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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庵:《长城谣》
 
刘雪庵(1905~1985)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四川(今重庆)铜梁人。幼时受其兄影响爱好音乐。1926年入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并学唱昆曲。1929年转入上海私立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组,随萧友梅、黄自学习作曲与和声学。毕业后曾从事过救亡歌咏运动。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理论作曲,师从黄自,与贺绿汀等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1934年起,先后在中央航空学校、上海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任教或作编辑。抗战时期创办抗战音乐刊物《战歌》,并先后在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音乐顾问、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员、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组副教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音乐月刊》主编。40年代以后在苏州社教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30年代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和抗日歌曲《出发》、《前进曲》、《前线去》、《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民族至上》等,并创作了《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电影歌曲,同时为军队创作了《海军军歌》、《空军军歌》。1941年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1956年,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了钢琴曲《飞雁》。其他代表作还有歌曲《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红豆词》。 并撰有《音乐与个人》、《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

  而其中由其所作的《何日君再来》,命途多舛,也可算是华语歌曲的经典冤案。这首带有浓重探戈味道的歌曲,出生于1936年,是由创作过无数爱国抗战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为一部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所写,而导演方沛霖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导黄嘉谟填写了歌词,对此刘雪庵极为不满,但碍于朋友情面未公开抗议,却为他将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伏笔。

  1939年香港一部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黎莉莉演唱),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歌曲韵味恰到好处。此后这首歌被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很快就家喻户晓,所以至今许多人仍认为《何日君再来》是李香兰首唱的经典歌曲。

  转眼到了文革期间,这首流传极广《何日君再来》被别有用心的人配上有政治意味的歌词,一时风行。当时更有人指这首由李香兰唱红的歌曲是刘雪庵为汉奸所作。刘雪庵就因这首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被错划为右派,关进“牛棚”22年,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文革结束9年后才获平反,冤案因此产生。

  《何日君再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红,却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因此被禁,同样是一桩历史冤案。如今刘雪庵被平反,《何日君再来》已解禁,其中体现出的开放与包容,值得人民欢欣鼓舞,改变使人进步。

  但事过境迁后回头一看,《何日君再来》太过冤枉。作曲家刘雪庵创作了包括《流亡三部曲》在内的大量爱国歌曲,获得全国人民一致赞誉;演唱者黎莉莉,不仅是当时的著名影星,更是被誉为“龙潭三杰”的优秀共产党员钱壮飞的女儿;电影《孤岛天堂》更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爱国电影,虽然《何日君再来》歌词略为轻佻,不算根正苗红,但也确实不应该被禁。

刘雪庵生于1905年,卒于1985年,终年80岁。这个年龄可以说是高寿,但对他来说却无法用“享年”一词,因为他生命的最后三十来年时光,几乎没有享受到“生”的乐趣。1957年,刘雪庵被划为右派,撤销了他的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职务,堂堂教授,降职成为图书馆的资料员,文革中再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汉奸,他的作品被斥为黄色、反动。1980年,老友谢孝思来京探望,见到了住在残破的陋室里中风瘫痪、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刘雪庵。给刘雪庵带来巨大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首《何日君再来》,而把那首歌的罪名完全架在刘雪庵头上,又恰恰是一个冤案!

电影剧作家潘孑农1986年撰文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1936年,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影片写一首当时流行的探戈曲。刘写成后,导演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提出异议。潘文认为,其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这首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消极了些,又与刘雪庵何干!这个见证人反“右”以后也被张春桥打入冤狱,1981年才有机会向媒体披露真相。站在另一角度、立场看,这披露真相就是替刘“翻案”,曾几何时,“翻案不得人心”也是一句重要的语录呢。

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上,刘雪庵应该留有一笔,1930年他考入该校,师从萧友梅、黄自、朱英、易韦斋、龙榆生、吴伯超、李惟宁及俄籍钢琴家吕维钿夫人,后来还得到齐尔品教授的赏识。廖辅叔《记作曲家刘雪庵》一文主要回顾的就是刘雪庵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廖文对刘雪庵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的方面提到:九·一八事变后,音专学生中最早出来号召抗日的就有刘雪庵,当面向日本侵华首相的弟弟表示了捍卫民族尊严的态度,他的寓所成了中国作曲者协会的会所,主编出版了数期《战歌周刊》,他创作的《募寒衣》、《长城谣》都在刊物上发表,接着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谱成了《流亡三部曲》,为进步的电影和话剧写过一些作品……批评方面,指出刘雪庵的一些歌词粉饰太平,弱点无可讳言,最明显的例子是写《航空军校校歌》,还写了一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不健康的以至消极颓废的电影音乐和歌曲。廖辅叔认为,对刘雪庵需要做出恰当的评价。

纵观刘雪庵的创作,有两处起到很大的积极意义的地方,还是要特别提一笔。一是《长城谣》这首歌,原本是1937年为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写的插曲,上海沦陷后,电影未能拍成,歌曲却流传到前线后方,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据潘回忆,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时,百代公司请她将该歌录制唱片,发行国外,激发了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纷纷捐款抗日。后来刘雪庵又把《激流三部曲》和《长城谣》拍成了音乐短片,上映后扩大了宣传效果。1995年,时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电视台邀请周小燕率学生登上长城,再唱《长城谣》,并拍摄了专题片。可以说,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仍未消减。二是1942年重庆隆重上演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潘孑农推荐刘雪庵创作了管弦乐队的配乐,演出时还由他担任乐队指挥,可谓锦上添花。1962年刘又对音乐进行了修改和发展,使之以崭新的音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的创作,形式多样,从声乐到器乐作品,都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四十年代起,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许多音乐人材,同时还率学生一起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当年在璧山的学生们还记得,刘雪庵曾指挥1500余名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尽管周围军警林立,他仍从容镇定。建国后,他创作了《人民解放进行曲》等讴歌新中国的作品,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划为右派后,还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创作……

刘雪庵:“四万万同胞心一条”


人们耳熟能详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一度被斥为靡靡之音。这首作于30年代的歌曲,却让其曲作者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至连家乡人都很少知道铜梁这块土地曾孕育了一位大音乐家———刘雪庵。

刘雪庵,1905年出生在原四川铜梁一绅士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兼习昆曲。1929年入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次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名师学习作曲、指挥、钢琴等。在校期间,刘便开始了音乐创作。早期作品多为抒情乐曲,如《踏雪寻梅》等,民间广为传唱,并音动异域。“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不再歌吟风月,代之而起的是以“心的颤动”、“灵的叫喊”,向千万同胞发出抗战号召。扛鼎之作当属其《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以及《长城谣》。歌曲情感炽热,弦律高昂,许多热血男儿高唱着它奔赴前线。《长城谣》经刘雪庵精心谱曲,流传甚广,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那时,只要响起“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的歌声,人们就会感到格外振奋。此外,刘雪庵还创作了《满江红》等抗战歌曲近100首,以及一些钢琴曲和电影主题曲。他的《中国组曲》在国际音乐界影响较大;另一力作是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的配乐和插曲,给该剧的演出成功增辉不少。所谓“名歌六阙,古色古香,堪称绝唱”,就是对该剧音乐的高度评价。建国后,刘雪庵仍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制谱作曲,并在中央音乐学院等校任教,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然而,建国后不久,刘雪庵及作品便寂然无闻了。《长城谣》没人敢唱,其余抗战歌曲竟不署其姓名。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一曲被人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使他蒙冤受屈达20多年。此歌是1936年刘雪庵为一部广告片写的探戈曲,导演未征得刘同意,就擅自让人填了词。刘觉得歌词粗俗,曾表示不满。其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此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消极,但与刘雪庵何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还给了刘雪庵清白。1985年刘雪庵逝世,国家文化部、中央音乐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悼词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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