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堂乐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音乐家是曾志忞。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其实他也是20世纪初最早（1901年）赴日留学的热血青年。起初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就被日本明治维新后活跃的新音乐生活所吸引：“予初至日本，观其音乐会及访其教师，一若天仙之隔，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也。”到了1903年，在学习法律的同时，他又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西洋音乐。沈心工在东京组织的“音乐讲习会”，曾志忞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
1903年，在“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上，曾志忞发表了《乐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并同时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的形式刊印了六首歌曲：《练兵》、《游春》、《扬子江》、《海战》、《新》、《秋虫》，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第二年又发表了译自美国罗普亚的《教授音乐初步》。同年四月编著出版了《教育唱歌集》，这是一本相当完备的乐歌教科书，与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几乎同步刊行，二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04年5月，曾志忞在沈心工所创建的“音乐讲习会”的基础上，发起组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其宗旨是“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同年，在为“卒业生送别”的音乐会上，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曾志忞夫妇之洋琴合奏”，当时的《新民丛报》曾报道并盛赞他们的表演是“幽闲勇健，如入欧洲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评论所举之例是否恰当尚值得商榷，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夫妇二人的洋琴（钢琴）演奏技艺，确实不同凡俗。也是在这一年，他从日文转译了英国人编著的《乐典教科书》，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书前有“饮冰室主人”即梁启超所做的“叙”。曾志忞还在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该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另外，他编著或翻译的书籍还有《和声略意》、《国民唱歌集》、《风琴练习法》、《简易进行曲》等等。由以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已不难看出多才多艺的曾志忞，在日本的五年间为近代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所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这样的评价：“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
曾志忞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也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他反对那些以“寒灯暮雨”、“血泪冰心”之类的陈词滥调学“恋穷狂怨之态”，或以“微妙幽深之语”赚“渊博奇特之名”的旧词章，“皆非教育的音乐者也”。他指出“学校歌词不难于协雅，而难于协稚”，要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目标，“通俗上口又蕴涵深意”，“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以小见大，激发志气”，“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生气者”。要使“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他认为学堂乐歌的创作原则，是要“以最浅之文学，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他还针对当时的学堂乐歌创作主要是用外来的曲调填词而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提出了“曲与歌不可离”、“歌与曲不相背”的要求，认为“背与离，音乐之大患也”。
他认为，“以为凡事物之行于今世界者，考之我古国，无不毕具”的保守自持思想，是中国近代音乐落后的原因。曾志忞主张：“一事而不脱出泥古、自恃的性质，欲理想之发达，社会之进步，不亦难乎。夫音乐亦然。”凡此都使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志忞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是不应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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