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在他们生前不被同时代人所器重，他们超前的艺术思想遭到冷遇。但是在他们身后若干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并获得尊重。被称为电影诗人的费穆，正是这样一位寂寞的中国电影的先行者。
《小城之春》让费穆的名字在沉睡多年后开始被人们发现。无疑《小城之春》是费穆的巅峰之作，而《小城之春》的成功，源于他之前多部影片的积累。从他早先这些影片的艺术手法上，我们不难寻见《小城之春》隐约的踪迹。像后来《小城之春》的结尾，玉纹最终选择留在礼言的身边也可以看作是导演费穆某种取舍的态度。
小城之春女主角韦伟
1936年，费穆编剧并执导了影片《狼山喋血记》。影片通过一个村庄的农民与狼斗争的故事，比喻抵抗日本的决心，由黎莉莉、刘琼等主演。《小城之春》诗化的风格在这部寓言性的影片中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比如对表意性视觉语言的探索，一些大胆的构图表达了深刻的情绪张力。
1937年，费穆完成了电影《联华交响曲》的第二段《春闺断梦》。影片可以看作费穆用他独特的诗化语言对人的意识表现的一次实验。孤岛时期，费穆导演了《孔夫子》《世界儿女》，以及京剧戏剧片《古中国之歌》。日军占领租界后，费穆转向戏剧舞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影坛。
1948年，费穆导演了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舞台艺术片《生死恨》。作为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再一次成全了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由衷之爱。对戏曲的热爱、拍摄戏曲片的经验，让后来的《小城之春》多了几分戏曲的空灵和美感。
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对电影诗意的追求让费穆被称为诗人导演。这个赞誉源于电影也是他的人生写照。费穆在上海的故居已经物是人非，只有屋子前潮湿的小巷延伸着费明仪对父亲的思念。1949年5月，费穆到香港创办龙马公司指导影片《江湖儿女》，因积劳成疾 心脏病病发而病逝年仅45岁。
回首费穆的创作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艺术的探索和创造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历史的洪流中，他稳步前行，用作品完成了自己在这纷繁的时代对艺术和人格的坚守，更加值得我们珍惜和景仰。
崔永元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实话实说》刚开始锁定的主持人目标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30个主持人。“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谈话节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看台湾、美国的带子，我一看挺好玩，一个人说话，就能让大家高兴，他们挑主持人时，我就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先帮着给做几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确实是那么想。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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