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1888～1935）。中国电影编剧，导演。生于广东潮州，1935年7月16日卒于上海。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别署药风。1889年生于上海。中国早期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郑正秋从小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4岁肆业于上海育才公学。由于受当时进步运动影响，从事戏剧活动，曾在《民言报》任剧评主笔，自办《图书剧报》、《民权画报》。电影在清末传入我国。1913年由张石川与美商合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聘请他编写《难夫难妻》电影剧本，并与张石川合作导演了此片。于是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自组了新民、鸣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新剧活动。
1913年与张石川合作，把由他编写的《难夫难妻》搬上银幕。这是第一部中国故事片。1922年，与张石川共组明星影片公司，他除任编剧、导演外，还兼任明星影戏学校校长。1923年底，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他又编导了50多部影片。1934年，他编导的《姊妹花》轰动一时，社会影响很大，他还写了电影剧本《战地小同胞》、《碎琴楼》等。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早期最主要的电影艺术家。他早年以“药风”为笔名从事戏剧评论，主张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对提倡新剧、改良旧剧做了不少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的创作，担任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在这部影片中他以嘲讽的笔触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人的摧残。这之后他曾一度离开电影创作，进行了不少文明戏的创作和演出。
郑正秋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主要的功绩并不是把某种电影语言的具体表现手段介绍到中国来了，除了在电影事业的开拓方面的功绩之外，最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电影从现实社会生活和从戏剧舞台艺术方面吸取丰富的创作养料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电影艺术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郑正秋有丰富的生活和舞台创作经历，他比较熟悉当时的生活，了解观众的喜好，善于虚构故事、烘托情节。因为他的作品比较能够抓住观众，特别是受到市民观众的欢迎，成为当时不少创作人员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中国电影有先驱者、拓荒者和“老夫子”之说，而尚未有“第一人”之论。笔者认为，中国电影第一人非郑正秋莫属。笔者非影界人士，此论候影界作出，如届时未有，笔者再予专论。本文先评其正气。
郑正秋接触新剧（即今之话剧）时年仅15岁。1903年07月的一天，他瞒着父母，放掉“郑洽记土”的学徒工计，与同学一起悄悄跑去观看一出叫《张文祥刺马》的新剧。从此，郑与影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国第一个最著名的新剧评论家，而年轻的他一进入新剧界，就被卷入正剧与邪剧斗争的漩涡中。
民国初期，新剧在郑正秋等的推动下达到一个鼎盛时期。1913年到1916年三年间，他创作、改编新剧40多部，并在部分剧目中亲自扮演主要角色，如《恶家庭》、《义丐武七》等。他将莎士比亚的《肉券》改编成《女律师》（又名《借债割肉》），大受欢迎，不仅姑娘、太太十分喜欢，就是文人墨客看了也哈哈大笑。他改编莎剧达10多部，首开西方名剧中国化的先河。
正当郑正秋创作的新剧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些投机商人将资本转移到剧场上，选择那些风花雪月文人写的淫秽下流的剧本，凭低级趣味的噱头吸引观众。尤其是一出叫《果报录》的新剧，呈现淫人妻女者妻女被人淫等赤裸情节，使郑正秋投资的剧场票房大跌。
合伙人劝郑为利润也编写低级趣味的剧目或改投资其他行业。但他不为所动，并在报上袒明心迹：“盖在平时犹可舍剧弗为，今日之日，实大不可。即已以身许社会，持久与否，毁家与否，俱不足以动我心。”郑正秋不向邪恶低头的勇气，在此表露无遗。
他召集沪上有正义感的同行，研究对策，决定对淫秽剧目进行改编，去掉原剧中邪恶部分，添上劝善内容，并以毒攻毒，戏末加上剧中人忏悔的情节。
不久，原来一批有不健康题材的剧目经过改编后陆续登场。郑还在新编的《果报录》中饰演一名角色。一个新编，又一个郑正秋的名字，吸引了大量观众。“劝善去恶”的新《果报录》击败淫剧《果报录》。由于郑正秋坚持不懈的努力，那些上演低级下流节目的剧场观众日益减少。
民国二年，上海滩“三滑头”之一、大富商黄楚九（另二位是虞洽卿和任润三）看中投资娱乐业的高额利润，设立“新新舞台”，请来有北派京戏祖师之誉的谭鑫培作首场演出，想来个先声夺人，谭声情并茂，上半场唱做俱佳，但到下半场打斗摸爬戏中，由于谭年过60，动作未免迟钝，台下有一个观剧的小茶役便喝倒彩，巡场见如此下等人物竟敢在大名鼎鼎的黄楚九的剧场上不逊，便将茶役毒打一顿，灌饮人尿。对此，黄还不解气，想请当时颇有名气的剧评家郑正秋写写文章，一为谭挽回面子，二则为剧场拉住观众。
那年郑正秋仅24岁，他自办《图书剧报》，自任社长兼记者。尽管郑已有“剧坛奇才”声名，但在黄眼里，不过是文人一个，毛头小伙一位。黄满以为这一邀请将使郑受宠若惊。
黄洋洋得意地盘算着。几天后，《图书剧报》一版头条赫然出现这样的题目：黄楚九横行霸道，欺压弱小，毒打观众。黄气得七窍生烟。
善良、正派的郑正秋在动笔前思绪万千：一个小茶役，平时服侍人，偶尔看场戏，喝个倒彩，无非表达自身的情绪，竟遭毒打、灌尿，委实太可怜了，我要为其仗义执言。
黄楚九以一个商人的思维，又生一计，暗地里派人给郑送去 500块钱。一身正气的郑正秋一见钱更加气愤，翌日，怒斥黄收买记者、压制舆论的文字又见诸报端。郑还将 500块钱转送慈善机构。
黄不甘失败，请了几名律师，将郑告上法庭，告郑侵害了“守法经营”的商人名誉。人们劝郑也请律师，郑一口拒绝，他说，正义在我心，不烂之舌在我口，律师于我何用。法庭上，郑大义凛然，他历数黄仗钱打人，仗钱压人，仗钱诬人种种丑行。郑的陈辞，引来庭上听众阵阵喝彩、鼓掌声援。
轰动一时的“新新舞台”事件以黄楚九失败而告终。郑正秋一介书生，导演了一场正义战胜金钱的人间“喜剧”。民国初年，“郑正秋大战黄楚九”成为上海滩市井上的热门话题。
电影界习惯称郑正秋、张石川为中国电影两位先驱，其实，郑、张对艺术尤其对电影的社会效果的追求截然不同，张为票房而拍电影。“处处唯兴趣的是尚”；郑一生追求的是讲求社会效果的正剧，以“教化”民众为宗旨。1923年，在郑的坚持、努力下，继早期颇有思想性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之后，郑又与张合作，推出他第二部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孤》片的诞生，成为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的奠基之作，也确立了郑正秋在影坛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这是一部根据郑正秋“教化”社会主张编写的家庭伦理片：富翁杨寿昌听信侄子谗言，逼走已怀孕的寡媳蔚如。十几年后，蔚如的儿子余璞长大，又在杨办的学校读书。此时，杨已发现侄子行为的种种不端，不再信任他，侄子怀恨在心，图谋杀叔夺产，动手那天，恰巧被余璞发现。孩子机智救了祖父，一家从此团圆。蔚如拿出家产办学校，广收贫家弟子。该片情节很投合当时社会一般人心理，大受欢迎。
带着《孤》片成功的信心，郑正秋引导张石川携手专拍“正剧”，1924至1928年四年间，他俩合作作品50左右部，几乎垄断当时中国影坛，其中《玉梨魂》、《苦儿弱女》、《好哥哥》等家庭伦理道德片，影响了一代观众。郑为让自己有“主义”的艺术深入观众，他亲自登台饰演角色，自编自导自演了《二八佳人》、《一个小工人》等影片，好评如潮，票房一直踞高不下。
三十年代开始，郑正秋与当时电影界进步人士阿英、夏衍、洪深等合作，寻求一条“合乎时代”的拍片路线，他鼓励左翼人士拍摄进步电影，如夏衍的《狂流》、《前程》，阳翰笙生的《铁板红泪录》，阿英的《丰年》，胡萍、艾霞的《新一代女性》，在郑正秋支持下相继搬上银幕。这些表现当时人民关心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舆论界的赞扬。
晚年的郑正秋体弱多病，但他正气愈盛，他殚思竭虑，为进步电影的出世摇旗呐喊，奔走呼号。在他去世之前的短短几年，他在中国影坛上又留下不朽之作：其一是发表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的文章，呼吁电影界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这篇文章成为三十年代召唤进步电影最响亮号角。其二是编导了用他的话说，叫作“替穷苦人叫屈”的《姐妹花》，这部片是我国最早表现并探索阶级压迫、阶级关系的影片。影片先后在18个省，53个城市以及东南亚、香港上映，创造了当时一部中国电影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价值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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