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孔繁森》、《法官妈妈》、《良心》、《留村查看》、《离开雷锋的日子》……通过这些电影，我们熟悉了蒋筑英、孔繁森、乔安山等党员形象。这些在中国银幕上熠熠生辉的党员形象，都出自同一位编剧之手，他就是王兴东。
王兴东说，这些党员，虽然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当他们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的时候，他们的左手没有伸到党和人民的口袋里捞什么东西。这些形象永远不会被群众遗忘，关于他们的电影也永远会有观众。
问：电影通常被看做导演的艺术，还有许多观众去看电影是为了其中的大明星。一部影片的编剧是谁，好像很少有人关心吧？
王兴东：是啊。一部影片出来，首先被看到的当然是演员。但编剧其实是电影的第一个设计师。如果拿音乐来打比方，编剧就是贝多芬。我总结了这么一句话：演员是主要的，导演是重要的，制片是必要的，投资是需要的，但编剧是首要的。没有编剧，拍什么啊。
问：您是电影文学协会的主任，多次获得编剧奖，不知道有什么诀窍？
王兴东：我开始学编剧的时候，读了夏衍的《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大受启发，至今，我认为这是指导我编写剧本的要领。电影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要深入他们的生活，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问：不知道最近又有什么新作？
王兴东：我刚刚编了一个《生死牛玉儒》，牛玉儒大家都知道了。他有一句口号：“生命一分钟，尽职六十秒。”这也是我这部片子的主题。为此，我多次去了呼和浩特，采访了他的妻子、秘书，包括到当地的乳牛场里去体验生活。我常常说，我的本子不是写出来的，是用脚跑出来的。
问：您一共编了多少剧本了？
王兴东：最早编的是《明天回答他》、《飞来的仙鹤》。到现在有23部了。
问：作为一个编剧，有什么剧本之外的甘苦想说说吗？
王兴东：现在编剧的权利确实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现在是讲版权的社会，但不少电影人却是拍之前求着你，拍完了就把你忘了。拿我们熟悉的各种电影节的星光大道来说吧，有多少时候是请编剧去走一趟的？编剧的作品被随意歪曲，编剧的署名权受到侵犯，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这个协会就是要维护编剧的权力。
问：在电影圈里，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爱“放炮”的人。
王兴东：你指的是我炮轰“双奖”吗？其实大多数人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比如百花奖吧，说是群众投票产生的，但每年都不公布票数，现在选什么都得公布票数，他们却不公布，这说得过去吗？有的电影都没怎么公映，居然也选上了。
金鸡奖，说是专业评奖，有的人却老当评奖专业户，连着当了四五年，自己一部作品没有，就是寄生在各类评奖委员会里。所以，现在有人说，领奖的不如颁奖的风光，颁奖的又不如捧场的风光。捧场的，就是来唱歌的明星，一出场就是多少多少万。我们去领奖的反而要自己掏路费，而且还得交评审费。
问：你对中国电影分级制也有不少自己的看法，还在政协做了提案，反响很大。
王兴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份1500字的议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正常的提案。我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不可能光坐着不说话吧。
实际上，这事儿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我建议电影分级，有人就想到要拍三级片，这不是一码事嘛。后来广电总局还对我的提案专门答复了，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国家电影局已派人就电影分级制进行全面、细致、客观的调研。
问：您的理由主要是什么呢？
王兴东：理由有好几个。我创作《法官妈妈》时，接触了不少走上歧途的少年。我在北京未成年人管教所进行实地调查，投放了100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少年犯都有看过暴力，色情电影和光碟的经历。一名高一学生，因一点小事而一时不快，学着电影上的镜头，用刀捅了自己的同学。他甚至以为捅了就捅了，同学也不会怎么样，就和电影里的一样。结果，因刺破了同学的肝脏而导致杀人。后来，我的那个提案，“法官妈妈”也签名了。
问：您常常被看作是一个主旋律影片的编剧，您是不是特别适合创作这种类型的影片？
王兴东：在人们既为国家飞速发展而骄傲，又为贪污腐败而愤怒的今天，我认为，坚持信念、勇于奉献的真正党员就是观众最想看的，也是我最想表达的。当然，不是说别的类型的影片就不行，每个作者有每个作者的特长，让我编那种纯商业片，我承认我编不了。
问：这些题材，是领导安排的吗？
王兴东：不，绝大多数是我自己发掘的。拿乔安山来说，那是我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报道，说雷锋是由一个叫乔安山的人撞死的报道，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想找这个人，四赴铁岭，这才找到乔安山。当时，他吓坏了，他说：“你拍电影还让我怎么呆下去？”
当时，他生活很苦，下岗了，有人拉他去搞运输，他不愿意，就在车站门口卖茶叶蛋，当地很多人都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和雷锋的故事。结果，电影拍出来后，全国票房3500万人民币，还卖给了美国华纳公司。乔安山先后被200多个城市请去做报告，现在已经被调到抚顺雷锋纪念馆工作。这个故事说明，人们总是在呼唤美好的道德。
问：有些主旋律影片，票房上不去，您编剧的影片常常叫好又叫座，是什么原因呢？
王兴东：罗丹说过：“艺术是磨炼真诚的一门课程。”对我来说，银幕就是播种感情的土地。自己不感动，就不可能去表现。
写《法官妈妈》，我就跟着法官一起去审案子，去采访少年犯和他们的家长。写《蒋筑英》，我采访了60多人，蒋筑英的父亲，他是你们杭州人呐，他把蒋筑英写给他的信都交给我了。
《良心》在上海公映时，放映方提出了“看《良心》电影凭良心付钱”的口号，结果在大光明影院首映时，全场1400多观众不仅无人不付钱，而且很多人当场就要给烈士遗孤捐款。后来，该片在上海创下400多万元、全国3000多万元的票房。
问：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王兴东：我准备写刘长春，就是我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那是1932年，在洛杉矶。他是当时所谓的满洲国逃出来的，从大连逃到北京。张学良资助了他8000大洋。他坐了22天海轮才到美国，还没来得及倒时差呢就去比赛，马上被淘汰了。这回我还找到了他的儿子，都70岁了，了解了不少他的情况。
我对这个题材很有激情。我想突出一个奔跑、速度、力量。他本来就是短跑运动员嘛，而且这非常适合电影画面来表现。
问：这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有关吧。
王兴东：是的，这是一条线，后来王军霞也是跑步，也是大连人。电影一个主题就是，中国追赶世界，世界也看到中国。我相信这会是一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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