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海宁史东山故居维修竣工之际，史东山的小女儿、今年60岁的史大里女士来到海宁。10月14日，记者在海宁博物馆采访了史大里女士。高高的鼻梁、细长的眼睛、利索的盘发，给人一种独立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
“能不能谈一下生活中的史东山？特别是作为女儿的您对父亲的印象？”记者直奔采访主题。史女士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我在家中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一个。父亲去世时，我才11岁。对我来说，父亲既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老师……”随着史女士的叙述，一个慈父严师的史东山形象在记者脑海里清晰起来。
史东山出身清贫，却很有志气。俗话说，长兄为父，父亲去世后，17岁的史东山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23岁就在当时中国的电影界成名了。史女士说，因为父亲受过苦，所以他对苦孩子特别具有同情心。为此，童年的她还与父亲闹过别扭。
史大里6岁时，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由于父亲担任了新中国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和技委会主任，工作繁忙，母亲也是个职业妇女，家务活没人打理，无奈之下，只得请人打扫房子。可父亲一看请来的是一个17岁的姑娘时，心有不忍，觉得这个年纪应该上学多念点书。于是，父亲不但让这个姑娘干半天的活儿，还主动掏钱送她去念书。剩下的家务活儿吩咐小女儿干。史女士说：“当时我就不乐意了，爸爸对我还不如对陌生的阿姨帮工好。我就发脾气，离家出走，还留了张字条说‘我走了，不回来了’。我这么做无非是希望引起父亲的注意。可我那么小，能去哪儿呢？晚上就自己走回来了。父亲找我谈话，教育我说‘一个人不可以娇气，娇气就是半个废物’。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革时，23岁的史大里一天被命令去割芦苇。果园的田埂与田埂之间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沟渠。要一个人割完沟里的芦苇，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年轻的史大里掉下了眼泪。她想起渔夫和金鱼的童话故事：善良的渔夫将打鱼时捉到的一条金鱼放回大海。金鱼答应渔夫，有困难时，可以去找它，它一定会满足渔夫的愿望。此时的史大里多么希望现实中真会出现那么一条金鱼能帮帮她！可童话终究只是个童话，父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一个人不可以娇气，娇气就是半个废物。”史女士已经记不清那条沟有多长了，只知道她从早上一直割到晚上。当她割完芦苇回头看那沟时，心中涌出的是自豪。通过这件事，她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不要太惜命，不要怕累，也不要怕难，没有什么事是干不了的。
史东山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史大里上小学不久，一次，父亲看到她的书堆里有一本《西厢记》，表情立刻严肃起来。父亲认为，有的书必须到了一定年龄才能读。风花雪月的书还不适合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子看。父亲马上带着史大里上街买了一本抗清英雄史可法的书，并说女孩子应该多看这些爱国英雄的书籍。以后，每次买书，父亲都坚持带着女儿大里一起去。
史女士说，她出生在一个名人之家，如果仰仗已故父亲的名望，她也能过得不错。但是，她不希望用别人对父亲的敬重来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方便。父亲在世时，也是这么教育她的。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提供便利。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从不让子女搭乘单位的公车。一次，史大里在离家200多米的地方买烤白薯。父亲和蔡楚生乘着公车，开会回来。蔡楚生和善地朝大里招招手，让尚是孩童的她上车。父亲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女儿，示意她不要上车。明白父亲心思的大里乖乖地独自走回了家。史女士感叹道，她虽然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但父亲并不因此娇惯她、溺爱她。一个人要想成功，一定要一丝不苟，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要靠自己扎扎实实地干出来。
史女士最后说：“我的父亲属于我们的家庭，也属于中国的电影界。他留给后代的除了电影、戏剧及一些学术思想外，更多的是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个做人的道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奋斗、居安思危，先辈们的高尚品格值得当今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好好学习。”
中国影坛上一座引人注目的“山峰”——史东山
翻开中国电影史，史东山是与蔡楚生、郑君里齐名的中国早期导演艺术家。他最著名的影片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
史东山，原名匡韶，祖籍浙江海宁。他之所以署名“东山”，是因为故乡海宁有一座苍翠秀丽的山峰叫东山，而他的老家就在东山脚下。史东山1902年出生，从小受父亲熏陶较深。父亲是一名教师，擅长绘画、写作、音乐。由于家境衰落，20岁时史东山来到上海谋生，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美工师。此后，除了美工工作外，他还协助搬景片、打反光板、剪接、洗印等，并在但杜宇导演的《古井重波记》、《重返故乡》、《小公子》等影片中担任演员。他还利用拍片后的业余时间，集中精力尝试写作电影剧本，这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才能。
1925年，史东山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电影《杨花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用“东山”的名字作为他担任电影编导的署名，并渐渐为广大群众所熟悉。1927年前后，受北伐革命影响，史东山编导了《王氏四侠》、《银汉双星》等影片，但这些影片没有脱离他一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倾向。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将史东山心中蕴藏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火种点燃了。他试图走向社会、走向群众，为祖国的苦难与人民的愿望而创作。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和进步，使他很自然地更接近左翼电影运动。
1933年9月，史东山参加了党的电影小组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担任执行委员。标志着他在艺术上有明显转变的影片是《人之初》。影片主人公张荣根的工人形象鲜明、质朴感人。《人之初》的艺术形式依然富于美感，但是，这种艺术上的美感，已不同于前一时期他作品中的纯粹形式的美，已经开始和积极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具有思想、艺术价值的新型作品。“七七”事变后，他由上海赴武汉转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了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这些影片反映了史东山饱满的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他还导演了曹禺的《蜕变》、陈白尘的《秋收》、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等舞台剧，并致力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研究。抗战胜利后，史东山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已抢先霸占了上海各电影制片基地，史东山和进步电影工作者一道，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了曲折的斗争。他多次出面向反动当局交涉，才得与郑君里等电影界进步人士一起筹备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改为昆仑公司），并较快地拍出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不仅是史东山创作上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部扛鼎之作。影片通过高礼彬和江玲玉这两个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时期艰苦的历程和斗争精神，颂扬了广大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揭露了那些国民党官僚买办。该片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
建国后，史东山担任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和技委会主任。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改编和导演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此片获得了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在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他与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上世纪50年代初，他出版了理论著作《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
1955年2月23日，史东山不幸逝世，终年53岁。在从事电影艺术30余年的生涯中，他拍摄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影片，为中国电影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回顾史东山的一生，他没有趋炎附势，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执著地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史东山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位闪耀着人格魅力、深受后人敬重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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