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父亲的一切总是伴随在我身边，父亲的喜怒哀乐，成功失败，为人处事都对我潜移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我处于人生的困惑之时，总能感到父亲在精神上的强大支撑力，让我在艺术苦旅的磨砺中没有停止努力。在岁月的长河里，父亲的影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让我觉得他人品艺品的高尚与珍贵。
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开始对大西北这一片未知处女地的探索，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画画，他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正是由于父亲走了人生这重要的一步，中国画坛上才有了黄胄、方济众、徐庶之这些对中国画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一批学生，有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中国画的蓬勃发展之局面，从而开辟了中国画大西北人文风情的审美新天地。
父亲一生热爱艺术，热爱劳动人民，尊重普通的劳动者。他在青年时刚步入艺坛就曾发誓一生不画不劳动者，而他一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他誓言的印证。上世纪60年代初，我随父亲到甘肃一带写生数日，事后曾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了写生画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同时还创作了《青海湖》《风雨归牧》等作品。但当时也有人说了“离阶级斗争远了点”的看法，并托我给父亲捎话。当然这是出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捎话人也有好意的一面。当我把这告诉父亲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他不懂艺术”，而不予理睬。我当时心里则有些不安，有些担忧。但是，历史印证了父亲所坚持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他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对艺术信念 的坚持，折射出父亲的“尊美重德”和他精神力量的坚毅、大度、伟岸。
父亲一生刚直不阿，堂堂正正，对他的学生、朋友又充满了爱心。记得“文革”期间，父亲的学生黄胄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被打成“驴贩子”，又被诬为国民党军的上尉军官。军博的外调人员来我家调查，当时我正好在家，当问及此事时，父亲说，那时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全家逃到了甘肃平凉，当时黄胄也去了。当地驻军的官员和父亲认识，遂向驻军要了件军装，让黄胄穿上，为的是出外写生方便，以免误会，所谓“国民党上尉”也就是这样说起的。父亲向外调的人说：“如果有错那就算在我头上吧”，我在旁边听着父亲的一席话，吓了一跳！心想这时候还给自己揽事情。在那个时期能够勇于承担事情的人实在不多，父亲的这一举动让我至今不忘。常言讲“路遥知马力”。“文革”期间，美协大院因地处市中心钟楼旁边，成了重灾区。当时有个叫“红大刀”的造反组织最早到美协造反，抄家、打砸抢，随后这些行为成为家常便饭，任何人都可到美协大院滋扰闹事，我们生活在恐慌之中，朝不保夕。那日父亲被进驻美协的西安美院一造反学生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混身是血，半身不遂，让人闻到这场动乱的血腥味道。又一天，机关里有人检举在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说是像石鲁先生写的，并要求父亲去认，父亲看后说：“我看不像石鲁写的字”，坚决予以否认。“文革”距今也已40年了，回忆往事我深深感到：父亲尽管自1957年反“右”以后，备受欺辱，从心灵到身体无不受到摧残，但他的身躯愈显高大，脊梁骨更硬挺，人格更显尊贵、高尚。
父亲对待人总是坦诚、热情、真挚，并且真正做到了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文革”后期，有些曾经表现过激的人又来向父亲表示愧疚，而父亲早已原谅了他们当时的行为。他总能记住别人的优点，不计前嫌。父亲对待子女充满了亲情，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心灵的创伤，想方设法来安慰我们。反“右”中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上中学，幼小的心灵就伴随着政治运动而备受摧残，由于身后总是背着父亲“右”派的政治包袱而处处碰壁。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我不爱的计划统计学校，别无他法，无奈的我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1961年父亲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给父亲写信诉说自己的痛苦，父亲给我回信，安慰我，并告诉我，前途是光明的，要对前途有信心。让我年轻的心、脆弱的情，感受到了巨大的抚慰与支持，自己又振作起来。不久学校结业，我即到美协国画学员班学习，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在美协经过近3年的学习，使我对中国画有了初步的了解，掌握了一些初步的创作方法。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冬季，批资产阶级“斐多芬”俱乐部的运动旋即展开，社会动员“上山下乡”，在美协学画的这批学员已被列入“上山下乡”动员之列，我面临着下放插队的命运，又一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精神极度困惑。父亲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没有那么悲观，而是乐观地认为下乡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能在乡下的生活里去锻炼一段时间对我有益处，也能促进我的成熟，对今后画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父亲的话使我感到一丝慰藉。我下乡插队到了甘肃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8个春秋。这8年使我脱胎换骨。乡间的一切活计我都干遍了，而且干得不错。40年后再度回首，应该说父亲当年的决定是对的。8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了生活的真谛，至少让我锻炼成了一个劳动者，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
父亲晚年和我生活在一起。虽然当时我们家可用“门庭冷落车马稀”来形容，虽然还有“黑画展”等莫须有的新罪名袭来，父亲已变得更加超脱了。他依然不改几十年的习惯，每天早饭后精神最好的时候，拿起画笔在一张破三斗桌上画画，使自己的情感沉浸在笔墨的化境之中。在极“左”的高压年代，父亲只有在笔墨的化境间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自己的人生归宿，心灵才得到了安妥。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主办《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父亲定居长安后，为开辟中国画新的审美领域扩疆植土；为长安画派树旗功不可没。
我为自己的父亲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我深信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父亲的认识有限，但历史总会是公正的。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起30年前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有一副签名人数最多的大挽联，上面书写着：“艺高人正”4个大字，我感到这4个字很中肯，就用这4个字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