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为“蚀”字含有“亏本”之意，方改名为石川。张石川是浙江宁波人，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于是就来到上海投奔舅父经润三学生意，在经润三经营的华洋房产公司当上一名小职员。张石川白天上班，晚上进夜校补习英文，不久就会说上一口的“洋径浜英语”。
1913年，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佛到上海办起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他们很赏识张石川，就聘请他担任顾问并主持制片业务，这年他才二十一岁。张石川在“亚细亚”导演了一些短故事片，其中《难夫难妻》一片算是中国故事片开山之作。
1916年，“亚细亚”早已宣告结束，张石川又和朋友合伙办起了幻仙影片公司，将文明戏《黑籍冤魂》搬上了银幕。
1922年，张石川和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五人（号称“五虎将”）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中国资格最老的老牌影片公司。从1923年至1937年，张石川在“明星”导演了七十部影片，成为大名鼎鼎的电影大导演。
张石川拍片崇尚“票房价值”。鸳鸯蝴蝶派影片赚钱就拍鸳蝴片；武打片卖座就拍武打片；左翼电影兴起，他也拍了《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片；为了配合国民党剿共，他又拍了纪录片《剿匪纪实》……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张石川加入了国华影片公司，又拍了不少古装片和时装片。1941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电影业操纵在敌伪手中，张石川半推半就，又参加了伪“中联”（后来又改组为伪“华影”），担任过分厂厂长、制片部长和导演的职务。
战后，张石川又为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和上海大同影片公司拍片；于1948年导演了《乱世的女性》一片之后，就告别影坛：然后卧病三年，于1953年去世。
张石川驰骋影坛三十多年，总共编导了一百五十多部影片，粗制滥造的片子固然不少，但也有一些是拍得比较认真的。
张石川导演的影片故事性强，有头有尾，剧情发展过程交代清楚，通俗易懂，很受小市民观众的欢迎。
难忘的三部影片
1933年，张石川在一篇题为《传声筒里》的文章中写道：“《空谷兰》时代我不会忘记，《火烧红莲寺》时代我不会忘记，《啼笑因缘》时代我更不会忘记……。”
为何张石川对这三部影片念念不忘？其中自有原因。
《空谷兰》是中国早期默片的代表作。有人曾经说：“谈起早期电影，必谈《空谷兰》。”此片是包天笑根据译本小说《野之花》改编的，也是张石川捧红张织云、发掘朱飞、塑造杨耐梅银幕形象的得意之作。它为明星公司创造了十二万元的票房价值。
《火烧红莲寺》是张石川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影片。据说张石川的儿子喜欢看武侠小说，有一次张石川随手拿了一本《江湖奇侠传》坐在马桶上解闷，忽然灵机一动，觉得此书搬上银幕一定能叫座，于是赶紧拍摄，一连拍了十八集。由于生意兴隆，其它电影公司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银幕上刀光剑影，泛滥成灾，因而受到舆论的谴责。张石川之所以“不会忘记”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既赚过大钱，也挨过骂。
《啼笑因缘》是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一共拍成六集。明星公司为拍此片投入了大量资金。与此同时，另外有一家大中国影片公司也抢拍此片，由此闹起了“双包案”，双方对簿公堂。“明星”出厚礼请杜月笙出面调解，井付给“大中国”巨额赔款，方才争得了摄制权，但已经大伤无气。影片拍成上映时，正值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广大电影观众对这种言情片已经不感兴趣，卖座率低落，“明星”也因亏损差一点倒闭，它成为张石川“不会忘记”的第三部影片。
捧出红星知多少
在明星公司初创时期，出于竞争需要，张石川运用种种手段，捧红了光彩夺目的四大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
王汉伦因拍摄《孤儿救祖记》而一炮走红，于是张石川就根据她的戏路，接二连三地让她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和《一个小工人》等片，使她成为四大名旦之首。
杨耐梅因拍摄《玉梨魂》一片而初露头角，她的代表作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改编的《良心复活》，杨耐梅扮演绿娃（玛斯洛娃的译名）一角，由使女变为女囚，演来丝丝入扣。该片上映时，杨耐梅还在幕间休息时登台演唱插曲，风靡了不少观众。
1925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电影博览会，明星公司将张织云主演的《空谷兰》推出，结果使张织云以最多票当选了电影皇后，为“明星”争得荣誉。
宣景琳在明星公司拍戏的时间最久，一共拍了二十多部影片。她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是《姊妹花》、《再生花》、《空谷兰》和《大家庭》。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大名旦”之外，使张石川引为自豪的是。1927年，他乘天一影片公司改组之际，把该公司的“台柱”胡蝶挖了过来。胡蝶在“明星”主演了不少影片，于1933年又登上了“影后”的宝座，声誉历久不衰，成为“明星”的摇钱树。
张石川在挖进胡蝶之后，却放走了阮玲玉。阮玲玉于1926年考进“明星”，由于没有得到张石川的重视，便悻悻离去，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在孙瑜等人的培养下，成为一代影星，这使张石川始终耿耿于心，后悔莫及。
抗战后，张石川在“国华”期间，又捧红了周璇、周曼华、白云等影星，前两位成为“国华”的“台柱”，而白云则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小生”。
一家两处结良缘
张石川当年单枪匹马来到十里洋场上海滩之后，不久就在一家下等妓院里结识了一名妓女。这个妓女美貌又善良，两人一见钟情，便开始同居，并且有了孩子。
不久，张石川又结识了上海的“皮货大王”何咏昌。何咏昌“家有娇女初长成”，择婿心切，一见到张石川就喜欢，觉得他精明能干，有进取心，将来能办大事，于是特意介绍张石川和女儿何秀君相识，并且说：“你们两人，满相配的，我拣个良辰吉日，给你们成亲吧！”何秀君看到张石川精明能干，相貌英俊，打心眼里喜欢；张石川则想：“这个姑娘活泼可爱，父亲又有财有势，娶了她做妻子，岂不是好！”两家很快就议论起嫁娶的事。
张石川的原妻，自知出身贫贱，无法在经济上支援丈夫，使丈夫飞黄腾达，因此不反对张石川和何秀君结婚，但她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做“正房”，而何秀君则认为，自己是大家闺秀，下嫁穷小子已属屈就，再要做“二房”这又怎能使得？于是，张石川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心中捉摸不定，只好去求教他的知心朋友郑正秋。
郑正秋是调解纠纷的能手，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最佳方案”，那就是：让张石川与何秀君去杭州完婚，回上海后同居新巢；而原妻则和她的孩子仍住原处，以“一家两处”的形式维持下去。结果双方欣然同意，果真按郑正秋的“方案”实行了。
张石川之死
如前所述，张石川在上海沦陷期间，曾参加伪“华影”任职，风光一时。
抗战胜利之后，张石川因此以汉奸罪被指控，这时张石川正在香港“大中华”拍《长相思》，一听到自己要以汉奸论罪，又急又怕。他本来已经患有许多慢性病，这一受刺激，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发作。他匆匆回到上海，看到许多“附逆”人员都各自找到了门路，和接收大员拉上了关系，摆脱了“汉奸”的罪名。这时张石川的幼女张敏玉正和吴绍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谈恋爱，经吴绍澎一番疏通，也轻而易举地把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整个电影界闹得沸沸扬扬的“附逆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尽管是一场虚惊，但张石川在精神上却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从1946年起，经常卧病在床。
1948年，柳氏兄弟（柳中亮和柳中浩）又重振旗鼓，办起了“国泰”和“大同”两家公司，张石川应邀出任“大同”制片主任，当他勉力拍完了《乱世的女性》一片之后，就不能再拍片了。
1950年，张石川迁居苏州，不久又重返上海，辗转病榻三年之久，于1953年6月告别人世，终年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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