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众（1923.6 .11~1987.7.18）著名国画家。笔名雪农。陕西省勉县武侯镇（原老城乡）方家坝村人。受兄长和美术教师影响，自幼学画。一九四四年于汉中普通高中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小学任美术、语文教师。1946年从师著名国画家赵望云学画，参加革命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后于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从事创作，为“长安画派”主要画家之一。“文革”开始即遭批斗关进“牛棚”，直至1970年，而后全家下放到陕西洋县白石山庄 。
1972年至1976年在汉中地区文化馆辅导群众美术。1978年调回西安致力于恢复美协陕西分会及重建美术家画廊。1982年创办陕西国画院。生前曾任陕西国画院院长，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美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陕西省政协常委。主要擅长中国画山水，兼长书法诗文。主张新国画必须作到学古人而不雷同古人，学今人而不雷同今人，学洋人而不雷同洋人，自己的作品也不要雷同自己的作品。作品主要反映有地方特色的农村风光和新的建设场景。
《兰州黄河大桥》获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三等奖；《溪柳迎春》等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沙鸟聚相亲》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蜀道一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担任背景设计的水墨动画片《牧笛》和《鹿铃》分别获丹麦安徒生童话片国际金质奖和苏联电影节最佳美术片奖。自1980年始，先后在山东、陕西、北京、广州举办个人画展，1988年分别于中国美术馆、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举办“方济众遗作展”和“方济众遗墨展”。他的《幽林》曾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中国画展。《在乎贝尔的草原上》、《山居》等画，曾在苏联、蒙古等国展出。出版有《方济众画辑》、《方济众画集》，著有《山石树木技法》等。
方济众先生的画有一种难得的清新之气。只有鲜活的生活能使画中有清新之气。西北风情充斥在方济众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空旷、荒凉，还有质朴、原始，然而贫瘠的土地毕竟蕴育着一种野性的生命力，方济众把握到了这种绘画感觉。
方济众的画属于“新传统”，所谓新传统是指仅二十世纪的特定历史中所形成的表现类型，新传统是时代人文和个人精神的交汇。也可以将之视为对古老传统的现代演绎，它们着眼点在现在。因此，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同时也暗寓了一种反叛意识。
方济众的画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它的鲜活与随意性，仍然成功地象征了艺术永远是一个开放系统——让心灵和情感在视域中自由漫步是艺术不过时的主题。
王东人：
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从一开始就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使其形成了具有浓郁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艺术风格。然而，画家们（尤其是画派成立之初的主要画家）并不是一味地去表现“人物”和“事件”，而是让画笔依然依托于自然景色之中。
作为长安画派代表画家之一．方济众的绘画即如此．既因为“社会主义”去表现“现实”，又不因表现“现实”去过于表面地渲染“社会主义”的成分，而是注重心灵的抒发，去尽力尊重现实，又尊重传统。画面上描述的是自然山川的现实，但遵循的是笔墨的传统和画家的灵性发挥与精神托举。方济众学画于赵望云。但他的绘画在有着赵望云山水的自然形态的同时，又兼具石鲁山水的情感热烈与张扬的一面。从《小鸡，你绝食吧》、《牧童的哀悼》、《嫩苗》，乃至《幽林》、《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他擅长书法诗文的优势所在，他表现的既是“现实”的自然田园，又是有“趣味”的自然田园，笔墨形态时而恣肆大方，时而质朴实在，情景相发，张驰任意。另外，方济众在绘画中大胆运用色彩，在传统山水手法的基础上，强调现实生活的形象与感受，所以他描绘的现实田园又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的“印象派风景”。
如果在长安画派中作一比较，赵望云在于“景”的再造，石鲁的突出之处就是“情”的挥运，方济众山水则因其朴素亲切的田园风味与色墨表现，在“趣”字上独树一帜。
赵农：
方济众先生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方先生晚年对“长安画派”的提法，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历史把方先生的一生与现代陕西文化连接在一起，并赋予了他的特殊使命。方先生晚年的重大贡献就是恢复陕西美协和创建陕西中国画院，尤其是后者，则于振兴当代陕西中国画事业有奠基性的意义。因此，也可以说，方先生是陕西画坛承前启后、既往开来的人物。
方先生的绘画早期接受赵望云先生的教诲，20世纪50年代，与石鲁先生等人一起实践着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以田园牧歌为主题，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表现出时代生活中清新自然的西部风情，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信念和风格。方先生早年的文化修养，使他一开始进入中国画创作就领悟到笔墨的重要意义。应该说，这种感悟始终贯穿于方先生的创作生涯中，对于书法的深度修养，使他的绘画在笔墨实践中，有着得心应手的运用，也使他的作品，无论宏幅巨制，还是盈尺小品，水墨精湛，苍浑丰润，沉着凝重，痛快淋漓，具有耐人寻味的笔墨情趣。同时方济众先生对于色光等西画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地汲取西方艺术表现的方法，其笔下的色墨混用，墨气翻飞，墨彩泛溢，既增加了画面的表现力度，也使画面增加了艺术感染力。而方先生对于生活的细微之处的认识，也超于常人，因此，在其风景速写，高远雄阔，拈出一枝，别出心裁。
文革十年，方济众先生被下放陕南，然而方先生利用一切时间，精心研究书法、诗词，并进行了大量的速写积累活动，因此，方先生的绘画有着清新雅致的意境，这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画家中是难能可贵的，不因时光地流失而消退其内在的魅力，反而日见其辉。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方济众先生立即显示出其在陕西画坛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成为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国画大家。然而，目前对于方济众先生的认识和研究，还缺少应有地深度。
舒士俊：
在20世纪著名画家当中，方济众的水墨山水小品颇令人欣赏。过去《朵云》杂志搞过赵望云、石鲁的研究专题，我对长安画派的探讨曾很有兴趣，记得那时还用笔名写过一篇《艺术与生活轨迹的切近与分离》。石鲁和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主将，方济众是赵望云的学生，而我通过研究认为在长安画派中赵望云是技法上的祖师，他画山水尤擅用于笔淡墨，笔墨苍茫沉厚，颇含骨力，这也正是关陕山水的风骨所在，包括石鲁、方济众乃至黄胄画毛驴，在笔墨技法上都曾受过赵望云的影响。石鲁的笔墨功夫虽不如赵望云来得醇，但他的笔墨形态更有棱角，面貌变化也更丰富，再加上他在文学上有修养，在理论上有建树，又有传奇性的经历，后来名气超过了赵望云。应该说方济众对赵望云和石鲁都有所师承，更明确一点可说他是从赵望云那儿学的笔墨，从石鲁那儿借鉴了用色法，显其笔力功夫比两位师辈略逊，但他汲取了生活的灵性，用笔灵活多变，正侧锋互用，笔尖和笔肚互用，率性而毫不做作，用墨和用水有独到之处，所作水墨山水小品极有风韵神采。我保存有他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水墨小品画集，他把写生印象与水墨趣味结合得十分微妙，从中可看到他得之于生活、驱遣笔墨的激情和悟性。方济众对笔墨尤重生活感悟，他的有些水墨小品似乎也有水彩或版画的影响在，但他却以自己的笔性来化解西画的痕迹，使之更富于水墨韵味。可以说，20世纪画水墨小品能画得象他那么出色的，罕有其人。方济众长于画小品，我很少见他有大幅作品，这恐怕也显示了他的所长和所短。他晚年任陕西省画院院长时曾邀请陆俨少和应野平互相切磋（在《陆俨少自叙》中谈及受邀之事，在《应野平画集》中有方与应合作的山水画），可见方济众晚年象力主创新的高剑父一样，对传统的修练也有想补课的念头。若天假以年，方济众能够更高寿，我想有可能他取得的艺术成就会更高。
张渝：
由于少时的成长氛围以及后来跟随赵望云的学画经历，方济众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了较为独特的艺术格调：在朴实而又甜美的乡村叙事中弥漫着浓厚的文人旨趣。这一文人旨趣实际上又挂牵着他的“学院情结”。我们知道，方先生在1946年师从赵望云先生前就阅读了一些源自院校或说与院校有关的书，比如《今日之艺术》、《意大利艺术及其他》、《苏联版画选集》等。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上美院成了先生的梦。但是，师从赵先生后，赵先生却建议他到生活中而非美院里寻找艺术的出路。在这一方向上的建议与挥之不去的“学院情结”间，方济众选择了黄宾虹——一个既具旧学功底、笔墨功夫，又曾任教多所艺术院校的老先生--作为自己学习的范本，进而在自己田园诗的恬静中熔铸了方中见圆、润中见苍的笔墨风格。其功力之深，即便置之讲求笔墨的江浙一带亦不逊色。不同的是，他的笔墨立足点是民间风味与田园意境，这一立足点，既使他与江南才子们区别开来，又使他与何海霞的摹古功夫区别开来。此外，若从书法本体的角度关照，“长安画派”六位画家中，方济众的书法堪为翘楚。
傅金洪：
我一向仰慕方济众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收藏了方先生的十几条山水手卷，画幅虽不大，但却画得非常用心与精致，像我们这些已在海外定居三、四代的人看到这些不曾去过的黄土高坡，陕南小景、乡土乡情等等往往使我们魂牵梦绕，浮想联翩。毕竟黄皮肤的华人的根在这里！这些作品使我们的思绪飞的很远很远…，从中也使我们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
黄顺民：
陕西一直是我常去的地方，还是在方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就喜欢收藏他的书画，至今大大小小几十幅作品仍在我手中珍藏着，舍不得割让。他的作品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充分体现出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探索与追求。尤其是方先生的小品画作，那更是以小见大；盈尺之内，足见他巧妙的构思与浑然天成的色彩处理。往往使人置身于方先生的美学境界之中。可宝、可藏也。
沈哲初：
从祖父那一辈我们便移居了海外，按理来说，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已使我们同化而成了地域性的东南亚人。可是我们骨子里仍然喜欢中国的国画艺术，尤其是长安画派的书画艺术，在陕西有我众多的画家朋友，象王西京、王有政、刘文西、崔振宽等，也有我众多的画廊界同仁，中国刚刚一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我便购买了一批长安画派的作品，像石鲁、何海霞、黄胄、方济众、王子武等，有些还是尺幅很大的作品。
方济众先生的笔下描写的是家乡的山与水，情与景，读起来使人格外亲切！加上他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画面总是透着一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喜欢方济众，喜欢他的书画作品。
日本画友：
几千年以前，日本与大唐就有着密切的文化往来，脍炙人口的大诗人李白与阿倍仲麻吕的佳话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在东土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我在中国的美术刊物上看到方济众先生的大作，象“幽林小鹿”中小鹿那怯生生的神态，以及“岩畔山羊”那富有生命力的站姿，还有那家乡的农舍村庄，这些无不感人至深…。后来终于有机会在西安见到方济众先生，先生那高古的面相，高深的学养，娓娓道来的话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天不作美，八七年七月先生突然病故，记得我前去吊唁的时候，特意带上我们家乡的尺巴（笛子的一种），因为方先生生前答应过我，他拉二胡，我吹尺巴，我们要合奏一曲乡间小调呢！然而，当我站在方先生的遗像前时，我眼睛湿了，我头脑乱了，我不能讲出一句话！一切怎么来的这么突然！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怎么会是这位天才画家呢？我轻轻地吹着尺巴，慢慢地让自己的思绪漂流着，倘若方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听得懂我的思念之情的。
后来，我邀请方平先生去日本，办了一次“方济众遗墨展”并汇集成册，以籍纪念我的老朋友，老知己，愿他的作品流芳百世。
朱斌：
方济众先生的书画我非常喜欢，十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契而不舍地收藏购买其作品，至今积少成多，大大小小算起来已有二三百幅的收藏量。
盛世兴收藏，而每一件藏品又能给自己带来新的知识，新的启迪，何乐而不为呢！
我向小生长在农村，方济众先生笔下的山山水水，农舍小景，花花鸟鸟，我看起来格外顺眼，舒服，这就是美术评论家所讲的产生共鸣吧！我看最重要的还是方先生笔下有生活、有激情，才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画。
我们办公室里挂了几幅方济众的大作，象“红柳滩外好荷花”、“华山积雪图”、“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等等使人百看不厌，常看常新。这些画中既有大自然的美景，又有鼓舞人努力向上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从方济众先生的书画里受益匪浅。
寇钩：
出生于陕西汉中勉县的“长安画派”重要代表人物方济众先生，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我们家乡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无论先生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只要稍有点文化的家乡人，都会常常谈到他，尤其以能收藏先生的一两幅作品而倍感荣耀。汉中自古文风很盛，特别对艺术有着天生的热爱，假如有在这方面出了大名的人物，更是当做精神领袖一般来崇敬的。而在上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作为汉中人，真正能进入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历史的长卷里留下点长久影响的，也就属方先生为高标独树了。由此，对先生的仰慕与爱戴，便成为汉中家乡子弟相以为习的一种风气，并也自然影响到我这后学之辈，从小就在心里揣着一个梦想：何时能拜见先生，以求学习，以了乡愿。
1983年的秋天，经先生的亲属介绍，我从勉县带着稚气的美术爱好和浓浓的乡音和深深的乡情第一次来到西安，终于在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见到了心目中的大师。那时先生身体已不是大好，却依然给我这个仅仅算是一个初步阶段的爱好者，讲了许多理论知识和创作经验，使我深为感动。临走时，先生还送给我了一本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方济众画集》，真使我欣喜万分，遂珍藏至今还爱不释手。与先生的这次见面，对我年轻的生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知道以后不管怎样，都要亲近艺术、亲近文化而使人生多一点意义。
弹指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时代巨变，人生莫测，当年怀揣作画家的梦想去见方先生的我，如今却仅以艺术收藏家的身份来缅怀先生，实在是半愧半喜。愧者终未能追随先生从事艺术创作；喜者到底还是初衷未改，在实业商海中滚打多年后，能以另一种方式亲近艺术，并刻意将方先生的作品收藏作为一个重要选题来孜孜以求且略有收藏，也算是不小的告慰了。按说，依照眼下的艺术市场走向和行情，收藏方先生的画可能有些偏生偏冷，至少不属热点。不过在我而言，除了难以释怀的乡情所使之外，还有两点考虑：其一，在尽管有限而持之多年的艺术欣赏的体验中，方先生的画最终还是让我最为热爱。读先生的画，见传统的深厚亦见现代的灵动。品笔墨的精湛也得气息的润活，一句话，既能养眼又可养心；其二，仅以收藏价值而言，至少在先生在世时，尚无搞创作与画“行画”的区分，只要是先生题款认可的画，都是有一定艺术含量的正经作品，其价值不会随行情变化而失效，且具有长久的升值空间。这也是收藏如方先生一类的画家的作品，让真正的收藏家为之放心为之倾心的重要缘故。在当下趋之若骛的收藏热中，这点体会与理念，或可供大家共勉。
李洪；
我喜欢方济众的画，不仅仅是先生的画美，是因为先生画中散发出的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味。先生一生温柔敦厚，生性纯朴秀灵。在画的创作中，他注重生活的体会和感受，往往是有感而发，为情而动，因此，先生的画中总是流露出可亲可爱的“真性情”。
细细品读先生的画，心中常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和感动。风和日丽的陕南水乡，撑船摆渡的红衣少女，河中的鸭群、荷花，竹林掩映下的农家瓦舍……（《水乡清夏》）；在水草丰茂的草原上，牧人的帐篷，成群的牛羊，袅袅的炊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在山野草丛中，跪拜在母亲腹下，安祥吃奶的小羊羔（《母与子》）；在荒无人迹的草地上，眺望日出，切切眷顾的小鹿（《草地黎明》）；在山林涧溪边，无忧无虑，自在嬉戏的山羊（《林间山溪》）；在夕阳西下的傍晚，相随相伴，相偎相依歇息在沙洲的水鸟（《沙岛聚相亲》）……。先生的画，以心摹写自然景象，在形神兼备中之，抒发其对自然，对生命眷恋之“真性情”。先生的画，是诗化的画。在“情”与景的交融中，往往令人有一种无可名状的“顿悟”……。
张正欣：
方济众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田园画家，自小方济众先生就喜欢读书，中外的文学、哲学、美学著作无不涉猎，象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从这些大量的文学名著中，方济众先生积淀了一定的文化修养，也滋长出其丰富的想象力，从而引发了他对绘画艺术的敏感与热爱，乃至于使他后来成为众多的画家中少有的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位。
方济众先生的艺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三、 四十年代跟随赵望云先生学画的写生阶段，五、六十年代在赵望云、石鲁两位前辈指点下的艺术探索阶段。七、八十年代艺术上的成熟阶段。
尤其值的一提的是：当赵望云、石鲁两位前辈相继去世后，方先生不再有任何艺术探索方面的顾虑，他更加大胆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先生生前语录）他在苦苦探索新的艺术语言与创造力，翻开方先生八十年代后期的作品，那画面中点与线的处理，不再是旧的传统的一套，而是言简意赅的大胆概括，色彩上的处理更是独具匠心，甚至西方的一些美学概念，色彩感观，在方济众的画中显得尤为突出。
象“方济众画集”164页中“天高云淡”这幅作品，谁看了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首先，方先生用重笔浓墨，勾画出一棵饱经沧桑的古树，将整个橘红色的太阳衬托在古树背后，那红与黑的对比，古树与太阳的映照，使人感觉整幅画面在跳动，太阳下面飞过的一排大雁，更增添了画的诗意，“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籍毛主席的词意，而抒怀寄情，可谓画龙点睛，妙笔生华！
再看本期的《中国书画一方济众专辑》封底，创作于八六年的作品《红柳滩外好荷花》，先生用了大片的赭石色彩将荒凉的黄土高坡渲染的如此壮美，高原的悠远，黄土的厚重，尽在感觉之中。这也是长安画派的典型用笔“托泥带水法”。画面下半部的那一排重彩红柳树背后，有一溜驼队穿行而过，顿使画面之中产生出一种活力，仿佛吆喝声，驼铃声，犹在耳边！新的行旅图充满了生活气息，也预示着人生的艰辛！晚年的方济众已经用整个身心在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在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可以大胆预言：方济众再多活十年，中国大地上会多一位国画大师。方济众的绘画在取材，技巧、典型风格乃至艺术语言方面，给现代长安画坛的画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同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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