尝过这样的原汁原味！
■他在广东这些年
广州真好我对她感情很深
说广东没文化只是曲解
没文化头脑搞得了经济？
羊城晚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在广东37年了，对这里是个什么样的感情？
张良：一句话，非常爱广东！我到北京开会，碰到很多老战友，他们心疼我：“张良啊，你应该回北京啊！你怎么就在广东待下去了呢？”意思是你不应该在广东待着。当时在北方人看来，广东是南蛮之地，没文化，相当之苦。我说，第一，广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扶了我一把，接纳、支持了我，我要报恩；第二，在广东，我赶上了前无古人的开放改革！我有幸亲身经历了改革大潮，而且由此得以站在当时电影界的潮头。三十年来，是广东造就了我导演的地位，给了我生活，给了我感情，给了我智慧，我才能拍出《雅马哈鱼档》这一系列的南国都市片。
羊城晚报：那您觉得广东这地方到底有没有“文化”？
张良：当然有，文化和经济是分不开的啊！广东是开放改革的最前沿，没有文化头脑，能搞得了经济吗？文化的定义也不能太狭隘，不要以为光有几部电影、几本小说你就有文化了，现今文化已经融化到整个经济的血液里去了。广东的包容大度、灵活变通和敢作敢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然怎么可能这么敢干！所以说我对广州的感情深啊，这里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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