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策源地，而上海国立音专则是中国音乐家的摇篮。日前，我们在中国音乐史专家钱苑教授，郑德仁先生等前辈音乐家们指引下，穿越时空，去寻访当年那些拓荒者们的心路历程。
早在唐代，西洋音乐的旋律就通过宗教赞美诗的形式，传入中国长安等地。到元、明、清时期，以布教为目的传教士相继来华，随之而来的教堂管风琴等西洋乐器和音乐，也流入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同时也导致了西洋文化的迅速涌入。到19世纪末，通商口岸城市中的教会学校剧增，那里的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洋音乐。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向西方列强，尤其要向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近邻日本学习。于是，派遣大量的青少年赴日留学。其中有上海人沈心工，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者。
壹 沈心工
1897年，沈心工考入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师范班，1902年东渡日本，师从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之郎，并在江户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开办音乐讲习所，传授音乐。他在日创作了日后在中国学堂久唱不衰的《男儿第一志气高》（又名《兵操》）。沈心工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小任教。从那时起，他自制乐歌，以授学生。我国学校有唱歌一课，就从此开始。沈心工所作乐歌题材广泛，积极向上。有反封建、鼓吹民主革命的，有宣传强身益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有反迷信、爱科学、敬业乐群、尊老爱幼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爱国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无疑起着强有力的宣传、教育、推动作用。
在沈心工先生所作的82首学堂乐歌中，有自己创作旋律，也有民歌改编和西洋歌曲填词。沈心工的乐歌，通俗易解，明白如话，又朗朗上口，这在“五四”之前的晚清时期，实属难能可贵。
沈心工的乐歌在当时的社会上广泛传唱，几乎家喻户晓。如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歌》《劳动童子团歌》和东北抗联的《冲锋歌》等，都是用了沈心工乐歌的曲调填词的。我国老一辈女教育家吴贻芳常称沈心工先生作词的《燕燕》为“心中的歌”。她把这首儿时的歌作为座右铭，像燕子一样，永远为祖国、人民辛勤劳作。
贰 李叔同
与沈心工同时期的另一位学堂乐歌的集大成者，是李叔同。小沈心工10岁的李叔同，也出自南洋公学，与邵力子、谢无量同窗。1904年，参加马相伯等发起组织的沪学会，并创作生平第一首歌曲《祖国歌》。1905年，编印了《国乐唱歌集》，歌词都取材于《诗经》《离骚》唐宋诗词及昆曲。同年东渡日本，攻读音乐、西画，翌年在日本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对西洋音乐，尤其是西洋歌曲颇有心得。他的乐歌大都用西洋歌曲的曲调填词，且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如他最有名的一首乐歌《送别》，就是用了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一首抒情歌曲的旋律，而《忆儿时》则用了福斯特的作品。李叔同那些脍炙人口的乐歌，无形中把外国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在普及西洋音乐的同时，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李叔同也是用西洋作曲法创作中国歌曲的第一人。在他的《早秋》《春游》（三部合唱）、《留别》等歌中，可见一斑。曲式工整，曲调流畅，旋律优美隽永。
叁 萧友梅
与沈心工、李叔同等同时期在日本学习音乐的萧友梅，是一位重要的音乐教育家。
萧友梅1884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后全家移居澳门，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家为邻。受其影响，萧友梅青少年时代就向往革命。在洋溢着西洋文化气息的澳门，萧友梅第一次聆听到邻家传来的管风琴声。当他有一日触摸着风琴并和着歌唱时，他的内心充满着对音乐的渴望和憧憬。
在日本，萧友梅因与孙中山的关系，成为同盟会成员。因对辛亥革命有功，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参加新国家的建设，但临时政府仅一个月就夭折了。萧友梅想创办音乐院校、普及国民音乐知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不久，失落的萧友梅怀着对音乐更大的热望，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理论，并攻读音乐教育博士。在德期间，偶遇访欧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很赏识萧友梅的才华，力邀他回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北京艺专等校开设音乐课程。但萧友梅表示一直想创办一所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他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说等时机成熟后，在教育部属下设立音乐院，并亲自出任院长，由萧友梅任副院长，负责具体工作。
1927年11月27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法租界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校舍开学。数月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院长一职。一年多后，因财政等诸多因素，学院降格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以后的岁月里，校舍也搬迁过近十次。
选择上海作为创办音乐院之地也是萧友梅的坚持，当时中国缺少足够水平的师资和办学条件，而上海则是中外人士荟萃之地，还有“远东第一”的工部局交响乐团，其中不乏可延聘的师资。甚至在乐器、乐谱和学生的音乐视野开拓方面也能有所借重。
萧友梅办学，把罗致合格的师资列为头等大事。当时在上海的外国音乐家，很多被聘为教授和客席教授。如钢琴家查哈罗夫、齐尔品，小提琴家富华，大提琴家余甫磋夫及声乐大师苏石林、夏里亚宾等，另外，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本国优秀音乐家，也得到重用。如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李惟宁。尤其是聘用了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黄自担任教务长后，教学是更上了一层楼。
国立音专的教材，全部由萧友梅、黄自编写。为了使学生在音乐艺术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素质、技术、技巧到全面修养，都打下扎实的基础，学校坚持高标准选择教材，也就是直接从中外音乐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音乐遗产中取材并适合于中国学生的现状。
学校开创阶段，学生素质普遍较低。如大名鼎鼎的丁善德，当初考试时，只会简单地演奏民族乐器，连钢琴、小提琴都没摸过，因为有潜质，慧眼识才的萧友梅破格把他录取，才成就了日后桃李满天下的作曲大师。
而17岁的少女李萃员考学时，已学琴十年，能不看谱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萧友梅非常爱材，李萃员一年就完成了专科全部学业，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果然，李萃员不负厚望，培养了一大批钢琴家。
萧友梅对自己的亲妹妹萧惋恂却非常严格。她考高级钢琴班时，学分差4分而未通过，只能把整个课程重新学一遍。不过这对萧惋恂日后成为大钢琴家非常有益。
1940年，著名的《卿云歌》作曲者、为国立音专呕心沥血的一代音乐宗师萧友梅，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但“萧友梅时代”培养了李献敏，喻宜萱、斯义桂、劳景贤、陈又新、谭小麟、吕骥、张曙、冼星海、沙梅、黄贻钧、范继森、韩中杰、陈传熙、钱仁康、蔡绍序、高芝兰等一大批音乐人材，成为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力量，且薪火相传。
肆 黄自
在上海国立音专发展的里程碑上，黄自是仅次于萧友梅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方法至今还影响着上音。他的四大弟子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多年后都成为中国主要音乐院校的掌门人。
出生在上海川沙“内史第”的黄自，自幼酷爱音乐，二三岁时就能背唱《沈心工唱歌集》中的许多学堂乐歌。黄自的父亲黄洪培，堂叔黄炎培都是大教育家。他12岁进入为赴美留学作准备而设立的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其间，黄自在鼓笛队中吹单簧管，还参加合唱团的男高音声部。17岁开始学习钢琴，翌年又随一位留美老师学习和声。1924年，20岁的黄自作为庚子赔款留美生，远赴重洋，前往俄亥俄州的奥伯林求学，两年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系，1929年毕业，获音乐学士。在同年的毕业音乐会上，当地的交响乐团演奏了黄自的毕业作品《怀旧》序曲。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创作的交响作品，是黄自为悼念在留美期间早亡的女友所作，全曲优雅抒情又委婉动人。
黄自在游历了欧洲、对西洋音乐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后回国。起初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教音乐，后受萧友梅力邀加盟国立音专，教授音乐理论与作曲。黄自的到来，给音专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空气。黄自在教学之余，还与著名词作者韦瀚章合作，创作了许多传世的声乐作品。
黄自一生留下作品虽然不多，但全是经典。如《玫瑰三愿》《思乡》，声乐套曲《长恨歌》等。“九·一八”事变后，义愤填膺的黄自怀着满腔的激情谱写了《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激励亿万民众抗日的救亡歌曲。黄自英年早逝，是中国乐坛的巨大损失。
伍 赵元任
赵元任“五四”时期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同被尊为国学“四大导师”，他在音乐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虽然不是音专的教师，但他的创作对当时的乐坛有很深远的影响。他最负盛名的歌曲就是与刘半农合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作品通过对四季景色的描绘，抒发了词曲作者对祖国和友人的怀恋之情。《海韵》是赵元任的另一首代表作。这是首领唱、合唱作品，通过某个人与少女的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刻画一个追求自由的少女的悲惨命运。赵元任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为徐志摩的诗谱写了戏剧化的曲调。当年租界里外国人组成的业余合唱团“上海雅歌社”在工部局交响乐团梅帕器指挥下，演唱《海韵》曾引起轰动，媒界好评如潮。
赵元任的作品大都用胡适、刘半农的白话诗。他留美回国后，常到音专演讲，萧友梅在作介绍时，称之为中国的舒伯特。
陆 青主
原名廖尚果的大作曲家青主，已鲜为人知且渐为国人忘却。但他的两首力作——为宋人苏轼词《赤壁怀古》谱写的《大江东去》和宋人李之议词谱写的《我住长江头》仍时常在人们耳旁回荡。
青主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公费留德学习音乐，获博士学位。青主的一生，主要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和编辑出版音乐刊物。他在国立音专期间，创办了校刊《音》，从1929年11月至1937年7月，一共发行了63期。以后，他又主编了季刊《乐艺》。这些刊物装帧精美，刊有西洋作曲家的肖像画，有音专教师及音乐家的照片，有曲谱、乐评、作品解说、乐坛展望、理论分析等，样式各异，内容翔实。青主把杂志办成了向校内外人士介绍音专活动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担负起音乐普及与启蒙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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