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我不做高级点心，我要做大饼和油条”
一部出色的电影，通常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导演常常使用“悬念”的设置来引导观众的视线，力发千钧而耐人寻味。蔡楚生在电影表现手法上以写实而闻名，不乖张，但又不失电影语言的张力。然而他留给观众最大的悬念却并非戏中的情节，而是史诗式的遗作《南海潮》。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个时候的蔡楚生已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电影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家联谊会主席等要职，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也恰恰是这个时候，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式建成投产，冷对官场心系电影的蔡老毅然暂停了手头上的工作，请了创作假期南下羊城，带着他的剧本《南海风云》筹备拍摄一部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重大意义的巨片，这便是后来的著名影片《南海潮》。该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为《渔乡儿女斗争史》，下集为《天涯海角恩仇记》，下集剧本动笔不久，蔡楚生便奉命回北京参加学习，这次学习十分重要，于是蔡老匆匆离粤。没想到，这一去蔡楚生便再也没有回来过。《南海潮》上集是年成为“最卖座”电影，广受欢迎，观众反映相当热烈，许多人催问下集何时放映，然而这部影片却随着蔡老的离去拦腰截断，始终没有在荧幕上出现，这便是蔡楚生留给观众的最大悬念。
植根于民，这是蔡楚生作为一个导演最明显的风格。他的影片多以贫民大众的生活为背景，谈情说爱并非其所长，倾诉百姓疾苦和底层民众勇于斗争的个性则是耀眼的亮点。“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评语)，这便是艺术界对蔡楚生的导演风格最深刻有力的评价了。1927年冬，为了寻找一个“能和全国共呼吸的地方”，蔡楚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他违背父亲的意愿，离别一年多前家庭为他选择的贤惠妻子林银菊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身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流浪之后，蔡楚生才得以进入华剧等几家小影片公司打杂。一年多时间，他从清扫场地、刷洗痰盂等做起，直到置景、写字幕、画广告、场记、剧务、临时演员等行当，什么活儿都干过，而且经常是身兼数职，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他还时常抽空到小影院看电影，从中学习别人的布景、光线、角度、服装、演技、剪接及导演手法等，遇有好的，就记下来，画下来。经过这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和学习，他熟悉了电影艺术制作的许多环节，掌握了相关的技能。从杂工到导演，蔡楚生耗尽了他的金色年华，无法埋没的天赋使他迅速成长起来，敢于斗争和创新的个性更是使他在电影艺术生涯中得到完美的发挥，追求思想性的导演原则令他的作品不朽于世。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在外患内忧日益加剧的同时，面临了一种新的历史抉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兴电影运动”，凸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格调。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对大众生活的人文关怀以及艺术上的革新愿望结合在一起，从而相继创作出了《大路》、《神女》、《马路天使》等大批深受观众好评的银幕佳作。蔡楚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进步影人的身份强烈地追求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把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注入到对政治腐败和民生疾苦的表现之中。有人说，在中国影人的主导观念中，“电影从来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品”。由于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巨大的动荡和变化之中，因此，在更多的时候，电影是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视听化的记录，是对于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是对基于人生经验之上的群体愿望的一种表达。蔡楚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历史巨作《渔光曲》，便是参与历史进步的主流代表作。
如果蔡楚生是一位画家，那么他的艺术生命便是注定了要为老百姓写生。他的影片正是符合了这种基调，所以．他曾经拥有最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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