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摄影机正对舞台，一分一秒地记录整个表演过程，舞台戏剧随即转变为另一种活动影像，这便是早期的中国电影拍摄。显然，就纪录过程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摄影机会本能地记录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于是便无所谓“导演”的名目，人们也无法将导演和电影联系在一起。直到《难夫难妻》的诞生，一个异常重要的电影名目也随之诞生了，这便是影片摄制的“导演”。从此，中国电影开始学会了讲故事，摄影机的角色也发生了彻底转变，从“记录”走上了“叙事”，而导演的地位则空前放大，成为影片命运的操控操控者。而《难夫难妻》酝酿的前前后后，总是和张石川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一部中国电影史，如果没有对制片业的梳理，显然是不完整的。而谈及制片业，同样不能不提及张石川，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创立了新民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明星影业公司等一个个重量级制片公司，见证了中国早期制片业的曲折命运。之所以敢为人先，是因为张石川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一个商业玩意儿而存在，所以他要利用电影的娱乐本性、电影的商业属性去拯救电影。
张石川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后改名石川，是个“事母以孝闻”的孝子，少年时经常帮助父亲料理商务，摸清了做蚕茧生意的来龙去脉，父亲不久病逝。15岁时张石川又跟随舅舅经润三离乡而去，远赴上海经商谋生。张石川的天性中流淌的是有关经商和管理的智慧，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在商海中勇于打拼的胆识和魄力，
1900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王钟声在读书期间，观看了日本的话剧表演，被这种新的舞台样式深深打动，于是潜心钻研，回国后首创了中国话剧的前身——“新剧”（后期又称“文明戏”）。随后，王钟声与马相伯、沈敦在上海白克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阳社，自命名为“改良戏剧”。接下来的几年里，新剧社团纷纷成立，经润三也看到了新剧的大好前景，于是果断出手，成立了“立鸣社”，张石川有幸担任经理，组织管理当时如火如荼的新剧演出。
由于张石川机警灵活，聪颖过人，再加上与生俱来的组织管理才能，很快成为新剧运动的旗手。就在此时，张石川认识了“新民剧社”的创办者郑正秋，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相见恨晚，随即商议将“立鸣社”和“新民剧社”合并成“民鸣社”，张石川主持前台，郑正秋主持后台，两人双剑合璧，剧社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这时候，接管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依什尔闯入了张石川的视野，依什尔聘请张石川做制片顾问，张石川的电影生涯豁然拉开。张石川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远在民国元年，我正在从事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叫做依什尔和萨弗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来和我接洽，要我帮他们的忙……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的我，却居然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了。因为是拍“戏”，自然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
亚细亚影戏公司赚钱的突破口在哪里，依什尔一筹莫展。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剧潮流，再加上自身从事文明戏剧团的经验，张石川洞悉国人的欣赏心理，于是劝依什尔摄制文明戏，依什尔采纳了张石川的建议，电影摄制筹备工作全面铺开。而当时广受欢迎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无疑成为张石川期盼已久的新目标，以期在《黑籍冤魂》上大做文章。
1913年前后，整个上海剧场几乎是文明戏《黑籍冤魂》的天下，几个月之后，观众的呼声和热情依然不减。《黑籍冤魂》讲述了一个因为吸食鸦片，致使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其社会现实意义成为观众广受欢迎的第一要素。
1913年，张石川找到了正在办《图书剧报》的郑正秋，商谈拍摄《黑籍冤魂》的有关事宜。对此，郑正秋回忆说：
有一天，他来托我介绍十六铺新舞台里面许多有名的艺员，像夏月珊、潘月樵、毛韵珂、周凤文、夏月润等许多人，和美国人依什尔、萨弗等见面，外国人看了新舞台的戏，又请夏月珊等许多演员到礼查饭店吃饭，说是他们拿钱收盘了一个亚细亚影片公司，要请他们拍中国戏片，可是谈到结果，因为价钱不合，作为罢论。
张石川决定另行聘请演员拍摄《黑籍冤魂》，为此，他四处奔走，从宁镇等地约请了一班文明戏演员，并签订了严格的演戏合同。演员们白天拍摄电影，晚上则参加民鸣社的新剧演出。
当万事俱备之际，依什尔动摇了，他觉得《黑籍冤魂》这个戏完全揭露鸦片的社会毒害，这样会有碍于帝国主义贩卖毒品，何况当时剧目演出时，曾发生过烟土贩子雇佣流氓骚扰后台的事件。在这关键时刻，依什尔退却了，《黑籍冤魂》的拍摄就此告吹。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张石川并没有气馁，他深切地认识到，拍电影必须要有一定的自主权。于是，他与郑正秋、经润三等人成立了新民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郑正秋担任编剧，他以嘲讽的笔触，抨击了旧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影片角色全由文明戏演员饰演，而且全是男性。张石川指挥摄影机的位置，郑正秋指挥演员的表演，他们从事着中国电影史上最原初的“导演”工作。他们那种“演员围着摄影机转”的创作思路，也正是故事片创作的基本内涵。影片首次放映，轰动了整个上海。
《难夫难妻》之后，郑正秋依然眷恋新剧工作，再加上与张石川意见不合，于是重新回到了自己钟爱的新剧剧社，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拍戏工作便由张石川一人处理。而张石川“拍了一部电影就再放不下，决心干一辈子了”①。亚细亚影戏公司与新民公司再度联手，拍摄了几部风景片，如城隍庙、九曲桥、静安寺、龙化寺等上海本地风貌，并且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上海之战》，记录了革命军攻打上海制造局和吴淞炮台两处的战事实况，对于鼓舞革命斗志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张石川与依什尔商定，改编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目以及民间通俗故事，继续拍摄故事短片。之后张石川一人导演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二百五白相城隍庙》、《一夜不安》、《杀子报》、《店伙失票》、《脚踏车闯祸》、《滑稽爱情》、《打城隍》、《赌徒装死》、《老少易妻》、《贪官荣归》等故事短片。这些影片大多脱胎于文明戏，多是一些迎合市民趣味的滑稽打闹片，观众对此大呼厌烦，所以在上海未能进入影院。最后，张石川和依什尔商定在香港和广东发行放映这些影片，因为那里“接壤南洋，风气早开，爱影者众”，具有更大的放映空间。结果正如张石川预想的那样，取得了可喜的放映收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胶片都来自于德国，胶片断档，再加上资金并不充裕，亚细亚影戏公司和新民公司被迫中止拍片计划，书写了曲折、震撼的传奇之后，亚细亚影戏公司在第五个年头走到了终点。接踵而来的是，作为中国第一个民族电影制片厂，新民公司也因为失去了后台老板，随之解散。
1916年，美国胶片大量进入中国，成为上海市面上的抢手货。出于对电影的执著，张石川岂能耐得住寂寞，他看到拍电影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邀请了既喜欢新剧，又酷爱电影的友人管海峰与之合作，出资在徐家汇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后来他们结识了意大利人劳罗，当时的劳罗“自置一架安纳门摄影机，苦无显身手之地，想找人合作拍电影”②，三人一拍即合，随之准备影片投拍的资金问题。面对资金筹集的难题，张石川、管海峰、劳罗决定采用集资的方式，和一些对电影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讨招股事宜，资金也就慢慢地准备就绪。
幻仙影片公司究竟要拍摄什么？这是摆在张石川面前的头号难题，因为必须对集资的每一个朋友负责。想起曾经改编《黑籍冤魂》的计划遭遇夭折，张石川思考再三，决心在文明戏《黑籍冤魂》上咸鱼翻身，以了却自己在“亚细亚”时代的未了之愿。这一决定并非纯粹的固执，而是张石川敏锐地洞察到《黑籍冤魂》的市场潜力。1912年上演的舞台连台本戏《黑籍冤魂》，一路飘红，时至1916年，依然上座不衰。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强劲后势，一方面源于其一针见血的爱国主题，切中时弊；另一方面源于其舞台剧本的推陈出新，以及演员演技的炉火纯青。
拍摄方案得到彭海峰的认同之后，张石川在新剧界笼络了一批有志拍摄电影的文明戏演员（大部分是民鸣社成员），亲自导演了《黑籍冤魂》这部影片。相对于《难夫难妻》而言，《黑籍冤魂》采用实景拍摄，打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并且采用电影化的叙事原则。同时，影片对于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空间，比如在拍摄张氏投河自尽一场戏时，导演叫徐寒梅在镜头前往下一跳，然后叫旁边的人把一块石头抛进河里，俯摄了一个水花四溅的画面。显然，两个镜头一接，新的意义便产生了。影片上映后，影院座无虚席，观众有口皆碑。
1923年，为了抗议政府鸦片公卖行为，上海新爱伦影院又重新放映了《黑籍冤魂》，可见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而后，幻仙影片公司“办理不善，亏蚀甚多，未几亦以辍业”①。张石川先是帮助舅母重振“新世界游艺场”的风云伟业，接着创立“和平新剧社”，再后来开办“大同交易所”。6年来，张石川混迹于十里洋场，亲眼目睹了6年内中国制片市场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由衷地认识到自己与电影之间难以割舍的缕缕情结。痛定思痛之后，张石川决心再次创办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的电影公司。
这期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交往颇深。后来，五人共同感受着志同道合的慰藉，承受着游说股东的苦楚。1922年3月，张石川等人成立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任总经理兼导演，郑正秋任协理兼编剧，周剑云负责行政兼发行，郑鹧鸪负责公司剧务，任矜萍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五虎上将”不仅是明星公司的绝对脊梁，也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英雄。
明星公司完全采用企业化经营模式无论是摄制规模，还是制片业绩，都远胜于之前的电影公司，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公司，而且也是早期存在时间最长的电影公司，标志着中国制片业走过了萌芽探索阶段，走向成熟和完善。
从“幻仙”破灭，一直到“明星”升起之前的6年期间，张石川依然从事着一系列与电影、戏剧有关的活动。也正是在这6年之间，民族影业在迷茫与期待中悄然崛起，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以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独立制片公司成为中国制片业的主角。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私营出版机构，创办于1987年2月11日，宗旨是反对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1916年，一个美国商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同时携带资金10万、胶片数箱以及摄影器材，打算在中国影坛施展身手，然而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民俗风情，又没有合适的助手，胶片和资金消耗殆尽，再加上病患缠身，不得已决定将摄影器械廉价转让，因为与当时“商务”交际科长谢秉来有故，谢秉来立即致电商务印书馆总部，说明了这笔器材的利益所在。之后商务印书馆以不足3000元的资金购买了美国商人的全部摄影器材，在印刷厂照相制版部的组织下，聘请留美学生叶向荣担任摄影师，随即开始试制影片，同时取得特权免税的优惠政策。1916年，商务印书馆拍摄了第一部短片《商务印书馆放工》。
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拍摄了一批新闻片和短片，如《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上海焚毁存土》等。时值留美考察印刷、电影业务的鲍庆甲回国，在他的提议下，电影业务从商务印刷厂照相制版部单独划出来，成立了活动影戏部，由鲍庆甲主事，陈春生为主任，任彭年作助手，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正式改写了中国电影的生产格局，标志着中国制片业规模化经营的开端。
活动影戏部共摄制了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别的影片，其中戏曲片成为其一大亮点，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代表作《春香闹学》、《天女散花》首次被搬上银幕。另外，活动影戏部不仅摄制了《李大少》、《猛回头》、《得头彩》、《呆媳祝寿》、《憨打捉贼》等新剧短片，还拍摄了《荒山得金》、《莲花落》、《大义灭亲》、《爱国伞》、《松柏缘》等新剧长片，个个成绩斐然。
1926年，随着制片公司的全面开花，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许多公司拍摄了大量的鸳鸯蝴蝶派影片和武侠神怪片，商务印书馆全线遭遇尴尬，已经很难继续保持“教育本旨”的制片方针，于是将电影从商务印书馆剥离出去，组成国光影片公司，从而“可以免去诘责”①，商务印书馆的拍片历史就此宣告结束。
继商务印书馆之后，1920年至1921年间，中国影片制造公司、长城制造画片公司、中国影戏研究社、上海影戏公司、新亚影片公司等公司纷纷成立。这期间，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相继问世，如中国影戏研究社的《阎瑞生》、上海影戏公司的《海誓》、新亚公司的《红粉骷髅》等。《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这三部极具代表意义的长故事片，也分别代表了凶杀片、爱情片、侦探片三种类型风格的早期探索。
严格来说，早期的独立制片公司，大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质，经营只是为了拍摄一部影片便冲锋上阵，不少成为昙花一现的“一片公司”，比如《阎瑞生》和《红粉骷髅》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代为摄制、洗印的。然而，独立制片公司所具有的鲜明的企业化管理特色和市场意识，标志着中国制片业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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