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嵬的名字很多人都熟悉，尤其是从建国后的195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崔嵬的作品出现在大银幕上，崔嵬也因此被称为北影厂的台柱子。崔嵬主演或导演的几部影片，从1955年的《宋景诗》以及后来的《海魂》《老兵新传》《青春之歌》《红旗谱》《杨门女将》《野猪林》等，一直到1963年的《小兵张嘎》，几乎每一部影片都在全国引起轰动，为北影厂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
从1960年开始，崔嵬与陈怀皑合作连续执导了《杨门女将》《野猪林》和《穆桂英大战洪州》三部戏曲艺术片。“很多人会奇怪，崔嵬怎么会一口气拍摄了三部戏曲片?’崔敏无不自豪地说：“爸爸当时就在为国家挣‘外汇’了，要知道，那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杨门女将》是1960年上演的重点剧目。为此，崔嵬与陈怀皑在拍摄上下了很多功夫，把很多电影的拍摄手段运用到戏曲影片的制作中，场面宏大，气势逼人，煞是壮观。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出乎意料的是，《杨门女将》传到香港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影片在香港上映时，连台湾的老兵都偷偷摸摸专门跑到香港去看。《杨门女将》当时在香港连续上映几个月，票房突破100万港币。
这种轰动效应引起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极大兴趣，他们强烈要求与北影厂合作，再拍摄几部戏曲片在香港上映。“相关部门非常重视，经过讨论，认为一方面这些影片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国家赚到一笔数目不菲的：外汇’。所以主管部门授权北影厂并指名让爸爸再拍摄几部戏曲电影。’据崔敏介绍，崔嵬接到这个任务后很兴奋，也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劳动可以为国家解决一些问题，就与陈怀皑联手相继推出了《野猪林》和《穆桂英大战洪州》，在香港上映后也很成功，掀起一阵戏曲热。后来香港的一些电影公司大量拍摄戏曲影片，与崔嵬不无关系。
苦熬艰难岁月
1964年，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当时的新影厂奉命到大寨拍摄纪录片，但拍摄进行到一半，周总理看了不很满意，指名让崔嵬去拍成艺术性纪录片。“爸爸是1965年5月接到通知的，之后他就到了大寨，与陈永贵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并做了很多采访录音。影片《大寨》拍摄进行得很顺利，完成后已是‘文革’前夕，只能作为资料片入库，并没有公映。”
据崔敏回忆，1966年5月，崔嵬被“请’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爸爸已经明显感觉到这次：学习’与以往不同，所以变得越来越沉默。他嗓门很大，块头也大，人也很开朗，我们家当时住的又是典型的四合院，平时他一进大门总是大声招呼我和哥哥，大声说笑。但自从去‘学习’开始，就很少与我们兄妹俩说话了，一进门就悄悄走进屋里，关上门，拉上窗帘，与妈妈小声讨论着什么，从来不让我们兄妹俩听到。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沉重。”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崔嵬以及其他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就被各个单位揪回。
“当时整个‘十七年’文艺被打成‘黑线’后，是爸爸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变成了‘黑线上结成的大苦瓜’。他在全国的知名度、他在电影界的成就，成了他最大的过错，造反派高喊着打倒‘南霸天’,‘北霸天’的口号。‘南霸天’是上影厂的赵丹叔叔，·北霸天’就是我爸爸，他被批斗、被折磨得比谁都狠。但父亲很坚强，回到家里从来不给我们说他被批斗的事情。爸爸刚开始还以为自己真的是做错了，是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了,他有时候心里也嘀咕：《青春之歌》《红旗谱》怎么就会成了：大毒草’了?《小兵张嘎》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面对家里人，他也很内疚，觉得是他连累了我们，话就更少了。但到后来，他心里越来越清楚，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要有：难，了。”
1968年2月，崔嵬被押到秦城监狱接受“监护”，他向家里捎信：“待遇并不太坏，就是没有书看。”到1969年，崔嵬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经过这些折腾，爸爸简直变了一个人。以前，他总是乐呵呵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大大咧咧的，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会怀疑什么。但这之后，他开始关心每一件事的‘政治味道’，开始试图去弄清楚自己所有遭遇的原因了。在干校里，他每礼拜还可以回一次家。有一次他告诉我妈妈，说他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还他清白的。当别人把一些可能引来祸端的书籍都烧掉时，他则把一些宝贵的书都打成包，藏起来。但这些经历也让他变得敏感、谨慎。在包书的时候，他要亲自仔仔细细地检查包书用的每张报纸，以确定上面没有一句领导人的语录或重要讲话。在以前，他是根本想不到这一层的。”
“文革”对崔嵬来说，不仅是事业上的打击，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73年1月1g，这个日子对爸爸和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最难忘的一天。”如今已年近花甲的崔敏说到这里泪如雨下，“爸爸平时对于女很少限制，那天，哥哥要和几个老帅的儿子们到长城去爬山。父亲破天荒地劝哥哥不要出去，因为外面的风很大。但哥哥说他们几个都约好的，不能因为他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执意去了。没想到下午爸爸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哥哥病了，等赶到医院，才得知哥哥从长城上摔了下来。他1,91米的个头，块头又大，摔下来当场就没命了。我可怜的爸爸哪能接受这个打击，一下子就懵了，要知道哥哥那年才26岁，正身强力壮的时候。中年丧子啊!爸爸从此几乎变成了一块石头，话更少了。他常常小声检讨似地对妈妈和我说，我为什么放他出去啊，外面风大!”
他乐呵呵地看着探望者
北影厂的职工得知崔嵬遭遇的不幸，纷纷到他家里看望。经过数年的折腾，大家对事实也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个时候，大家似乎明白了，爸爸并不是什么：北霸天’，也并不是什么‘黑线上的苦瓜’。不少人还守在父亲身边，生怕受不了这种打击的父亲有什么意外。在同情父亲遭遇的同时，大家相互之间的亲情也发芽了。”崔敏回忆，就是在哥哥去世不久，崔嵬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1973年3月，崔嵬接到了谢铁骊导演打来的电话，说让他先不要到干校去，有重要的事情当面通知他。“接到电话，爸爸和妈妈都不知道是福是祸，赶紧把家里的窗户和门全关上，还把窗帘也拉上。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钱扛叔叔来到我们家。当时，‘文革’还没结束，钱扛叔叔骑着自行车绕着我们家转了好几大圈子，确信没人注意，才悄悄进了门。”
钱扛倒是告诉了崔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原来，这两天江青召集谢铁骊、钱江等人，讨论谁能拍摄样板戏影片《平原作战》。谢铁骊和钱扛商量，决定让崔嵬借机重返工作岗位，就一致推荐了崔嵬。当时北影r—有一些人反对，说崔嵬的肝有病；但谢铁骊站起来说“他在干校里一直椎架子车，身体壮着呢!”这样，江青只好表态：“那就让崔嵬来试试吧”，一句话让崔嵬又回到了影坛。“爸爸常说，他后来重返影坛，是我哥哥用命换来的，所以他加倍珍惜，这咀让爸爸看到了谢铁骊、钱扛叔叔他们的友谊和亲情。后来我特意代爸爸就此事向他们表示感谢，谢铁骊叔叔说：‘崔老是我们特别敬重的老师，帮助他，义不容辞’。”
这之后，崔嵬又连续拍摄了《红雨》《山花》和《风雨里程》三部影片。“这个时候，爸爸似乎又焕发了青春。他发誓要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没命地工作。但病魔已经缠上了他。1978年，他带病完成了《风雨里程》的拍摄，很快因感冒发烧不得不住进医院。‘文革’的结束让他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他在病房里开始构思拍摄诗史巨制《李白成》，甚至把一些美工、服装等工作都准备好了。拍摄大片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早年的时候，他看过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制作影片，回到家就告诉我们说，那些影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等咱们国家经济条件允许时，他能拍摄出更好的大制作电影。当时，他已经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西安事变》的通知，但很快，医生检查出他是肝癌晚期。”
尽管住进了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崔嵬仍不相信自己的病无可救药。当时前来体检的彭真夫妇、廖承志，吕正操，王光美等听说崔嵬的病情，不约而同地去看望崔鬼。“爸爸很激动，但他心里似乎什么都清楚了，电明白了自己的病情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没有谈自己的病，只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1979年2月7日，崔嵬离开了人世。“他真的是有好多事情要做，但就这样留下了诸多的遗憾，走了。”
爱面子却不忘电影交友
谈及崔嵬对于家人的感情，崔敏说：“爸爸一生广交朋友，但对家人却很‘小气’，当然对我们也很好，但他的感情并不外露。”在崔敏的印象中，父亲对子女的爱都埋在心里。1959年，崔嵬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到苏联参加莫斯科电影节。当时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没有刚建国时那么好了，但崔嵬对苏方的工作人员很友好，还把从中国带的一些工艺品送给宾馆里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打扫房间的老大妈第二天就送给他两个苏联产的大苹果，并问崔嵬：“你们中国有这么大的苹果吗?’一直视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崔嵬听了很生气，很淡然地回答对方：“这样的苹果在中国太普通了。”但等那位大妈走了，崔嵬却拿起那两个大苹果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后来，爸爸悄悄把这两个苹果带回国，送给我和哥哥，这是他唯一一次从国外带给我们礼物。”
1961年，崔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的带领下赴日访问。就是这—次访问使他结识了日本的进步导演山奉萨夫以及著名编剧井手雅人，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山本萨夫是日本的共产党员，曾拍摄了一系列进步电影，特别是《战争与人》二部曲蜚声国际影坛：井手雅人是日本经典影片《乱》和《影子武士》的编剧。当时，山本萨夫正在拍摄一部表现日本农村劳动组合的进步电影，邀请崔嵬去参观，还请崔嵬到他家中做客。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导演天赋，并成为莫逆之交。1963年，山本萨夫到中国回访，给崔嵬打电话，提出要到他家里看看。
“老朋友的这个小小要求把爸爸吓坏了。因为当时我家还在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里又脏又破，鸡鸭乱飞。爸爸从日本回来，曾向我们描述过日本导演家里的豪华、气派，生怕人家看到我们家里的情形有损国家的形象，就骑着自行车飞速赶到中国影协的会议室，在那里会见了山本萨夫。”
1982年，山本萨夫率日本电影代表团访华，在参观北影厂时，指着照片上的崔嵬向厂长汪洋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给崔嵬上坟。汪洋告诉他，崔嵬没有坟，只有骨灰,山本萨夫说，那我要去看看老朋友的骨灰。汪洋觉得这有些难办，最后请崔嵬的夫人和女儿到北影厂与山本萨夫见面。“我们带着报道过爸爸的报纸和其它资料来到了北影厂。山本萨夫仔细翻看了那些资料，并问妈妈父亲去世前的情形，得知父亲中年丧子，又在壮志未酬之时离去，这位老人留下了热泪，叹道：‘崔能活到现在就好了。”
崔嵬去世时，适逢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在京召开，胡耀邦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几乎悉数到场，赵丹、白杨等电影界的代表们一直等着参加完骨灰安放仪式才离开。“我爸爸生前的为人，在这一天得到了证明，他在天之灵也会笑的。”崔敏擦着眼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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