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定仙先生是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第二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可说是我国高等专业音乐学校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中的一位重要成员；同时他又是我院作曲系的创始人，被公认为从教时间最长、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作曲教授，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音乐教育家的江先生，在他长达60年之久的教学生涯中，不但培养了许多优秀作曲人才，而且还留给我们许多极为宝贵的教学经验。江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和基础理论的学习，他始终认为：“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可能名噪一时，但其作品终究要被历史遗忘。”他要求学生“多做练习，以求精深”。江先生十分强调学生应该学好音乐史论课和钢琴。可以说，他是把作曲教学放在对音乐艺术的整体理解中来设计的。江先生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要求学生不但能写，还要能弹，并主张应从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中去评价音乐。记得有一次江先生参加音乐学系学生的论文答辩会，当学生对某位作曲家的某部钢琴作品做出评价时，江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要求这位学生现场弹奏一下这部作品，并语重心长地说：“弹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江定仙先生主张因材施教和采用启发式教学。他认为指导学生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引导学生多看多听一些东西，使其得到心灵上的启发”。江先生始终把课堂作为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并鼓励学生有自我追求。在教学内容上，他强调少而精。主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将每门课程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必不可缺少的东西，用最经济的方法使学生学会 ”。等等。
作曲家的江先生，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他所创作的《摇篮曲》曾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创作的二等奖。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写得十分精致，体现出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一些富有时代激情和个性特色的抗日救亡歌曲，广为传唱。他所写的艺术歌曲很有学术水准，在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创作上，被誉为是中国作曲家中第一位热心追求者。他的管弦乐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和声与配器艺术也十分令人赞叹。江先生被人称之为学院派作曲家的代表，这不仅意味着他的作品高雅脱俗，甚至显得“艺高和寡”；而且也说明这些作品往往具有示范性，它们既给人以风雅清越之感，又总是像教科书那样给人以无穷的启迪。江先生在创作上十分强调艺术的内涵，同时对艺术的民族性问题有着非常开阔的理解。他曾经说：“和声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音乐语言，只有结合创作在运用上才发生民族特性问题。”“一首乐曲的民族风格，不单表现在外表，更重要的是它的音乐内涵。”江先生认为艺术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不仅对自己，也对同事和学生有同样的要求。他说：“凡是约我弹伴奏的，我总希望音乐会上有新作品。这是存在我心中没有宣布的原则。”
江定仙先生好学谦逊，忠厚朴实，淡泊名利，平易安详。对同事以诚相待，对学生亲如家人。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江先生有不少身居高位的故旧和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学生，但先生从来既不在别人面前炫耀，更从不利用这种关系以谋求个人的方便。正如本集喻宜萱教授的文章所说：“他为祖国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材，但从未听见他谈起某某是他的高足，某某是他的得意门生，某某又是他的真传弟子。他没有一丝一毫借水涨船高的声势为自己贴金的庸俗杂念。他拥有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
现在，江先生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在音乐教学、艺术创作、学术思想以及为人处世诸多方面留给我们许多的精神财富，将长留乐坛，时时伴随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今年是江先生逝世2周年和90冥诞，为了纪念他，也为了研究和总结他的教学、创作经验和治学之道，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辑了这本文集；其中包括江先生的自述和文论33篇，江先生的同事、学生和朋友的研究文章7篇，纪念文章31篇，以及反映江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音乐活动的图片百余幅，为进一步研究江定仙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我深信，这本融学术性、研究性、纪念性与史料性于一体、图文并茂的文集将成为21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部珍贵文献，并深切希望年轻一代的教师和学生能从中领悟到江定仙先生教学、创作和学术思想的精髓，并永远铭记老一辈对我国音乐事业所做出的奉献。
这里，还想向大家介绍两件我认为颇有价值的小事。江先生是属于典型的工薪阶层。他的生活极为俭朴。在经济上，他并没有太多的积蓄。江先生重病期间，曾向子女表示，在他身后，要把积攒下来的一点工资全部捐赠给学院，以表自己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最后一点奉献。还有，在上世纪90年代，当江先生了解到中国音协《音乐创作》杂志办刊经费比较拮据时，他就出面请人设法搞到一部分赞助。可见，他的心紧紧地、时时刻刻地牵挂着音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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