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战争？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战争的有限了解大都是从书、电视、电影中获得。作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导演，作为《大决战》的总导演李俊，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创作经验，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战争，如何创作战争电影。
“我的战争观是从战争中得来的”
1938年，１６岁的李俊到延安参加革命虽然年纪很小，但从来没想过中国的军队会被日本打败。他说，打赢的信心向来很坚定，抗日歌曲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在他上小学时，老师就曾教他们唱《告我亲爱同胞》的歌曲，歌词他现在还记得：告我亲爱同胞，看那暴日多阴毒，夺朝鲜灭琉球，吞并台湾澎湖，旅顺大连悉数借走，此仇不报，待到何时。东三省被日本占领后，他听到东北流亡学生唱《流亡三部曲》时非常感动。在抗日文艺的教育下，他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在延安，李俊进入了抗大，学习中国近代史、组织工作、军事等。但是他认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重要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实战中李俊深刻体会到这一游击战原则的正确性。例如敌人来了把你包围了，怎么办？他说，这就得事先占据有利地势，“进可攻，退可跑”。他回忆道，他跟着李德生打游击，一次他们坐在山头上观察敌人，发现日本军要离开，于是他们赶快设下埋伏，打了个胜仗，收缴了敌人的饼干、粮食。特别令他们高兴的是得到了敌人的咸盐。李俊说，当时没有咸盐吃，游击队员吃的都是硝盐。他笑着说，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硝盐是什么。硝盐是墙根长出的白色粉末，刮下来放在水里，再用大锅熬出来的。硝盐是苦的。敌人的关卡对盐查得很紧，就是为了破坏游击队的生存条件。盐太宝贵了，菜里只能放硝盐。吃饭时，每个人蘸一点点盐吃一大口饭。可以说，有了战争中对盐的认识，才会有《闪闪的红星》里面有潘冬子为山上的红军巧妙运盐的故事。
李俊说，自己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拼过刺刀，没有带着枪带着炮去和敌人拼杀，而是做文艺工作，鼓舞士气的。但谁能说这不是战争的一部分呢？李俊在解放战争中所写的话剧《战斗英雄李鸿喜》让他荣立一等功，被评为一等功臣。话剧的内容正如同剧名，讲的是一位战斗英雄在前线壮烈牺牲的故事。话剧演出后，反响很好。当他们的部队走到山西曲沃时，召开了庆功大会，为这部话剧的创作集体颁发了一等功奖章。为了让战士们喜欢看，并起到教育的作用，李俊认为不能光写前线的战斗，还要写英雄与老百姓的关系、英雄与士兵的关系，他说这些都是战争中很重要的关系，同时这么写也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但是这个剧本并没有保存下来。那时候条件很困难，写剧本时连纸都找不到，他们从老百姓家的废纸筐里找能用的纸，或是把草纸从中间揭开，用里面干净的纸面写。笔也是破毛笔。没有专门的空余时间来写，他们都是在行军途中进行构思，一有时间就把它记下来。剧本写完了也没办法印刷，没法做到每个演员人手一本。只好把演员们集中起来，给他们指派好角色，就顺着剧本给他们读。每人把自己的台词抄下来，最后大家再对一下剧本，该谁的台词谁就读出来，大家读熟了以后就演出。其实李俊导演还写了很多剧本，可惜行军时为了减轻装备，不得不把这些剧本扔了。那一时期的剧本没有一本能留下来。
战争不光是枪对枪炮对炮
《大决战》是一部恢宏的战争巨片，描写了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把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史诗展现在观众面前。然而，用９个小时来概括三大战役，还是时间太短。人物和线索繁多，该如何结构电影呢？李俊说，首先要明确战争的性质，这个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它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场战争是农民的战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吃农民的、喝农民的、住农民的，还动员农民来参军。表面看起来大决战是枪对枪，炮对炮。实质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解决不了问题时，只能由战争来解决。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全局，是整体上的胜利或失败，绝不是个简单的军事指挥问题（不否认军事指挥的重要性）。它是政治上的成功或失败的继续。所以在描写《大决战》的胜败时也绝不能单纯地着眼于军事，而应该着眼于战争胜败的总体因素，例如：经济、文化、人心、道德等，将这些与战争结合起来，进行生动具体的描写，形象化地论评这场战争胜败的原因。
李俊参加过百团大战，到过朝鲜战场。他深刻认识到，战争是一项科学的组织工作，需要复杂的分工。他一直说，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打仗不是光拼刺刀。例如战争不能离开后勤保障。１９５１年他曾赴朝拍摄纪录片，其中就有《钢铁运输线》。钢铁运输线是中国通向朝鲜的运输线。他解释说，之所以叫钢铁运输线，就是因为它打不烂、拖不垮。遭到破坏后，人们马上就把它修起来。靠着这条运输线，前线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粮食、被服、弹药。
《大决战》的艺术特色
在《大决战》大的故事推进中，除了伟人的指挥艺术令观众叹服外，还有不少细节深深打动了观众。这与李俊为电影定下的艺术特色有关。他说，《大决战》应该像一尊刀削斧砍出来的大雕塑，从远处看，它像万里长城、像金字塔。它应该线条粗放，轮廓鲜明，有气势，有分量。没有刀削斧砍的精神，就不容易有粗犷的造型和奔放驰骋的性格，反倒容易被历史细节所约束，变成一本流水账。
刀削斧砍同时也得在细节方面精雕细琢。影片的一个情节是敌人的通讯班被我军包围后，一个敌军排长高喊着“缴枪不缴女人”，然后开枪把通讯班里的女电报员都打死了。李俊导演在设想这段戏时，希望把女兵倒下的过程拍得美一点，秀发散开，摆几个很美好的姿势，拍出女性的美。女性的美被敌人破坏了，反衬出敌人的丑恶。他说，这样的镜头需要慢慢地拍，把味道拍出来。可惜最后成片的这一段落不是特别令他满意。
另一场戏是毛主席进北平后阅兵的一场戏。这场戏并没有直接写毛主席阅兵的场面，而是写在阅兵前，毛主席坐在吉普车里，听到阅兵的礼炮声响了，他看了一下手表，掏出手绢，擦了一下眼泪，缓步下车。李俊导演说，这几个镜头简练干净，不落俗套，把毛主席在决战胜利后，阅兵之前一瞬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这几滴泪水中饱藏着多少感情，释放了多少信息，可以让观众自己去思考、感受。李俊导演喜欢的风格就是这种含蓄的风格。
自学成材绝不盲从
１９５２年，李俊从十九军文工团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前，没有摸过摄影机，几乎没看过电影。但他从一个电影的门外汉到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只用了六年时间。这一切也源自于他在战争中总结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他要在拍电影中学习电影。他还记得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拍１６毫米的教学片《排进攻》，讲授一个排如何安排进攻的。他是编剧、导演、剪辑。一个电影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他一个人干。一部电影下来，他已经熟悉了电影的生产过程。
李俊的第一部故事电影是《回民支队》，写的是马本斋和他领导的队伍。他分析这个人物时说，他有英雄主义的一面。马本斋说过：“现在八路军在打日本，明天就会有个六路军来打日本。”但是马本斋没有经验，没有重视处理战争中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在他最艰苦的时候，八路军向他伸出了援手。李俊找到马本斋的警卫员和管理员采访，积累素材。这些人都很崇拜马本斋。据他们介绍，马本斋从来不用马镫子，他上马总是把马一拉，屁股一拍，马一跑，他就蹿上去了。扮演马本斋的演员里坡马技不如马本斋，骑马被马摔下来。没办法，一些骑马的戏就用了替身。
在拍《农奴》之前，１９５４年李俊拍摄了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接触了西藏的贵族、喇嘛、贫苦人民。他感到当时的西藏是个神权社会，县长肯定是喇嘛，副县长才是普通人，神权统治一切。但是他拍《农奴》时，没有触及神权问题，而是关注人权。他说，从人权的角度含蓄地批判神权，不然电影可能就出不来了。
在拍《农奴》时，李俊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原剧本一开场就是西藏“闻果节”，而李俊导演用的是巍峨的高山的镜头。编剧对此有很大意见，但直到今日，李俊也认为这么改是对的。他说，“闻果节”是西藏丰收的节日。西藏的统治阶级那么残酷，农奴那么苦，影片要以“闻果节”开始，观众会有疑问，丰收了还会苦吗。他说，他有个毛病，看完剧本后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动剧本。他坚持编剧是一次创作，导演是二次创作的观念。
１９７４年，他拍了《闪闪的红星》，优美而抒情的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欢。但是偏偏有人说这是唯美主义，用来拍摄战争影片是不合适的。李俊导演有自己的想法。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不会因为在战争年代，就都变成了沙漠、荒漠。他说，什么是美，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能把侏儒的精神写出来，这就是美。他曾经也想学学美学，可是有些书让他越学越糊涂，看不懂。所以在工作中他绝不盲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歌曲是电影中的戏
有意思的是李俊导演的电影数量不多，可是就有三部电影的四首歌曲入选了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这就是《农奴》中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和《归心似箭》里的《燕南飞》。《燕南飞》和脍炙人口的《小小竹排江中游》的词作者都是李俊导演本人。也因为这样，唱歌五音不全的李俊导演还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归心似箭》中齐玉贞想把魏得胜留下，留到儿子找媳妇，女儿找婆家，可是魏得胜是不会留下来的。大家看样片时，觉得前面很好，可是就是尾巴有点刹不住。要再加本子，可是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了。于是李俊导演想了个办法，写了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既把齐玉贞对魏得胜的感情写进去，又把魏得胜对革命胜利的希望写进去。“燕南飞，燕南飞，燕叫声声心欲碎”把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融了进去，给影片一个完美的结尾。
李俊导演说，歌曲是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可有可无，如果是可有的话，就干脆不要。歌曲要变成电影里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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