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1930年生，原名贺楷，邵东县人。1926年入党，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以《牧童短笛》获“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第一奖。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演剧一队。1937年创作著名歌曲《游击队歌》。1938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总干事。1941年赴延安，在鲁艺执教。毛泽东对他说：“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1949年，任北师大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十年动乱中，他受到“四人帮”迫害。在“四人帮”的淫威下，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被人们誉为“硬骨头音乐家”。粉碎“四人帮”后，他继续担任上海音学院院长，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一生谱写了3部大合唱，5首钢琴曲，200首歌曲，45首合唱曲。1998年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9年病逝，享年69岁。
《牧童短笛》一曲成名
1934年5月25日，上海各大报刊杂志刊登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准备在中国举办一个中国民族民间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会。一个外国音乐家，竟如此热爱中国民族风格音乐，这使贺绿汀深受感动。他把报上消息告诉了妻子姜瑞芝。姜瑞芝说：“你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十分熟悉，你应当去试一试。”贺绿汀想了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对！我应当去试一试。”
顺着妻子提供的思路，童年时代村野纵情的对歌、老牛背上忘怀的短笛、青山脚下潺潺的流水、蔚蓝天空悠悠的白云……都一一涌现在贺绿汀眼前。他拿起铅笔，在钢琴旁一边轻敲着琴键，一边敏捷地构思着。想好了一段，便在钢琴上试弹，接着便疾迅记录下来。
由于小屋四周充满了缝纫机轧轧声，热得似蒸笼，为精心作曲，贺绿汀便爬到屋顶上。姜瑞芝怕他作曲时忘情，从屋顶上摔下来，便陪着他坐在屋顶作曲，直到星星布满天空。
曲子终于作好。但两人的眼窝深深陷了下去，身子也瘦了一圈。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沉浸在辛勤喜悦中的夫妇俩象新得了贵子，几经商量，最后给它起了个散发着村野气息的名字？？《牧童短笛》。
评奖结束，《牧童短笛》获得了头奖！授奖会上，全上海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精英济济一堂，谁都想一睹获奖者的风采。当主持人宣布《牧童短笛》作者贺绿汀的名字时，一个农村模样的青年，带着一股村野长大的孩子的“硬”气，迈着稳实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主席台。会场里先是一阵沉寂，继而是人们轻声的交头接耳。谈论的中心当然是眼前这位带着“土”气和“硬”气的获奖者。有人怀疑：主持人齐尔品这位外国音乐家，是不是将他不熟悉的名字搞错了？
领奖完毕，会场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根据主持人事先提出的建议，获奖者必须弹奏自己的作品。贺绿汀放下手中刚刚接过的奖状和奖金，满怀信心地走向台上那架黑色的钢琴。倾刻，琴键在他灵巧的手指上跳跃，钢琴上流出了动人乐章，将人们带到了青山绿水的江南。大家陶醉在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短笛的田园牧歌中，享受着笛声和着鸟鸣飞向绿野的欢快。
一曲终了，台下同样是一片寂静。突然，台下暴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持续数分钟，经久不息。虽然贺绿汀多次谢幕，掌声仍然像决堤的洪水，在会场上回荡着。
他成功了！
贺绿汀这个名字，第一次带着泥土气息进入了中国乐坛。
上海各报在显著的位置报导了颁奖大会的盛况，一些报刊还专为贺绿汀发表了评论，说“贺绿汀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打通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洋音乐的界限。他将中国民族和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样，才产生了这首登上世界乐坛而毫无愧色的《牧童短笛》。”齐尔品将这首美妙绝伦的钢琴曲带到柏林、慕尼黑、日内瓦、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等各大城市，并亲自进行演奏，受到各国听众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奇妙结合的精品。”
抗日流行曲《游击队歌》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由上海著名文化艺人宋之的、崔嵬等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到西安后，他们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提出坚决要上前线的要求。在办事处的支持下，他们来到了山西临汾城郊的刘庄，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就设在临近前线的地方。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是一个文化人，他特地送给贺绿汀他们一些有关敌后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游击队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贺绿汀。
这时，贺绿汀应邀访问八路军总部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纷纷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咱们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望着眼前这一门门缴获的大炮，贺绿汀的灵感突然向山泉一样迸发出来，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接着，他自己在部队的战争经历，象奔腾的江水涌现在他的眼前：八路军战士奋不顾身端枪射击，敌人一排排应声中弹倒毙……。隆隆的枪炮声，嚓嚓的脚步声，在他脑海中化成了激越的旋律。他飞快地记录着脑海里飞出的歌词与音符：“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要和他拼到底！”
歌曲写成后，在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了首演，他亲自指挥。
歌声刚完，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转过身来，向听众深深一鞠躬，掌声响得更为激烈……他看见，坐在前排木板上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来边区访问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都在热烈地鼓掌。鼓着鼓着，朱德竟走上台来，紧握着他的手说：“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写出了我们战士的心声，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慨。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希望你们到前线去为战士们演出。”
此后，贺绿汀带着演出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演出。他指挥演出队在土台上演出，战士们在台下一起合唱。很多前方部队常常从几十里甚至几百多里外，派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到贺绿汀这儿抄词抄谱。杨得志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回到后方休整时，亲自请贺绿汀和演出队去教唱这首歌。杨得志也跟着战士们一起拉开雄壮的嗓子学唱，一遍，两遍……杨得志说：“一定要唱会这首歌，我们才出发。”
这首战歌，成了八路军指挥员最热爱的一首战歌。年青人唱着它奔赴延安，战士们唱着它开赴前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便传遍全国各个角落，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志，威胁着日寇的“武魂”。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非常喜爱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着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精神，也表达了作者的硬骨头精神！”
在周恩来身边
由于身体不好，贺绿汀没有随演出队奔赴延安。他在陕西武功其三哥处休养一个时期后，几经周转，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首先谱写了端木蕻良的散文集《嘉陵江上》，并在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的音乐招待会上进行了首演。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观看了演出。演出完毕，周恩来等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接着，周恩来上台和演唱《嘉陵江上》的演员热情握手。周恩来对演员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贺绿汀听了以后，深受鼓舞。
紧接着，贺绿汀又写了脍炙人口的《中华儿女》、《望春泥》（田汉词）、《打日本》等著名歌曲。对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周恩来都十分喜爱，有些他还能默默地唱出来。每当有贺绿汀写的战斗歌曲在重庆大街小巷流行开来时，他都要向贺绿汀表示祝贺。
由于音乐上的成就，贺绿汀的名气越来越大，周恩来对贺绿汀也越来越关注。当时贺绿汀在陶行知当校长的育才学校教音乐。学校距重庆一百多里，生活十分艰苦。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惦念贺绿汀和孩子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学校看望贺绿汀、陶行知和天真无邪的学生。周恩来和邓颖超刚刚坐定，贺绿汀便请周恩来给孩子们讲话。这时，一个孩子走了进来说：“周叔叔要讲话，还要给我们唱歌。”周恩来笑了，问道：“这孩子是谁，这么有趣和大胆？”贺绿汀笑着回答道：“是烈士李硕勋同志的儿子。”周恩来将孩子抱了起来，久久凝视着，然后缓慢而深沉地说：“李硕勋同志和我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他在海南岛琼州牺牲至今已有十年了。”邓颖超将孩子从周恩来手中接过来，上下打量了很久，说：“啊！多象他爸爸。”
这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共阴谋。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贺绿汀请求到延安去。
1941年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周恩来派人通知贺绿汀：由于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目前男同志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姜瑞芝。姜瑞芝看了看贺绿汀，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
第二天清早，一家四口乘船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次日，周恩来亲自送姜瑞芝一行上了去延安的汽车。不久，周恩来又和徐冰说：“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徐冰敏捷地回答道：“是。”说完立刻转身就走。周恩来连忙招呼：“回来，回来，路途太远，给他带上五百元。”
当徐冰将这五百元钱放到贺绿汀手中时，贺绿汀眼里注满了泪水。这时，他因十分惦念妻子和女儿，便到周恩来的住处红岩打听消息。周恩来从旧腾椅上站起来，沉思良久，凝视着贺绿汀说：“贺绿汀同志，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在途中就受到革命的洗礼了。”周恩来不忍心将事实真相告诉贺绿汀：姜瑞芝母女乘卡车从重庆出发，到了汉中，国民党部队便强行搜查，要他们面壁而立，枪口对准了他们。敌人想让他们中间出现几个跪下求饶的软骨头。可是，国民党部队见到的却是一个个昂然挺立铁骨铮铮的硬骨头。他们坚信：他们后面站着党，站着周恩来，他们的硬骨头决不会在敌人的恶拳魔掌下软下来。
周恩来得到姜瑞芝他们一行途中被扣押的消息以后，立即气愤地打电话责问蒋介石。
在各界舆论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气恨恨地咬着牙下令放行。
贺绿汀回忆着这次和周恩来的会见，拿着周恩来派徐冰送来的五百元路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周恩来仍在战斗的重庆。
穿军装的院长
1949年10月26日，贺绿汀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母校，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学生们对这位穿着军装的院长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他们仿佛从这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上，看到了院长走过的坚辛历程，看到了院长质朴的革命气质。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上海音乐学院百废待兴。身为一院之长的贺绿汀和职工们、学生们连夜商谈着建校计划。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亲自上课，并用自己不多的津贴费买了一把板胡。他带着这把板胡走进课堂，诙谐中带着十分认真的态度说：“人们说我是‘洋包子’，其实，我是最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既要向西洋音乐学习，更要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只有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同学们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决定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现在，由我来开个头，先讲陕北民歌。”他熟练地手拉板胡，边演奏边讲解起来，从陕北的《信天游》一直到湖南的《洞庭乐》。他的精彩讲课，常常博得学生们阵阵的热烈掌声。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海洋。
每天上完课，他就挨门挨户进行访问，和老师足膝谈心，向海外的华人音乐家发信，介绍解放后新中国突飞猛进的情况。院内青、老年教师在穿军装的院长的感召下，奋发工作着；海外的著名华人音乐家在贺绿汀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函的催促下，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资条件，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无论对国内或海外归来的专家，贺绿汀都唯贤是举，委以重任：从海外归来的音乐家丁善德教授被聘为作曲系系主任；被法国观众誉为“中国之莺”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被聘为音乐系系主任……
学生病了，他就用自己微薄的生活津贴为学生订牛奶；学生衣服破了无钱购置新的，他便将自己的衣服送给学生。学生们感动地说：“贺院长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
可对于学生的专业，他却要求十分严格。有一个学生，一门专业课不及格，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求情：请求准予毕业。他的答复十分干脆：“我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跨出音乐学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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