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摄影家：徐肖冰
有一位摄影家，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给上海的电影明星拍过照片，后来在延安很长的时间里，他作为唯一的专职摄影师，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拍照。
百团大战的时候他曾跟随八路军战士冲在前线、九死一生，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地摄影师。这个集各种角色于一身的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徐肖冰。
1945年8月28日，延安军民为前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行。这一天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坐飞机，登机前的一个不经意的挥手，被历史写进了教科书。在后来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那篇散文里这样写到：“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永久的形象。”这位摄影师就是被称为“红色摄影家”的徐肖冰。
访谈：
主持人：您在照这张照片的时候，按快门的那一瞬间有没有想到这一瞬间会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浓重的一笔？
徐肖冰：那个时候在延安差不多机关干部也好，人民群众也好，成千成万，几乎都到机场去送主席去了。大家那个时候也是替主席担心，主席这一次到重庆能不能回来。主席在上飞机的时候，上去了以后，会有什么动作，大家也没有想到。结果主席上去了以后，拿总理给他买的那个帽子，向群众告别，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他就拿着这个帽子向大家挥手告别。
解说：
毛泽东前赴重庆谈判的伟大壮举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历史的决定性刹那，伟人的“挥手之间”划破了1945年那个虚假的和平天空。
访谈：
主持人：拍这照片的时候，您意识到了挥手的这个动作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可是有一点您没有想到，后来这个“挥手之间”被方纪写成了一篇散文，而且您的照片和这篇散文一起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这个没有想到吧？
徐肖冰：是的，影响很大，现在小学课本不知道还用不用这个，当时影响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在这么多您照的毛泽东的照片里面，您印象最深、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张？
徐肖冰：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向学生讲他的著作，讲《论持久战》。
解说：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做《论持久战》的演讲，徐肖冰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毛泽东伟岸的背影。这是徐肖冰第一次给毛泽东单独拍摄。
访谈：
徐肖冰：你看下面学生啊，条件太差了，席地而坐，坐得满满的，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家都很喜欢听主席的讲演、报告，那个时候主席在讲《论持久战》。
主持人：这样取景，给领导人照相，这样取景很少见，一般来说领导人总是从正面拍照。
徐肖冰：你看进不去呀！你看这个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你要踩进去，进不去。你从正面拍，从这人里面，你怎么拍呢？另外呢，主席在那讲话的时候，我要在这个里头窜的话，对整个会场，作为我来讲会影响会场。
主持人：破坏了当时安静的气氛。
徐肖冰：因为主席正在讲话，大家都是全神贯注的听主席的报告，这也不行的。所以我就在边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最后找来找去才找到一个从主席背侧这么一个角度。
主持人：当时拍的时候离他多远？
徐肖冰：你看那个时候也就是个三四米的样子。这个照片后来有些摄影界的行家，觉得还是从这个构图，从主席的画面的处理觉得还是很新的一个角度。但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从艺术的理论上(去考虑)，我还没有这个水平。
主持人：只是因为后面没有地方了，所以必须绕到这边来拍。
徐肖冰：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当时也没有什么顾虑把领导人从侧面来拍，甚至从侧后面来拍。
徐肖冰：那个时候毛主席是站在那里演讲，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边上拍照片，他也不知道。所以毛主席正在那里讲话的时候，神态也比较自然。那个时候那个瓷缸，你看主席喝茶用的，主席就喜欢喝茶。茶杯，那个瓷缸，主席自己亲自带着。他的卫士都给他亲自带着，在延安的生活就算不错的了。
主持人：当时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到延安多长时间了？
徐肖冰：到延安，四个月吧，三四个月吧 。
解说：
徐肖冰191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童年唯一的乐趣是去外婆家看无声电影。16岁时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开始学徒。在这里他有幸师从吴蔚云、吴印咸等中国早期的摄影师。在《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中担任摄影助理。1937年，他随老师吴印咸来到山西西北影片公司，准备拍摄电影《塞外风云》。影片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破产，然而此次西行却无意中改变了徐肖冰的命运。
访谈：
徐肖冰：那个时候日本侵略军已经对太原进行白天黑夜的轰炸。你要在太原进行电影工作，你没有这个可能。
主持人：必须得做新的选择了，对您来说。
徐肖冰：在这个情况下面，我就向公司提出来，用小型的摄影机到前线去，拍抗战的，想拍一些抗战的纪录的片子。
主持人：当时有强烈的意识吗？就是把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样的意识。
徐肖冰：能够把抗战的活动能够记录下来。那么公司里头也非常同意，因为公司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工作可做了，所以给了我机器。我那个时候带了一盘片，带了一千尺一盘片到前线去。
主持人：就您一个人去的吗？
徐肖冰：就我一个人，我还跟着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叫沈月迁，那个记者当时还是非常著名的记者，写战地报道。还有一个是拍照片的，也是这个报社里头拍照片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的摄影记者。
主持人：到了战场您看到了什么了？
徐肖冰：最后到前面的时候，还没有到前线，就在路上。阎锡山的部队溃败下来了，溃败下来都是往后方跑，撤退。路上的时候啊，都是一些伤兵，没有人管的，那个场面现在来讲也是很惨的场面。没有人管，伤兵都没有人管，(躺在)马路边上。
主持人：当时您也是热血青年，要记录中国人抗战的历史，看到这个场面，怎么想的呢？
徐肖冰：脑子里头想的，就是我们部队怎么样在前面坚决地抵抗日本侵略军，想是去记录这些东西，结果一到那里都是碰到败兵，看着一个军官，我们拿出证件，他们都顾不上，连看都不看。
主持人：随便你们拍，随便拍了。
徐肖冰：我们拍这些东西没有用啊，溃败下来的，都溃不成军了，都是逃兵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是骑着马往后方逃跑了。所以这些东西你拍下来有什么用？我们上去就是想拍抗战的。
主持人：这对您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徐肖冰：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打击，特别是我们自己亲身碰到国民党败兵的一次抢劫。
主持人：反而遭到抢劫了？
徐肖冰：把身上的值钱的东西，什么手表，那个时候还带着小金镏子，都给你抢得光光的，差一点把命都给丢了。那就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败兵。
解说：
就在这次亡命途中，徐肖冰第一次遇见了八路军。
访谈：
徐肖冰：八路军看到我们都是记者啊，非常热情。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是吃没有吃的，喝没有喝的，所以八路军就把这个兵站路线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到太原。
主持人：您后来怎么从太原到了延安的呢？
徐肖冰：到太原我们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允许我参加八路军吧。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叫彭雪枫，后来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他那个时候在办事处当主任。那个秘书呢，也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叫赵品三。我到八路军办事处首先经过赵品三。但是八路军办事处觉得你是从事电影工作的，我们现在抗战啊，我们党，我们军队一点条件都不具备。
主持人：对呀，那这种情况下您去延安去干什么呢？
徐肖冰：你不要讲拍电影、拍照片，我们条件都不具备。
主持人：但是您怎么去和八路军的人说您去延安去干什么？
徐肖冰：干什么我也是从我的实际出发，那时候我是拍了六部故事片的摄影助理了。
主持人：但是八路军跟您说了没有摄影条件，没有照相机。您动摇了吗？
徐肖冰：但是我说没有条件我也参加八路军，没有条件我说我也参加八路军。
主持人：有点软磨硬泡的意思了。
徐肖冰：是呀，这个决心我是下定了。你不同意，我过几天我到办事处去一趟。我去的次数多了，后来呢，这个秘书叫赵品三的，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周恩来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我没听说过，也不了解。他就跟我讲，今天，有一次我去时候，他就讲，今天我们党的周副主席亲自接见你。
主持人：您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已经有名了，整天往那跑。
徐肖冰：对，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听到这些当然很高兴了，有一点希望了。原来上边没有人跟我谈话呀，一般就是拒绝我，让我还是跟着西北电影公司到成都、到大后方去，所以我就特别高兴。他把我带到周副主席住的小院子里头，我把简单的情况给他一介绍，周副主席还是非常了解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周副主席他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他听到我讲的时候呢，他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这一下子我当时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主持人：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您去延安的一个介绍人。
徐肖冰：对，是周恩来亲自介绍的。
解说：
参加八路军之后，徐肖冰被分配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担任摄影干事。然而前线的硝烟却召唤着徐肖冰走近了那些战火中的将士们。这张《彭德怀在前线》就是在1941年百团大战期间拍摄的。
访谈：
徐肖冰：你看下面的壕沟，那是彭老总到山上去了以后，我们战士临时在山上(挖的)。就知道彭老总要在那里指挥这场战斗，因此就挖了一个壕沟，而且在山坡边上抓了一些小树枝。你看这个边上都是小树枝，这个就是为了隐蔽，把彭副总司令，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应该讲前线他是最高的统帅了，那时候朱总司令已经回延安，到延安去了，在太行的时候，他是最高的指挥官了。
主持人：其实当时战斗正在进行。
徐肖冰：敌人的子弹，炮弹都朝彭德怀那儿飞过去。
主持人：就从他周围飞过去的?
徐肖冰：太危险了，真是太危险了。但是彭德怀就若无其事，他就非常沉着，拿着望远镜，就拿着望远镜，他也不停，就在那里看着，一边看着一边指挥，通过下面的电话兵,(把命令)传到前面去了。
徐肖冰，著名摄影家。1916年生于浙江桐乡。1932年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学习洗印。1933至1937年，先后在电通、明星影片公司《桃李劫》、《风云儿女》、《生死同心》、《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中当摄影助理。1937年入太原西北影业公司。抗战爆发后，携带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参加八路军，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入延安电影团，随袁牧之、吴印咸等在晋冀鲁豫、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拍摄《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十月革命节》等纪录片。1946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拍摄纪录片《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他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工作和创作工作，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国大典》、《解放了的中国》、《青春万岁》、《抗美援朝第一辑》、《万象更新》、《英雄赞》、《人定胜天》、《美丽的西双版纳》等纪录电影的摄影或编导，出版《路》画册，主编《长江》画册。于1950年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1951年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长纪录片一等奖。1951年，率摄影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前线，编导拍摄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二集。于1952年获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平斗争奖”，获朝鲜政府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纪录片一等奖。曾当选中国文联第一至六届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一至四届理事、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三届代表、北市人大第一至二届代表、党的"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至七届委员、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委、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届主席、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主席、中俄友协理事、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图片银行名誉行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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