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导演黄蜀芹和妹妹、著名剧作家黄海芹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她们的父亲、话剧大师黄佐临，是谢晋就读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时的老师，而姐妹俩正是谢晋所代表的文艺时代的亲历者。与谢晋结识了33年的解放日报文艺部老记者汤娟，也加入了这次访谈。
“他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路先锋”
“谢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导演。”
黄海芹说，第一次看谢晋电影《天云山传奇》时，从冯晴岚用雪橇拉着身患重病的罗群在坎坷不平的雪地上艰难行进的一幕中感受到的强烈悲楚，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芙蓉镇》放映时，暗自坐在观众席里的谢晋，也看见、听见了许多眼泪和唏嘘、叹息。“发现有不少观众哭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因为我也劳动改造过，扫过厕所，触景生情很心酸。”谢晋这样说。从苦难中走来的人，都能在谢晋的电影中得到共鸣。
这样的共鸣，与黄海芹第一次见谢晋的印象交织在一起：她陪着父亲参加谢晋那一班同学的聚会，人群中的谢晋，意气风发，笑声爽朗，是焦点中的焦点。“谢晋是个乐观的人，就像他的片子里，苦难背后，总有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黄海芹说，所以《芙蓉镇》中，天微微亮时，在戏里接受劳动改造的秦书田手持扫帚，扫着扫着，心血来潮就跳起了华尔兹。苦难使乐观免于浅薄，乐观则令苦难变得更有价值。而在苦难的土壤中生长出的坚韧和希望，开启了中国电影的那个荣耀时代。
那也是梦想重新出发的时代。1979年，还在干校劳动的黄蜀芹突然接到通知，让她到《啊，摇篮》做副导演，而这部片子的导演就是谢晋。黄蜀芹记得，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管好片中的驴子，保证拍片时它们不到处乱走，但她仍然非常激动，因为196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整整15年没有见过摄影机。“只要听到胶片机转动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幸福。”黄蜀芹告诉记者，“当时大家一门心思，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对苦难的反思，对未来的憧憬，对梦想的坚信，是那个时代的心音，也是谢晋三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共同的主题，具有里程碑意义，也留下了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电影记忆。“这些片子，让刚刚从迷茫中走出的人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说谢导是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开路先锋，不为过。”黄蜀芹说。
在汤娟眼里，谢晋的电影充满着强烈的知识分子式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感，而那个真诚和激情的时代，给了谢晋最广阔的舞台。当时一部优秀的电影上演，常常成为一种全民的节日，谢晋和其他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就是这种节日的执掌者。《牧马人》的观众1.3亿，《高山下的花环》的观众1.7亿，《天云山传奇》的观众来信，天天都有一麻袋。谢晋曾经这样对汤娟说：“有人曾劝我拍让500万人欣赏的高层次电影，但我还是选择了一亿观众，创作要贴近时代，心中要有最大多数的人民，艺术家应该借助艺术使社会沟通。”
那是电影奏响文化强音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
“他更感性，始终有很多热情要抒发”
中国有句老话，文如其人。作品与人品，向来是不可分的。
黄蜀芹说，谢晋身上有很多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比如恋旧、感恩。当初谢晋之所以找一点没有经验的她做《啊，摇篮》的副导演，是因为“谢导不忘跟父亲的师生情，有了机会就立刻把我也‘解救’出来。”《啊，摇篮》之后，黄蜀芹又做了《天云山传奇》的副导演，“谢导不光在乎师徒情意，为人也很重感情，他对艺术的要求很严格，但对人好起来，心恨不得都掏给你！”黄蜀芹说。
很多人都知道，谢晋的家庭是悲情的，命运“捉弄”他：他和妻子非近亲结合，双方祖辈智慧超群，可他们的3个儿子中，有2个有智力障碍，唯一的女儿智力也不太好。只有大儿子谢衍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59岁的谢衍，在一个多月前先于谢晋而去。汤娟说，半个月前她打电话给谢晋，“谢导的声音依然洪亮，说自己忙着新电影，听上去一点感觉不到他的丧子之痛。”
但其实，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一次聚会上，谢晋沉重地说道：“我那阿三，2岁时就得了哮喘病。这么多年来，每当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怪声，我心里就难受，恨不得有回天之力，治好他的病。最近，他的病犯得更厉害了。我带他到华山医院去治疗，医生说，他的肺，和80多岁老人的肺差不多。我哀求医生，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治他的病。”语调哀伤，听者无不动容。
汤娟相信，谢晋的电影人文色彩那么重，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温情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没有什么比人性的真善美更充满价值。比如谢晋电影的女主人公，无论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还是《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都像极了谢晋的夫人徐大雯，温柔善良，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谢晋曾经说过，“她们身上的人性、人情之美，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相比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智、冷静、客观，谢晋更感性，始终有很多的热情要抒发。”黄蜀芹说。这也许与谢晋所受的教育有关。他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谢佐清曾和秋瑾在绍兴的大通学堂共事。谢晋少时在上海求学，1941年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受到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焦菊隐、马彦祥等师辈教导和培育。分析谢晋的教育经历可以发现，其中既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谢晋的文化背景。
在谢晋的电影中，渗透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和批判，渗透了他痛苦而执著的思考与灵魂拷问。谢晋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也曾经拍过电影，他后来跟汤娟说，“当我的同事都靠边站了，我却没有顶住压力，出来工作了，现在想起来，很愧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导演，谢晋的作品很讲究文学性、思想性，始终把自己的道德追求和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恰恰是被今天过度商业化的中国电影所丢弃的，”汤娟说。
“他那么爱电影，却情愿寂寞着”
“他那么爱电影，可是始终没有去拍那些宫廷戏、武打片，他情愿寂寞着，直到死……”黄海芹说。
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代际序列上，谢晋被推为“第三代”导演，但他的艺术生命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景象中，他拍出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上世纪80年代，《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引起了拨乱反正时代的共鸣；进入上世纪90年代，74岁高龄的谢晋，又拍出史诗巨片《鸦片战争》。在谢晋30多部作品中，标志性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个变迁起落。
在黄海芹看来，谢晋的电影随着新中国一同成长，伴随了他们那代人从幼稚到成熟，再到暮年。她不否认谢晋的影片有其局限性，但“时代如此，你如何能要求他一个人剥离整个时代？如果剥离，他如何生存？”黄海芹认为，他只是在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欣赏习惯接受的范围内，用镜头反映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我要向谢晋致敬，以艺术良知的名义。”著名作家王蒙这样说，在从影道路中，谢晋始终坚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始终没有向电影商业化的操作妥协，让谢晋保持着一颗纯粹的电影艺术家的心灵。”
汤娟告诉记者，谢晋万分珍惜电影艺术，他说过，“我深信一部影片必然倾注导演最大的激情，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如果20世纪中国电影还没有美好的形象留下来，并且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话，那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就没有尽到责任。”在前不久全球华语电影论坛学术活动上，谢晋没有演讲稿，抓起话筒便开始斥责中国电影界存在的一些现象：“现在一些电影导演就是不讲社会责任感，几个臭钱就能把独立人格给卖了。既然这样，还能瞎拍什么电影？”
黄蜀芹印象很深，在她给谢晋做副导演的时期，谢导十分勤奋，往往是一部片子还在拍，另一部片子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谢晋视电影为生命，他多次对黄蜀芹以及其它电影界的朋友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在片场里走，死在摄影机旁，那样子多浪漫。”“当代还有谁有这样的雄心？仅谢晋一人而已。”黄蜀芹说。
当年黑泽明去世之后，电影评论界曾说过，亚洲电影的旗帜现在就交到谢晋手上了。而谢晋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则是，“时间是检验一部电影的真正标杆”。谢晋不是一位天才型的导演，但他把自己的创作，紧紧地和民族甘苦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艰难时刻。
这让我们有信心，中国电影，终有更绚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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