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是谁？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他是著名影片《平原游击队》、《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的导演，一个一生和胶片打交道的人，一个给无数人的童年带来天堂电影院的人，一个制造了想象、欢乐、英雄情感的人，一个认真又天真的人。
2005年的4月初，记者与苏里联系，希望能请他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本报正在制作“百年中国电影”专题，苏里先生见证了近60年的电影历史，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苏里的家在长春，但患有哮喘病的他不适宜长春的气候，到了南宁越冬。
4月6日的整个下午和晚上，记者都与苏里先生在一起，闲聊天，听他讲关于电影的故事。每讲到激动处，老先生就会用还掺杂着一点南方口音的东北话，甩出一句“他妈的”，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可爱又可敬的老头儿。
没想到，这竟然是苏里先生最后一次接受专访。
5月1日，苏里亲手在自家阳台上挂出国旗和党旗。他保留着每个重大节日都挂旗的习惯。妻子刘淑彩开玩笑问他：“六一你还挂吗？”苏里回答：“六一当然不挂，七一要挂。”
5月2日，导演苏里在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去世了。
亲手抓过日本兵
苏里生于安徽当涂，毕业于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农业职业学校。
当涂的养蚕业有1000多年的历史，苏里所学的专业就是养蚕，他人生第一个理想就是当个养蚕人，安居乐业。
苏里从农业职业学校毕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家乡各种行业遭受巨大打击，养蚕业自然也不例外，做养蚕人的愿望一下子破灭。
1937年11月，苏里和同学一起流落到了武汉。有天，他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看到延安抗大招生的广告，就兴冲冲地跑进去报名，没想到受到当头一棒———去延安抗大需要介绍人。
人生地不熟的他到哪里去找介绍人呢？苏里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负责招生的人一点都不松动。郁闷中，他漫无目的地在武汉的街头闲逛，听到报童舞着报纸叫卖：“邹韬奋先生来武汉了！”
苏里买了一份报纸，回到住处就按报纸上的地址给邹韬奋写了封信，他说自己是爱国学生，上学的时候就领导过学生运动，现在想到延安去，但是苦于没有介绍人，八路军不接收。只好试着给邹先生写一封信，看邹先生能不能介绍他到延安去。
三天后，他收到了回信，信中赞扬了他的爱国热情，说他是有志青年，到延安去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邹韬奋建议他，可以去八路军办事处再试一试。
来信没有署名，苏里心里直打鼓，“连落款都没有，人家能相信吗？”
他再一次来到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你怎么又来了？”负责招生的人还记得这个死缠烂打的年轻人。苏里说：“我这次有介绍人。”“谁？”“邹韬奋。”他忐忑不安地把书信呈上。
“没想到当时就通过了，我现在也不清楚邹先生为什么没有署上名字。”苏里回忆说。
1938年4月底，苏里如愿到了延安，并很快入了党，成为抗大文工团的首批团员。“我的第二个人生理想开始了。”1939年7月，苏里跟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在太行山，他成了一名武工队员。“我是亲手杀过日本鬼子的。”有一次，文工团正在一个村庄里做抗日宣传的演出，日本兵悄悄摸进了村，演出队长倒在了日本兵的枪下。红了眼睛的苏里，一把夺过了一个日本士兵的枪，调转枪口一枪就打死了他，然后趁势抓住一个日本士兵的衣领，将他拖进了路边的高粱地活捉了。苏里立了一等功，有熟人见到他说：“平时看你很文弱的，没想到这么勇猛。”三年的武工队经历，后来成了他执导《平原游击队》的巨大财富。
回忆那段经历，苏里说：“没想太多别的，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他妈的活着就干，死了就算。”
当时，苏里连大声说话都会扯得大腿剧痛，只好小声和副导演说，副导演再转述给演员。就这样躺在担架上，他每天还要完成70多个镜头。苏里因此得了一个新外号———拼命三郎。
《刘三姐》在华人世界的震动甚至比内地还大，在香港、澳门都是当年的票房冠军。在新加坡曾经连续上映了120天，第二年复映又是连续120天。
姜文回忆小时候看《刘三姐》的情景时曾说：“我小的时候一直感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13岁那年，我连续看了17遍《刘三姐》。”
张艺谋后来执导了大型实景舞台剧《印象·刘三姐》，他回忆：“电影《刘三姐》对我影响至深，我小时对刘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
“那老头儿真好”
崔永元是苏里的忘年交、干儿子，专门到过南宁来看苏里，两人还谋划续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第三部。在北京崔永元电影传奇的工作室，提起苏里，崔永元一个劲儿地说：“那老头儿真好。”
摄影师蒙雄强跟随苏里多年，他说：“按苏里的级别，出去拍戏坐火车他应该坐卧铺，但他每次都跟着大家坐座席，报销还按卧铺报，省出来的钱都给剧组改善伙食了。”
“王成”刘世龙回忆：“按说人都有缺点，但我仔细想了想苏里的一生，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去回忆，就没发现他对什么人不好过，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4月6日的晚上，苏里准备离开南宁回长春，苏里在南宁的学生、旧同事、朋友都赶过来为他送行，有当年《刘三姐》的摄影、刘三姐的原唱、《刘三姐》里李秀才的扮演者、《红孩子》的摄影……苏里热情地邀请记者一起参加，这是记者与老先生惟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共进晚餐。
杨春海是南宁一个宾馆的经理，因为喜爱苏里拍摄的电影，敬佩苏里的人格，他特意将苏里请到自己的宾馆越冬，并承担了全程的费用。他挽留苏里说：“你就住下来吧，别走了，是你的电影当年影响了我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当我代表中国的一代电影观众在回馈你。”那一天，苏里特别高兴，多饮了几杯。“你们这么看重我这个有今天没明天的糟老头子，我真的非常地感动。”
晚餐临结束时，放映了当年苏里的学生、广西厂的导演曾学强拍摄的纪录片《苏里》，大家静静地看着，苏里老人胸脯起伏，在20几分钟里浏览了自己88岁的一生。
大家散了，苏里说：“明年我还来，还来南宁，以后就住这儿，不走了。”（记者 张恩超）
苏里，原名夏传尧，1917年生于安徽当涂县，1938年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毕业后改名苏里。1949年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导演了《平原游击队》、《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等著名作品。2005年5月2日在长春去世。
1948年，苏里跟随解放大军血战东北，在四平一役，他冒着炮火从阵地往下背伤员，又荣立一大功。
从“匪连长”起步
一边打仗、一边演出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9年。那一年，他在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任副团长。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白毛女》、《血泪仇》、《天下无敌》等剧目的演出。同时，新中国的电影正在黑龙江鹤岗艰难起步，他和战友武兆堤等共同创作的歌剧《钢骨铁筋》被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中，要改编成电影《钢铁战士》。
苏里最早和电影的结缘，是参加影片《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的演出。当时，东影有8个本子先后开始拍摄，《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比《桥》晚完成不到一个月，而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二部影片，苏里在里面饰演匪连长。
1949年7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前来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袁牧之、苏里等9位东北代表。其间，时任东影厂长的袁牧之表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最缺少的是人才。周恩来说，全国解放了，东影要大干一场了，人才不够，可以在全国调。袁牧之当即向总理请求要调苏里做电影工作。
初到东影的苏里，本来揣的是演员梦。“可当时最需要的是导演，于是，我就做起了导演。”他先后在《保卫胜利果实》（1950年）、《六号门》（1952年）、《祖国的花朵》（1954年）中任副导演。
中国第一代播音员吕大渝，11岁那年参加了《祖国的花朵》的演出。她第一次见到的是“黑黑瘦瘦脸上有块黑痣的大人”的星探苏里；改剧本时，他又变成了“总是聚在我的左邻、场记华永庄的小屋工作到深夜”的副导演苏里，吕大渝印象至深的是电影里有一场小演员气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近景镜头，但扮演小演员张筠英怎么也哭不出来，“那天，由副导演苏里说戏。当苏里说得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打转时，张筠英终于入戏了。”
苏里回忆说：“小孩子戏很难拍，当年我们每天的补助只有三毛钱，都用来买东西哄小孩儿了。”
电影厂里搭个李庄
1955年的《平原游击队》是苏里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1951年之后，中国的电影生产机制发生了第一次变化，全国的编剧都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而所有的导演被集中到电影局艺术委员会。“那时候就等着分本子，都是革命任务，分到什么是什么。”
苏里、武兆堤分到的本子就是《平原游击队》，“为什么分这个本子给我们？可能是看中我们都有武工队的经历吧。”当时，编剧羽山并不是很情愿这个本子由两个没有独立执导影片经验的年轻人来拍。那时候上影已经拍摄完成了《渡江侦察记》，羽山很希望《平原游击队》也由《渡江侦察记》的导演汤晓丹来执导。在陈荒煤的坚持下，苏里、武兆堤开始了艰苦的案头工作，“我们的第一部戏准备得非常细，磨本子就差不多一年。”苏里、武兆堤根据自己的武工队经验对本子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根据我们当时的经验和生活，好的东西就留下，不太符合当时情况的就都删除。像怎么过封锁线，怎么打暗语，我们都是有亲身经历的。电影里观众熟悉的打更人喊‘平安无事喽’的细节，就完全是真实的。”
等到分好镜头，选好演员，又出了一点变故。武兆堤被调走学习，实际拍摄的时候，就剩下了苏里一个导演。
为了拍摄《平原游击队》，苏里在长影厂的院内搭建了一个李庄。“一切都和真的一样。大门、大路、碾子……在院子里搭景，省了很多钱。”
小成本大制作的《平原游击队》大获成功，不但塑造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李向阳，方化所扮演的日本鬼子松井队长也一改之前反面人物脸谱化。“敌人越狡猾，我们的英雄才会越突出，李向阳这个形象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功劳’属于松井。”苏里说。
刘三姐与刘三妹
在《祖国的花朵》里合作之后，词作家乔羽就和苏里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1959年，乔羽给苏里发电报，说正在广西搞一个剧《刘三姐》，特别好，你一定要来看一看。苏里赶过去一看，发现《刘三姐》里古典作品的东西太多了，但他还是被吸引了，因为唱山歌的形式。
“旧戏的成分太重了，还有老媒婆劝说刘三姐做小啊什么的。”乔羽劝苏里留下来，“你多住两天，咱们把它好好搞一搞。”半个月后，苏里再次来到柳州，两人住在上下楼，乔羽写完一集，苏里就在楼下分镜头。从2月1日开始，到2月12日的早晨7点，最后一页剧本传下了楼，7点半，苏里分完了镜头。
最初，《刘三姐》选用的都是广西方面的演员，一试拍，苏里发现演员的舞台腔太重，提出换演员。包括后来在《英雄儿女》中出演王成的刘世龙、长影演员张巨光等都加入到剧组中来。换演员的举动让广西方面并不是很满意，广西方面决定自起炉灶也拍摄《刘三姐》，苏里的《刘三姐》被迫改成了《刘三妹》。
“刘三姐是当地民间传说中的歌仙，但她的名字并不统一，有叫刘三姐的也有叫刘三妹刘三太的。”后来经过协调，又叫回了《刘三姐》。
拍山上戏时，每天苏里早晨起来就拿着一根大葱一个馒头上山了。“那时全剧组喝的水，都是摄制组剧务抬上山晾凉了的白开水。”一天他看到摄制组的人员抬一桶开水上山行走吃力，前去帮忙，他一用力，扁担失去平衡，满满一桶开水都浇到了他两腿上。“两条腿没一块好皮了，但摄制组不能停工啊。”简单处置之后的苏里每天都躺在担架上指导拍摄，抬担架的事由刘世龙等包下来了，那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苏里更加痛苦不堪，刘世龙、梁音等人没有戏，就都跑过来用扇子给苏里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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