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个美丽的世界。
凌子风，已故导演，北影当年“四大帅”之一，工作起来不要命，人称“拼命三郎”。
1982年早春二月，凌子风挂帅《骆驼祥子》剧组。拍“西四牌楼”老街时，群众演员数百，人声鼎沸。他一嗓门，全场皆静。机位一定，他便让副导演徐晓星指挥“走调度”，自己点上一斗烟丝，站在一旁督阵。猛地，他又一声吼，自己冲上前去，给一个拉车的群众演员示范起来，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阳光下，我看见他那宽阔的大脑门儿上一汗珠。
晚上，在北影院内西南角落拍“祥子拉唐先生”的过场戏。拉车的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张丰毅，坐车的是老演员李唐。连走几遍，凌导演都不满意，悄悄走到洋车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车轴有毛病，走起来不顺畅。“拿榔头来！”凌子风嚷了一声，一个小场务忙上去修车，凌导演着急，抢过榔头对着车就是几下猛敲，锤锤到位。扔下榔头，他对惊诧得合不拢嘴的小场工说：“傻小子，开眼了吧？四十年前，我当过小木匠！”
凌导演此话说得底气十足，一腔豪情。
那是我最早见到凌导演时的情形。陪我去看拍戏的老同乡朱今明导演告诉我，这个老凌，不光是“拼命三郎”，还是“人来疯”，事必躬亲，成日里就跟上足发条似地不停运转。见朱今明老伙伴“夸奖”他，凌子风对我说：你别听他“造谣”，我不工作的时候玩起来比谁都厉害……
许多年后，我亲眼见到工作之余的凌导演如何象孩童一般“疯闹瞎玩”的。那是1994年首届珠海电影节，凌导演和夫人韩兰芳应邀作贵宾前往。七十多岁的人，每天欢天喜地开心得像个孩子。见了朋友，老远的，凌导演就高叫他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一律又是拥抱又是贴颊的，好似青春少年。酒会上，老先生西装背带裤熨得笔挺，一副绅士模样，可到珍珠乐园游览时，他竟什么新鲜玩什么，和我打赌敢不敢连着坐过山车三趟。我们一帮后生自叹不如。
我这人成天无事忙，到哪儿都闲不住，且珠海电影节办公室王露主任是我好友，便“赤膊上阵”帮其张罗。也有尚不了解我的同志冷言冷语：“这小子就爱瞎张罗，出风头！”凌导演听了，很不高兴，饭桌上当即反驳：“我年轻时就这样！干电影的人不热情怎么行？出风头？你们也像这孩子一样累出一身臭汗试试看？！”事后，和其同桌用餐的庞学勤老师告诉我：“凌大帅替你抱打不平呢！”我知详情，心中一阵热。
晚上，因南通电视台欲拍《忆阿丹》纪录片，杨问春、李玉冲二位编导托我找凌老师“说几句”，我见时间已晚有些犹豫，可又想，明日一早凌导演要回北京，只好硬着头皮按其门玲。韩兰芳导演来开门。我们说明缘由，老夫妇欣然应允。我们架摄像机，凌导演便去换装，一会儿见房间光线不好，他又亲自把台灯挪近“斜射照明”以增加亮度，好似剧务一般。采访毕，他俩执意留我小坐，又沏咖啡又削水果。凌导演说：“小子，我喜欢你这热情劲儿！”
那晚，我们畅叙良久。凌导演侃侃而谈，我则对他更了解更景仰。
凌导演是四川合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少年时攻西洋画，后入剧社，敲布景，搞化妆，偶也“跑龙套”。因父亲反对其从事演艺，倔强的凌子风遂与家庭脱离关系，贫困交加中拉过人力车、当过小木匠、做过油漆工。十八岁那年考入南京国立剧专美术系，边刻腊纸印讲义边读书。金陵沦陷，他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和黎莉莉、朱铭仙等合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凌子风到延安，后入敌后坚持抗战宣传演出。党的“七大”前夕，凌子风调“鲁艺”任教员，雕刻出第一枚毛泽东像章轰动延河两岸，后又主演边区电影厂首部故事片（后因战事紧张未拍竣）。
1948年起，凌子风进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解放后，他有诸多优秀作品，如我们熟知的《红旗谱》、《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和《狂》。其中，多年前他导演的《中华女儿》（和翟强合作），是新中国电影最早在国际影坛获奖的作品之一，而另一部同时期的电影《赵一曼》的主演石联星乃凌导演原配夫人。凌子风说：“石联星故去多年，我每时每刻都没忘记她。这一点，我现在的老伴韩兰芳做得很好，她理解我对石联星的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投缘。”
凌导演告诉我，韩兰芳是他晚年的生活支柱。石联星去世后，他们走到一起，组建新家。凌子见说他终能走出丧妻阴影，韩兰芳是“功臣”。
我为两位老人的黄昏恋而喝采，祝福他们携手白头共度晚年，凌导演却说：“我还是壮年，我还能拍！她也是导演，我们志同道合呢！看过《狂》吗？我们联合导演，许晴主演的，那可是个好闺女，哪天介绍你认识认识？”
我说，许晴是我“妹”，太熟了。他连忙追问：“什么‘妹妹’？人家可是名花有主的！”说罢哈哈大笑。
凌导演由许晴说起，夸她有悟性，会演戏，人善良，说自己下一部戏仍会启用这“小丫头”。韩导演在一旁说：“别听他瞎嚷嚷，老爷子身体是纸老虎，我不同意他拍，怕他累着。”
凌导演急了：“‘四人帮’耽误了我十年，你们还要绑着我？只要活着，就要拍戏……”
凌导演这一愿望终于没能实现。没过多久，他因病不愈，丢下一切走了。留下的是那一部部闪光的作品和“拼命三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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