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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荫:延安八路变身导演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电影“走红银幕,其实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松江也出过一位以拍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闻名的导演——成荫。1952年国庆节,他和汤晓丹联合拍摄的《南征北战》在北京各大影院上映了。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这部电影长演不衰。据不完全统计,观看过此片的观众达10亿多人次。评论界称成荫为“新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位优秀奠基人”。

记者陈佳欣

延安八路变身导演

1947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落户兴山,急需编导人才。此前在延安八路军战斗剧社干了十年戏剧导演的成荫,率领一支队伍辗转来到东影。当这个小个子军人踏入东影大门的时候,他从前所看过的电影屈指可数,恐怕没有人能想到,日后他将成为拍摄中国“史诗式战争电影”的大导演。

虽然在电影拍摄上几乎零基础,但成荫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东影不久,他就主动请缨,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东影体育院》。片子虽短,但对成荫来说,却是里程碑式的。

不久,他又自编自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不过,毕竟刚完成战士到导演的转型,硝烟弥漫的战场虽不陌生,但用胶片讲故事,仍然显得十分生涩。拍完这部戏,周围骂声一片,说他连ABC都不懂还当什么导演,说他是土八路,只知端枪,哪懂拍片……

成荫没有悲观失望,他说,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拍出来了,我接受教训我好好地学习就是。为了掌握蒙太奇手法,他大量观看苏联电影,到剪接室去拉片子,一个一个镜头地琢磨该怎么组接画面。

《钢铁战士》一举“翻身”

终于,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劲,他的进步非常快。他拍摄的第二部战争题材故事片《钢铁战士》很快就出炉了。片子说的是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张志坚、炊事员老王、通讯员小刘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电影里的人物都是成荫熟悉的,他的处理也很自然。凭这部片,成荫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令众人刮目相看。

“反动派就像这一笼窝窝头,别看现在烫手,迟早叫我们吃光光。”炊事员老王的这句经典台词生动形象,让人忍俊不禁。其实在延安的那段日子,成荫身边的“小刘们”、“老王们”可不少。他自己也随身带着一本小本子,发现有趣的事就立即记下来,逐渐就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曾任《钢铁战士》场记的李惠颖回忆说,成荫拍片不是闭门造车,他会把摄影师还有一些主创人员叫来坐在一起分析镜头。他既团结了整个团队,又发挥了各人特长。而且他一贯谦逊,不懂的就是不懂,会落落大方地向人请教。《钢铁战士》不仅在国内获得极大反响,1951年还获得了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

《南征北战》宏大史诗

《钢铁战士》的成功,更加激发了成荫的创作激情。1952年春节刚过,成荫就带领着一个80多人的摄制组奔赴革命老区山东青州,拍一

部表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片《南征北战》。协助拍摄的有近一个师的部队以及数千名山东老区的百姓。

成荫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既是一名导演,也像一名将军,调动着千军万马,控制着“战争”局势。

《南征北战》全片的高潮是一个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的大场面。成荫希望能在一个连续的运动画面中,既看到我军英勇作战的磅礴气势,又看到敌人丢盔卸甲的各个细部。

当时没有升降机,摄制组就研究把一棵大树锯了,然后用多少根铁丝穿透大树,多少根铁丝拉起来,完全是人力控制,靠导演指挥。成荫说放放放,就放下来,说升升升,就拉起来。终于完成了最后胜利的那个宏大场面。

《南征北战》着力表现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宏大命题,同时还塑造了众多鲜活可信,质朴生动的人物群像。这部影片为成荫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赢得了“史诗式战争片”的赞誉,成为我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的一座里程碑。

《上海姑娘》生不逢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荫赴苏联国立电影大学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学习,受到当时苏联电影潮流的影响,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创作思路开阔了,过去是军事题材“专业户”的他希望能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

1956年,当他学成回国之后,青年作家张弦的电影文学剧本《上海姑娘》吸引了他的注意。《上海姑娘》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为题材,讲述了大学毕业生白玫工作与爱情的故事。

这个片子成荫追求的是一种淡雅的风格。他自己说像喝龙井茶一样,就是说刚开始喝的时候是淡淡的,喝完之后有一种回味。

这时,成荫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了。为了追求影片的真实效果,《上海姑娘》的全部镜头都在武汉钢铁厂的建设工地实景拍摄,室内的场景则是在工地上搭景完成。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影片的时代气息和真实感,而且展示了影片背景的丰富性。成荫讲究镜头的气氛,他告诉演员说表演不必太刻意,松弛一点,生活化一点更好。片子的影像被处理得很素雅,色彩自然清新,镜头流畅柔和,整部影片充满了生活气息。

影片制作完成后,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兴奋地到处对人说:“这部电影值两毛五分钱。”而当时的电影票只售一角钱一张。

然而,让成荫始料不及的是,这部他以满腔热情拍摄的影片,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了批判。影片被指带有“小资产阶级趣味”,有

“严重的思想错误”。

一次次的“创作思想交流会”成了批判大会,成荫的尝试和创新被一概推翻。在压力下他只得一遍遍修改剧本。甚至这部原本以淡雅色彩为特点的彩色片也被迫改成了沉闷的黑白片。影片终于上映了,赫然入目的却是宣传海报上“反面教材、欢迎批判”几个大字,让人哭笑不得。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荫所有的现实题材创作都生不逢时。这使他时常感到迷茫和苦闷。

《西安事变》技法纯熟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荫就曾想将“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拍成电影。当他将这个想法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总理对他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先收集资料。此后的几十年里,成荫相继采访了许多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81年,粉碎“四人帮”五年后,成荫终于等到了拍摄《西安事变》的机会。

成荫认为真实是艺术的本性,只有真实才能够感动人,才能够抓住人,打动人。他在拍摄中追求的是文献性、纪实性的风格。

在电影《西安事变》中,成荫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追求历史真实,人物真实,生活真实的创作理念。再次显示了他把控宏大场面和在历史大背景下塑造人物的能力。他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塑造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几十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并成功突破了长期以来戏剧人物脸谱化的创作弊端,准确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这一银幕形象。

《西安事变》体现了成荫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能力。他充分调动电影语言,运用蒙太奇组接技法,将一个历史性大事件的起承转合展现得淋漓尽致,艺术水准达到了高峰。

由于拍摄《西安事变》时过度劳累引发了心脏病,此后几年,成荫没有再拍影片。在调养身体的日子里,成荫并没有安心休息,他时刻关注的是中国电影如何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新课题。

成荫当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日本的片子原先在外国根本无人关注,一部《楢山节考》打到国际市场,从此以后日本片子在国际上就有影响了。

1984年4月26日晚上,他临时接到通知说中影公司要在什么地方放映这个片子。

他从住处一个圈转到资料馆,资料馆不是,又转到发行公司,已经开始放映了。公司一间容纳三四十人的小放映间里,在放映机柔和而均匀的马达声陪伴下,年仅67岁的成荫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他那钟爱的电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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