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添（1914-06-18~2003-12-13 ） 电影演员、导演。1939年，在西北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风雪太行山》中担任角色。1946年以后，在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主演了《圣城记》、《追》等影片。建国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在《民主青年进行曲》（1950）、《新儿女英雄传》（1951）、《六号门》（1951）等影片中饰演角色。1957年导演了影片《探亲记》。1959年主演了影片《林家铺子》。之后，导演了《水上春秋》（1959）、《洪湖赤卫队》（1961）、《花儿朵朵》（1962）、《小铃铛（1964）、《甜蜜的事业》（1979）、《七品芝麻官》（1979）、《丹心谱》（1980）、《茶馆》（1982）等影片。《甜蜜的事业》获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谢添获1980年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谢添，著名电影表演、导演艺术家，原名谢洪坤，曾名谢俊。祖籍广东番禺，1914年旧历五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天津。父亲是铁路员工，爱好雕刻、音乐，能品箫作画；母亲是个电影迷。父母的兴趣和爱好。使谢添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十七岁时，谢添就走入社会，自谋生计，他画过广告，也给报社写稿。当时，沈浮在《国强报》上办了个“鲜货摊”专栏，谢添经常为此栏撰稿。
1932年，谢添开始参加业余话剧演出活动，先后在《雷雨》、《女店主》等剧中饰演角色，并结识了唐槐秋、陶金等人。1935年，谢添只身来到上海，加入“狮吼剧社”。 1936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夜会》，谢添临时顶替一位因病不能演出的演员，饰演了影片中的花花公子。从此，他开始进入影坛。接着，他又参加拍摄了《马路天使》、《生死同心》、《压岁钱》、《四千金》，并主演了《母亲的秘密》、《梦里乾坤》等影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抗日救亡组织相继成立，谢添加入了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并参加了著名的《保卫芦沟桥》的演出。 “八?一三”以后，谢添随上海影人剧团奔赴南京、汉口、成都等地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活动。1939年，他又随一批电影工作者进入西北影业公司，参加了影片《风雪太行山》的拍摄。谢添在片中饰演农民马老汉，较好地表现了一个从屈辱到反抗的普通农民的觉醒过程。1941年，西北影业公司倒闭。谢添为生活所迫，再次提起画笔，成为成都智育电影院的美术广告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谢添曾参加了《重庆二十四小时》、《结婚进行曲》、《日出》、《雷雨》等话剧的演出。 抗战胜利后，谢添进入“中电”三厂，参加拍摄了《圣城记》、《追》、《郎才女貌》、《十三号凶宅》、《深闺疑云》、《满庭芳》等影片。 1949年，新中国建立，谢添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时期。 建国后，谢添先后在《民主青年进行曲》中饰演儒雅的宋教授，在《走向新中国》中饰演唯利是图、深藏不露的总经理，在《新儿女英雄传》中饰演刁滑凶顽的汉奸张金龙，在《六号门》中饰演蛮横无礼的封建把头马金龙，在《无穷的潜力》中饰演淳厚朴实，大公无私的劳动模范孟长友等角色。这一时期，谢添将自己歌颂新生活的热情注入到角色塑造中去。其中，《六号门》中的马金龙及《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张金龙，一个是北方城市里的流氓恶霸，一个是北方农村中的地痞汉奸，谢添将这两个反面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显示出他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独到功力，使这两个人物成为当时颇有光彩的银幕形象，受到观众的称道和好评。 1955年，谢添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1957年毕业。
1958年，谢添在中法合拍的儿童故事片《风筝》中饰演了一位慈祥幽默的老古玩店商人，并与桑夫合作导演了影片《探亲记》。 1959年，谢添在著名影片《林家铺子》中成功地完成了林老板形象的塑造。《林家铺子》由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水华导演。影片以凝练隽永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我国江南某镇的生活图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在大鱼吃小鱼的残酷倾轧中，惨淡经营的林家铺子恰如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林家铺子的掌柜林老板则是旧中国小工商业者的艺术典型。 谢添在进行林老板形象塑造时，首先在准确而深刻地理解角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调动了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并到浙江菱湖一带深入生活，努力让林老板在自己头脑里活起来。还写信给夏衍同志，求得夏衍同志的帮助和指点。夏衍同志在回信中指出：林老板在豺狼面前是羔羊，在狡兔面前是恶狗。这给予谢添很大启发，使他加深了这一人物本质的理解，也由此唤起了许多形象的感受。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谢添牢牢把握人物的总的基调，注重捕捉人物的时代、地区、职业、性格方面的准确感觉。他能够通过林老板和不同的人物关系揭示出他性格的各个侧面：在上海客人面前，他讨好地馅媚；在王老板面前、他恶狠狠地逼债；在朱三太的面前，他又哄又骗又吓唬；在妻女面前、他不失家长风度；在寿生面前，他保持师长的尊严；在顾客面前，他故作亲热拉生意；在同行面前，他按捺不住竞争欲望；在地头蛇面前，他强颜周旋，敢怒不敢言。这样。从他和多种多样的人物关系的不同表现，构成了林老板形象的丰富色调，增加了人物的厚度、深度和立体感。谢添还十分注意运用细微的眼神变化和面部表情变化，揭示林老板丰富细腻的内心活动。当上海客人来催债时，林老板表面上与他应酬周依，两只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察言观色，谋计对策；当从商会会长家出来，他满脸愁云、低眉敛目，呆呆地凝视着水中的孤独的身影；当看到王老板从面前走过，他顿时一扫愁云，用灼灼的攫取的目光逼视王老板；当生意萧条时，他的目光凄楚失望、颓丧不安；当寿生想出“一元货”的主意时，他的目光又闪现出跃跃欲试的兴奋光彩；当店铺生意兴隆时，他用得意洋洋的目光藐视着街上的同行；当他闯进王老板的铺子搬取货物时，则用阴沉、残忍、贪婪的目光扫视着这个破产的小店：当朱三太等人来讨股本利息，他又露出居高临下的神态，用财大气粗、不可一世的目光鄙视、哄骗、玩弄她们。最后，当他被迫破产，不得不半夜潜逃时，他用呆滞茫然的目光凝视着漫漫黑夜，展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绝望和悲哀。谢添塑造的林老板，人物性格鲜明丰满，心理刻画准确细腻，生活气息浓郁，时代感强，含蓄内在，真实可信，是一个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又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是建国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银幕形象塑造中的佼佼者。林老板银幕形象的塑造，是谢添电影表演艺术创作的高峰，是他艺术生涯中富有光彩的一页。 同年，谢添导演了杂技艺术片《欢天喜地》和体育题材的故事片《水上春秋》。
1961年，谢添将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除参与导演工作外，还在影片中兼饰我地下工作者张副官。此后，谢添则全力进行电影导演创作。 自1962年以来，谢添编导了三部儿童片：《花儿朵朵》、《小铃铛》和《三朵小红花》。 只有爱孩子，才会想办法教育孩子。谢添常常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热爱着代表“明天”的孩子们。他深感孩子们可看的东西太少了，决心要用电影来为小朋友们服务。他体会到：要拍好儿童片，先得把自己放到儿童中去，以同辈人的身份去熟悉他们，观察他们，表现他们。多年来，谢添成了好多幼儿园常来常往的老朋友，孩子们围着他撒欢、馆笑，到处可以听到他诙谐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正因为他熟悉儿童，掌握了儿童的心理特点，谢添导演的儿童片才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显示出导演的匠心与“童心”。如《小铃铛》，导演采用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作为穿插，但抬到的不是一般的钱包，而是个小木偶；又不是普通的木偶，却是个木偶戏中的报幕员，是个重要角色。这样别出心裁的编排，果然新颖活泼，使孩子们非常喜欢。 喜剧是让人笑的艺术，但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笑声中移风易俗，使人受到教益。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喜剧，更可以用喜剧样式热情地歌颂我们美好的社会风尚，崇高的理想，英雄模范行为；以幽默的笔触谱写时代的赞歌。谢添导演的《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些寓教于乐的喜剧故事片。 在《甜蜜的事业》中，对田大妈这样一位先进人物的处理，就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而又真实可信，不落窠臼。当她唯一的儿子要到唐二婶家落户时，她的内心深处也展开了斗争。谢添用了三次曝光的办法，让银幕上同时出现了三个田大妈，左右两个田大妈，一个想不通，一个明白事理，两个人你问我答，反复辩论。中间的田大妈则慢慢开窍。这样，运用夸张的、通俗易懂的形象手法，表现了田大妈内心的矛盾斗争，生动地揭示了人物的思想变化过程。然后，又让田大妈对观众说：“你们觉得我好笑吗？这事儿要是落在你们头上，又会怎样呢？”这种与观众的直接交流，沟通了角色与观众的感情，平和亲切，使人易于接受，又便于得到启发。《甜蜜的事业》是一部生动活泼、轻快明朗的喜剧片，导演的手法丰富多变，夸张而不失真朴，新奇而合乎情理，抨击旧事物时辛辣而充满善意，歌颂新事物时诙谐而饱含热情，让观众在酣畅的笑声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1980年，在第四届“百花奖”评选中，谢添因在《甜蜜的事业》中的导演成绩而荣获“最佳导演”奖。 谢添导演的戏曲喜剧艺术片《七品芝麻官》，取戏曲艺术的精华，而又不拘泥于舞台框框，将喜剧的夸张与电影特技冶于一炉，为戏曲剧目搬上银幕摸索了一些新经验。《七品芝麻官》是根据传统豫剧《唐知府审诰命》改编摄制的，在我国传统剧目里，丑角往往是被嘲讽的对象。而象《七品芝麻官》这种大型剧目中，以丑角为主，确不多见。把这种剧目搬上银幕，难度更大。如在影片思想深度的开发以及角色性格刻画等方面，稍有疏忽，失去分寸感，就会歪曲主要人物形象。谢添锐意求新。他认为，以丑角为主，新鲜、带劲，破除了那种认为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框框。就是这样一个鼻子上带着白块块的丑角，心里装的都是黎民百姓，能为民作主，面对封建强权，执法不阿，终将三次受封的诰命夫人拉下了马，使人看了特别痛快，解气。 影片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好戏：民女林秀英上堂喊冤，诰命手执大棒劈头打去，却被唐成一把抓住手腕：“这是公堂，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七品县令？”只见浩命夫人呸地一口向唐成唾去，蔑视地伸出小指头：“小官小职微，露水大的前程，小芝麻官……”就在满堂附势的嘲笑声中，影片运用特技，把唐知县一下子变小了。这时，芝麻大的唐知县仰头朝上，望着一品浩命夫人，心中不无惴惴：“这个老家伙，几句话说得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人物内心起了波澜：诰命的哥哥是独霸朝纲的宰相严嵩，丈夫是经略七省的西乐侯，有钱有势，人怕鬼惊；自己呢，不过是露水前程，芝麻大的官儿……想到此处，不免自卑气馁。但是，他身为清苑县的七品县令，不禁又想到：若不严惩罪犯，怎当得百姓的父母官？“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与民做主的精神，正是唐知县这个人物的思想核心，至此，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为民做主的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唐成重又抖擞起一县父母官的威风，人物才又逐渐高大起来，恢复了原形。这些处理，显示了导演的匠心和功力。谢添在这里不是为技巧而技巧，而是以唐成的心理变化为依据，为刻画人物而着力渲染。人物的一小一大，不仅使节奏跌宕有致，而且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使唐知县血肉丰满地跃然于银幕，真实动人。1981年，影片《七品芝麻官》荣获第四届“百花奖”的，“最佳戏曲片奖”，受到观众欢迎。 1982年，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由谢添成功地搬上了银幕。由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是轰动中外的名剧。谢添说：电影《茶馆》“即要保留话剧舞台上的精华，又要尽量往电影上靠，首先要使它立体化，还要把剧中的时代背景和人物通过电影手法烘托得更鲜明些。”开拍前夕，他苦苦想了两三个月，最后决定：话剧重场戏保持不变，但要打破舞台框框，力求生活化、电影化。 6月底，这部影片拍摄完毕，上映后受到观众好评。北京人艺一位著名老演员兴奋他说：“这是为后人留下的一部活生生的艺术资料。”确实，《茶馆》既是一部为群众欢迎的好影片，也是一部有保存价值的艺术精品。 1980年，谢添在荣获第三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后，曾立下了“愿将余年、勇逐群芳”的宏愿。谢添十分注意生活素材的积累。
他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演员脑子里要有个“生活的仓库”，仓库里存货越多，表演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在生活中，他很注意观察、分析周围的人和事，从中摄取创作素材，储存到自己的“仓库”中。再有，就是谢添在创作上有着孜孜探索、刻意求新的精神。他说：“我不爱演同一类型的角色。演不同的人物，就要多观察，多创造，自己演着新鲜，观众看着也新鲜。”他在导演每一部片子时，也总要寻求创作上的新意，他主张进行适应观众需要的出新，即“既要别人镜头中所无，又要广大观众心中所有”，因此，他导演的影片，既有新奇独到之处，又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另外，谢添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爱音乐，能拉二胡，能演唱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评弹；他喜爱美术，爱看画展，善画漫画；他喜爱多种艺术形式，经常观摩杂技、木偶戏、双簧、相声等节目，而且十分迷恋，与许多相声演员交往甚厚：他也爱好体育运动，打乒乓球、篮球，至今仍坚持体育锻炼。广泛的兴趣爱好，使谢添从多种艺术形式中吸收和借鉴了丰富的创作营苛，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开拓了他的创作领域，为他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拍摄多种题材、多种风格样式的影片创造了有利条件。 谢添后导演影片十余部，其作品风格多样，感情真挚，富于幽默感。《小铃铛》于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甜蜜的事业》于1980年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七品芝麻官》于1981年获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茶馆》于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视杨洪武篆刻肖像印影金鸡奖特别奖 和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此外谢添还导演连续剧《那五》，于1989年获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电视剧一等奖。 谢添从影已近半个世纪了，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塑造了林老板等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导演了一些优秀影片，在电影表、导演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发挥，成长为有成就、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在于谢添对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的热情。
建国三十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共参加了十二部影片的表演创作和十九部影片的导演创作。为此，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 据谢添之子谢钢回忆，谢老生前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1998年电影《红娘》中的老和尚，最后一个主要角色是1992年电影《老人与狗》中的老人，而最后一部导演的影片是1988年的蒲剧电影《烟花泪》。 2003年12月13日，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谢添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谢添主演与执导了众多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影片。12日，谢老心脏不适，住院急诊，次日在医院因心脏衰竭去世。 谢添的愿望 这是谢老生前留下的遗书的最后部分，体现了这位老艺术家伟大的人格。 “我的愿望：一、服装问题：布干部服一套(蓝色)布鞋朴素为好。二、骨灰问题：撒到靠近天津的渤海中。三、骨灰安放问题：服从组织安排，再听听孩子们母亲的意见。四、是否通知亲属，通知天津，是否来京由他们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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