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著名的电影技术专家、导演，我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活动家和组织者之一。
1910年2月16日，司徒慧敏出生在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祖父少时被卖到美国做劳工，后到加拿大渔船上当伙夫。父亲是司徒家第一代知识分子，曾在加拿大礼拜堂办的学校读书，并参加了“兴中会”。年幼的司徒慧敏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1923年，司徒慧敏进入广州第一中学。在这里他经常接触进步同学，并参加了共青团领导的“新学生社”和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嗣后，他转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他选学化学专业。就学期间，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到附近一个自来水厂的夜校教工人识字，讲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1925年夏，司徒慧敏加入了共青团。时值大革命年代，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与反革命大搏斗的革命活动中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城，司徒慧敏离开了学校，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让他开了一家专卖新文艺书刊的书店。就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不畏艰苦危难，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不久，由周文雍介绍，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司徒慧敏几经辗转，于1928年春到达日本。这时，他的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又受鲁迅、夏衍等人更事文艺的影响，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图案科。同时，参加了由夏衍、沈西菩、许幸之等人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此后，他常到“筑地小剧场”去学习，也参加演出活动，如反映中国“二·七”罢工的《暴力团记》，以及《西线无战事》、《毒瓦斯面具》等进步戏剧的演出，他在学习之余参与舞台设计的工作。除此，他的兴趣甚为广泛，还参加了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进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当校外生；业余搞无线电等。这一切活动，为他以后从事电影事业打下了基础。
1929年秋，司徒慧敏因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逮捕关押六个多星期，后经上野美术学院教授千头庸也出面交涉，才被释放。1930年春未，他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
司徒慧敏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到上海之初，他当过业余工人夜校和中、小学教师，在上海美专代课，还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员。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在夏衍、冯乃超、郑伯奇、陶晶逊、沈西苓、许幸之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里搞布景设讨。1932年初，他进天一影片公司，任影片的布景设计师。业余，他仍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
这时，司徒慧敏还以极大的兴趣和刻苦钻研精神，学习和研究电影录音技术。自1926年美国有声影片正式问世后，曾引起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国电影技术界对有声电影技术的兴趣。司徒慧敏和堂兄司徒逸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看到我国拍摄有声影片都采用外国器材录音，不仅耗资大，而且成绩也不好，就决心与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研究有声电影录音的技术。司徒慧敏向他们学习技术，共同研究，并在自己家里建立录音技术研究室，在设备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试制录音机。为了打破美国人对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垄断，党的电影小组也热情地支持这项试制工作。1933年秋，他们制作的“三友式”录音机尚在试验阶段，田汉、夏衍就多次组织任光、安娥、聂耳、袁牧之等人到他的录音技术研究室来试录。田汉还陪同来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的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参观他们的试录。马莱看到他们在自己家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高兴地称赞说：“你们不但注意到进步的文艺、进步的电影，你们还注意掌握进步文艺的科学技术武器，这是我到中国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这年年底，“三友式”录音机开始用于电影录音了，尽管比较粗糙，但它毕竟开创了我国电影录音技术工作，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三友式”录音机诞生后，司徒慧敏和马德建、司徒逸民集资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还音设备，同时办理各种电机工程的设计。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还先后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脂粉市场》、《二对一》等影片录了音。“三友式”录音机制成后，第一次用这台录音机为联华公司的《渔光曲》、《大路》、《新女性》、《浪淘沙》、《到自然去》以及电通公司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录音。与此同时，司徒慧敏看到我国电影科学技术的研究太薄弱，就发起成立了中国电影技术研究会，交流电影技术经验，对加强电影技术的研究方面作了有益的推动工作。
当时电通公司作为三十年代最年轻的电影公司之所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最主要是由于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捣毁了田汉、阳翰笙等人支持的艺华公司后，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党的电影小组为了继续对反动派开展不懈的斗争，需要开辟新的阵地以壮大左翼电影的力量。他们认为“电通”真备进行制片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这时，司徒慧敏作为党的电影小组的一个成员，由他去争取马建德、司徒逸民等的合作，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为制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钱杏邨等领导电影创作，并联合集中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的艺术工作者进入“电通”，形成一支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创作队伍。司徒慧敏担任了摄影场主任，兼任制片人、导演。
1935年春，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这是他担任导演的处女作。影片描写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家庭的个资产阶级妇女，在“五四”运动后，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受到锻炼和不断成长的故事，影片中，妇女为争取独立自主和为民族民主解放而斗争的主题，十分鲜明，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富有战斗力。司徒慧敏虽是第一次担任导演，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能较好地将原作的思想内容体现在银幕上，具有真实、朴素的特色，生活气息强烈，特别是表现沙基惨案的一组场面，由于他亲身经历过这场斗争，就使这组戏更富有真实感和激情。在影片中还穿插了不少新闻纪录片的镜头，增强了影片的时代感。这在当时来说，是颇为新颖的。《自由神》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当时的进步影评说，这部影片把过去的历史“一一地重行述说给我们”，“我们觉得应当继续为争取中国的平等自由而奋斗”。拍完《自由神》以后，电通影片公司一再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停止拍摄、限制影片上映等拙劣手段加以迫害。但“电通”拍摄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四部影片，都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这一时期电影战线上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是党直接领导电影工作的成就，也与司徒慧敏主持“电通”工作的努力分不开的。
1936年初，电通公司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之下终于停业。其后司徒慧敏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他除了接受导演职务外，仍担任录音师。在“联华”，他导演了《联华交响曲》中的《两毛钱》和《艺海风光》中的《前台与后台》，这两部影片均与蔡楚生联合编剧。
这一时期，司徒慧敏还经常撰写电影评论文章。在评论影片时，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同时，他还善于向一些前辈学习，如孙瑜、蔡楚生、史东山、费穆、沈浮、李萍情、程步高、朱石麟等，在学习和争论中同他们建立了友谊。他在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自己还年轻，知识经验都不足，无论艺术水平，还是理论水平都还不成熟，自己写的一些影评，从政治上、思想上也许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不能说服搞创作制片的朋友，至于从电影专业的技术上、技巧上、电影艺术的特点、特性上说得不对或不那么贴切，甚至说了外行话的地方也是常有的，这就更应该向那些专家们学习了。”为了写好一篇影评文章，他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地搜集材料，要求自己在评论电影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当时由于我们知识不足，只好从为数不多的电影书籍上学习，从好的和不好的中外电影中学习，为了学习在上海新出现的苏联电影，我们千方百计地从日文的电影杂志上找电影的文学剧本，找对白台本。记得有一段时间为了研究苏联影片《生路》和《金山》的电影手法，我所看到的日文资料，可惜只有文学剧本而没有分镜头本。有的电影连故事梗概都没有。我就和放映这些影片的北四川路上海电影院的管理人员和放映师商量好，每天电影散场以后，在放映室的倒片台上，一本本、一段段，有些地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把画面构图、镜头的编辑次序，甚至把尺数、格数记录下来。北四川路的‘爱普罗’和静安寺路（即现南京西路）的‘夏令配克’电影院是从清晨一直到半夜一场接一场连续放映同一部影片的，观众也是买一次票可以连场看下去，场内既不对号，也可以在放映当中进场和退席。当我发现某一部影片有可学习的地方，只要有时间就上这两家影院去，带着面包从早到晚地反复看、反复记录。这种影院就是我们当时的电影学校。这些艰苦的、也许是笨拙的学习，我看对我们倒是很有好处的。”就是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司徒慧敏变成了电影的行家里手，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反对反动电影思潮的斗争。1934年，正当反动派对左翼电影加紧“围剿”，对影片公司加剧白色恐怖的时刻，跳出了几个“软性电影”分子，叫嚷电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吹捧那些用爱情、柔情、含情脉脉以及风花雪月、良辰美景的“形式论”，“美的照观态度论”，“纯粹电影题材论”等来反对一切斗争，非议革命。其目的是反对左翼电影的大众化路线、反帝反封建的题材和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内容。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司徒和左翼影评工作者一起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揭露“软性电影”的欺骗性，及其反革命面目的斗争，孤立了电影界的反动派，团结和争取了电影界的大多数，对进步影片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保卫与推动的作用。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慧敏和蔡楚牛、谭友六等先后到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工作。他们通过与粤语电影工作者的接触和交往，了解到粤语影片在当地和海外拥有大量的观众，就积极筹划抗战粤语影片的拍摄，他们首先争取独立制片公司的合作，又团结一批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参加工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抗战粤语片《血溅宝山城》的拍摄，并于1938年4月首先在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取材于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是司徒慧敏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消息报道，激动之下和蔡楚生一面讲故事一面写出剧本来的。是他导演的又一部作品。这部影片倾注了编导者的强烈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中国抗日将士抵御外来侵略者，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气概。《血溅宝山城》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最早公开宣传抗日的一部影片。后来，司徒慧敏在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对他拍摄《血溅宝山城》给予了热情鼓励，说：“你们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这种很快写出来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艺术上很高很感人比较困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那样，这部影片在当时对鼓舞广大爱国同胞的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之后，他再度与蔡楚生合作，为启明影业公司拍摄了另一部抗战题村的粤语影片《游击进行曲》，仍由他和蔡楚生编剧，他同时兼任导演。这部描写敌后游击战的影片，也是取材干当时的报纸，凭着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创作出来的，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很成熟，但影片所阐明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司徒慧敏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这在当时只是受抗日救亡的热潮激荡而写出来的东西，只凭报纸和文字材料，没有生活体验就去创作，尽管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方法是不足为训的。”
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更进一步激发着司徒慧敏的创作热情。1939年，他又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国语片《白云故乡》。他根据夏衍剧作提供的基础，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汉奸特务金露丝的丑恶面貌，歌颂了香港同胞热烈支援抗日战争的爱国行动，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怀冰的动摇性进行了批判，这是一部在导演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的影片。该片在香港大地影业公司开拍，1940年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八月正式上映。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政策，当时司徒慧敏根据党的指示，再次到香港，与左翼戏剧家夏衍、于伶、章泯、宋之的、金山、舒强、凤子、蓝马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由他主持演出了暴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雾重庆》及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勒杰作》（即《马门教授》）等进步戏剧。与此同时，他还就香港电影的现状和问题，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上撰写文章。当1941年4月底，日寇派市川彩去香港，妄图拉拢电影界，进行收买活动的时候，司徒慧敏立即在《华商报》上撰文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指出这种“摆出筵席”的手法，“是专门利用被他吞噬到失了灵魂的人，把自己的骨肉送上给他吞噬的”。
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陆续疏散回内地。1943年，司徒慧敏前往重庆，他一方面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新闻纪录片；另一方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曾任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中国艺术剧社是由党领导的民间组织，总干事是金山。这个社的附属剧团，由司徒慧敏、于伶任正、副团长），组织演出过《雾重庆》、《家》、《戏剧春秋》、《北京人》等进步戏剧节目。
抗战胜利后，司徒慧敏带着党的嘱托，于1946年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课程，暑假到好莱坞见习，在那里他结识了世界著名电影大师查利·卓别林和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1917年他在美国导演和拍摄了舞蹈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由当时旅美的我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这部影片曾获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同年末被纽约布洛林（Brooklyn）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五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49年后，他到纽约雷电华公司实习和工作。1951年底，他接到要他回国的指示，于1952年夏天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
建国初期祖国建设的蓬勃朝气激励着司徒慧敏，他决心要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重返祖国影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这里，从购买土地到调集创作、生产、后勤人员，他都参加讨论和规划。同时，他还兼顾文化部电影局的技术工作。他在八一厂协助工作期间，还编导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为八一厂培养了一些专业创作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3年，司徒慧敏和汪洋、钟敬之等参加了中国电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工作。之后，他担任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1956年担任电影局副局长，负责领导技术工作和外事工作，他为新中国的电影技术、电影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一个拓荒者的作用。比如，他亲自规划和参与了电影洗印厂和几家电影机械厂的建设工作，还亲自参加最初筹建电影胶片工业，从培训人员直到选择厂址等项工作。在筹备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工作中，他甘当“后勤部长”，亲自深入到各电影制片厂，和创作人员、技术人员谈心交朋友，审看样片，为了提高影片的质量，帮助解决摄制工作方面的许多实际问题，1965年，他又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他在该片的导演团里一方面和导演、摄影以及其他主要创作人员共同研究拍摄计划，另一方向还要解决拍摄技术问题，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出色的艺术技术水平。
在十年浩劫中，司徒慧敏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处在与社会隔绝的状态，直到1975年才回到电影工作岗位。
司徒慧敏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理事长。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顾问。华侨摄影学会会长。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电影技术专家。我国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者。
司徒慧敏一向关心侨务工作。密切联系国外侨胞和归侨、侨誉。他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全国侨联的领导工作。为促进华侨爱国团结和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殚精竭虑。他一生勤奋、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六十多年来。司徒慧敏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87年4月4日。司徒慧敏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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