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电影布景的造型样式主要受西方电影、现代艺术以及国人对西方现代生活的盲目崇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风东渐，中国艺术界普遍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强调美的作用和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艺术思想，从欧洲归来的现代派艺术家同时也把时髦的现代派艺术形式和风格带回国内。电影人处于对西方电影的新鲜和好奇，同时也深受西方艺术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早期阶段的电影布景，一度曾具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电影题材大多是城市生活，几乎所有影片的布景无论主人公是大老板、大学生，还是小职员、穷画家等都必定住洋房、开洋车、穿洋服，家中必有仆人丫鬟，室内必有宽敞客厅、落地门窗、欧式阳台，墙壁必定贴有华丽的壁纸，房顶必有豪华的吊灯，家里必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沙发茶几、古董鲜花。每部影片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自己气派的老爷车，出门必定开车。此外，在极端欧化的布景里，常夹杂着一些中式的东西在其中，会使人有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之感。影片中场景多为歌场舞厅，西餐宴席；环境是中国式格扇门窗，却安装西式壁炉，布置西式花瓶；墙上挂着亚历山大石膏半面像，窗前立着维纳斯石膏像。仿佛不如此就不是电影布景，不如此就不是电影道具。
电影界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上海影戏公司画家和美术师出身的编导但杜宇和史东山。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注重形式美感的追求，在电影造型方面注重对色彩的美、线条的美和动作的美的追求，形成了唯形式美而高于内容之上的唯美主义。
《海誓》（1921，编导、布景：但杜宇）讲的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穷画师与摩登少女的理想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在影片中，人物几乎都是穿着西服，甚至连仆人也是笔挺的西装。画家虽贫穷，但却住着西式洋房，摆设考究，环境幽雅，睡的是铜架西式床，铺着地毯，坐的是西式椅子，完全仿照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分明是洋画师气派。
《杨花恨》又名《柳絮》（1925，编导：史东山，摄影：但淦亭）是史东山拍摄的第一部体现“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影片。程季华在他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对“唯美主义”影片表现出极度不屑，认为“无视影片的思想内容，离开剧情规定的生活情景，单纯地追求所谓形式的‘美’和感官的‘享受’，是唯美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①]在《王氏四侠》（1927，编导：史东山，摄影：周诗穆）中“史东山极力追求所谓画面、布景、服装、造型设计的‘美’，甚至到了不考虑剧情与生活真实性的程度，甚至有些场面给人以非中非西的感觉。”《中国电影发展史》接着转引当时的作家、影评家周瘦鹃对史东山的评价，并加以阶级矛盾的分析：“当时，有人在谈到史东山的导演特点时，就赞美他‘注意图案，无论内景外景，都当得上一个雅字，光线的远近也非常恰当，不致模糊不清，或强烈刺目，注意于小部表演，无论一笑一颦、一举手一动足，都加以细密的研究等等。’这种脱离内容的单纯的形式美的追求，除了掩饰作品内容的贫乏，美化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以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一串珍珠》（1926，编剧：侯曜，导演：李泽源，摄影: 程沛霖，置景：李乾初、朱容生）根据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一串项链》改编。原本普通的小职员，却家住豪华的洋房别墅，出入乘坐西洋老爷轿车，房间的壁纸图案及装饰华丽而琐碎，犹如华丽的珍珠。中式家具，西式沙发。与人物的身份极不协调。妻子的朋友翟家更是华丽得像皇宫，宴会上小姐、太太的服装就像一场中、西服饰大赛。假如，职员家有如此阔绰的家庭状况，还愁为妻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而挪用公款去坐牢？
电影布景在当时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欧化现象，被电影史学家批评为：一方面，是时代风尚所至，是当时的电影人崇尚现代艺术和对西方生活的一种浪漫而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电影人一味追求时髦和华丽，吸引赶时髦市民和观众的眼球，希望赢得票房的结果。
程步高在《影坛忆旧》中称他们“都是新派人物，洋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拍的当然是新派戏，洋味十足”。史东山在1948年曾这样回顾自己以前的创作说：“记得以前拍《银汉双星》（1931，导演：史东山，摄影：周克，布景：方沛霖）那时家庭布置的摩登，连美国、法国家庭都赶不上，只有画报上才能见到，可见唯美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是中国电影在思想内容之外第一次在视觉造型上具有先锋意识的探索和实验，因为，但杜宇和史东山都是画家和布景师出身，他们都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和追求，试图在布景设计和画面造型方面进行所谓的“唯美主义”实验是一种正常的艺术探索，甚至丰富了中国电影布景的风格样式。在某些方面具有时代的超前性。由于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不顾内容需要，一味追求形式美感，那些“唯美主义”的试验，在当时的中国就只能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批判对象。
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布景在表现形式方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有趣现象，那就是几乎在所有影片的场景中，都会有各种“花”的存在。起初，可能是布景设计者将“花”的造型进行了富有象征意义和带主观化的审美表现。一方面，室内“花瓶”，表现一种文人雅趣，一种追求时尚的时代气息和营造室内环境气氛，富有轻松浪漫的色彩与情调也起到点缀画面构图的作用；另一方面，“花”具有独特的女性象征作用，以及性的暗示与联想，或可表明这一时期的电影人具有独特的阴性文化特质和柔性审美心理倾向？但是发展到后来，就有泛滥成灾或滥竽充数的嫌疑。我们看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多数电影的布景和道具陈设，无论是在室内的任何场合（客厅、卧室、阳台、餐厅）、任何地域（城市、农村、渔村）、任何季节（春、夏、秋、冬）、任何身份和地位（大学生、作家、画家、职员、富人、穷人）、任何年龄和性别（男、女、老、幼），还是在室外（公园、路边、家院、河边），无论是前景，还是后景、背景，无不大量使用花瓶和花枝，作为室内陈设和室外的背景衬托，由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一种必备的布景表现手法。拍一部电影，道具师傅手里如果没有几十种花瓶和不同种类的花卉、花枝准备着，是万万不能胜任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