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先生已离开广东画坛30个春秋了。
人之逝去，竟这么地匆促。说漫漫人生的，大致正因其活得漫漫。而人生倘有为之搏击的宏愿，则年月即将匆匆！方人定先生毕生的精力智慧，孜孜于人物画的创作，努力于中国画的创新。以他的宏愿来看，他实在逝得太快。
历史上人物画家就不多。近代画坛，更是学者众，成者寡。在芸芸因由中，怕有一条原因是赫赫存在：画人物的难处委实比其它门类多。人物画正因其太浅近而更难于超脱。既是难于超脱，则要更加艺术，也就更形艰辛了。而就大一点的范畴来说，中国画的革新，又谈何容易！
然而，方人定先生用他拥有的70来个春秋专注于这两个目标。他本是学法律的，毕了业，鉴于人世间种种情状，自己不愿意总拿着一根法律的绳子与界尺，即就改学绘画，拜师高剑父，勉于画案。旋而求学东洋，兼容并蓄，形成自己的画风。而再游学欧美，鉴古向今，开创新风新貌。解放后30年，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为广东画史留下了不少佳作巨构。临逝前，他卧病之际，最后还写成了《线条、皴法、色彩———谈中国画的三个问题》一文，由学生蜡版刻印刊行。在那难堪的年月里，有这勇气骨气与心肠的，何其少有！
每当我一再拜读方人定先生的画作时，我总有一种直觉，觉得我在面对一个过去的具体年代。这种强烈的时代感犹如我们面对《簪花仕女图》、《清明上河图》和宋人小品等巨作时的感觉一样。当今有人爱古而偏古，更进而装古弄时髦，只可惜画到真看不出是哪年月制作的。方人定先生的作品却是如此地入世、唱他所爱、恨其所厌。也许正因为这样地入世，才带来了他如许的时代感。其实，画家是免不了要入世的。就算不入我们这世，也终得入到古人洋人的那世。我为此十分叹服方人定先生的勇气和骨气。尤其是当我披阅了方人定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文论，以及围绕他的作品和理论所引出的文字风波，厚厚的档案回响着方人定先生铮铮洪音，年代的湮没并没有减弱他的覆盖力与扩延性。真言总被时光越拭越亮！他热诚地投入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因而画出了很有时代风范与个人风格的作品。我敢断定在中国美术史上和广东画坛中，这些作品是卓越不凡的一家风貌！具有铁定的不可代替的贡献和价值。
方人定先生人物画的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用色上，他在熟练地掌握两宋重彩渲染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色调魅力，不囿于水墨的盲目运用，尊重色彩的直觉作用，再加上对于用粉的独到功夫，使他的人物画有了惊人的扩张力，漫漫展场中，总有着异样的醒目，他的人物画，有力地拨动了色彩这根弦，奏出了丰满的音色。尤应一提的是他的湿染技法。纸绢上的渲染，倘只是层层染去，不过皮毛功夫，方人定先生却遵照宋法，凡染必先湿水，俟将干之际，极其讲究用笔地把彩色写上湿水部位，见笔而藏锋，绝无涂抹的暗哑。这一点，尤其对当代工笔画有实证意义。
方人定先生人物画的另一特色是，以苍劲的线条刷去工笔中易溺入平匀淡弱的毛病。常见的工笔画中，线条往往只成为填色的间隔，用笔多来自行楷之间，而方人定先生直追篆隶章草，用线以涩留为意，婉转之间，遒劲内蕴，一扭轻薄流俗。画面上那么重的色彩粉，而又不腻不滞，怕是赖于这线的苍劲。在某些用得神妙的画幅中，时有笔野形秀的显现，没有炉火纯青的境界，就难有这佳境。方人定先生多使用硬毫，硬毫笔能去其霸气而回归苍劲，实在应归功于长年的画法业绩。时至晚年，方人定先生还有书法日课，可见其磨砺功夫。
1941年，方人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我深觉得当我们民族复兴图存，自力更生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艺术品，不是出世的，亟当是关于人生的，然而关于人生的作品，非用人物画来得深刻爽快，但我们需要以现代的新姿态和灵感来表现现代美为最重要。”60年前的这一段话，今天听来怎么这么动听，这么切中时弊！莫非我们有悖于前辈的期望？莫非我们与前辈有期望的共鸣？想来，应都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方人定先生100诞辰的时刻来细细浏览他的遗作，其意义就格外地显明。我无意抬高人物画，我无意非难不画人物画，我只想告诉专注于人物画的画家们，有方人定先生这块碑石，我们怎能不择路前行！有方人定先生这艘航船，我们本应早些升帆奔无涯的艺海！
谁说广东画坛无英杰，只缘南天五岭狭而长！有朝南海日喧时，天涯万千皆芳草。
概括地说方人定不愧为我国当代人格高尚出色的画家。他一生苦心追求艺术，早年曾毕业于法政学校;由于淡薄功名利禄，决心弃官从艺，即使碰到什么生活困难也动摇不了他向往艺术的意志，故半个世纪以来历尽人生沧桑，不求名利而专心致力国画创作。在当时陈陈相因风气的画坛里，他以大胆革新的面目出现，不遗余力进行中国画的改革。二十年代末期他曾学画于高剑父门下，是岭南派最早弟子之一。三十年代初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画，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精神影响，回国后又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于是老方不怕别人攻击，致力中国画的改革更具有信心了。他主张要有分析地学习传统精华，而又不排斥吸收西洋绘画的长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革新，他是这样想的，也这样本着这个宗旨进行艺术实践。他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四王”遗风，而主张绘画要赋予时代精神，要有作者的独特性，故在研究传统绘画的同时，更多着重面向社会生活和各方面的修养，所以在他归国后时值“八一三”事变进而抗日战争开始，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激发起画家炽热的感情，于是他挥动画笔写出大量反映当时人民遭受灾难生活的画幅，如“雪夜逃难”、“战后的悲哀”、“行行重行行”和“大旱之年”等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表达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样的画作在三十年代出现是罕见的，故曾引起人们注目，议论纷纭。攻击者有之，称赞者有之，这对老方来说是不重要的，他不为攻击者所赫倒，又不受那些赞美之词而飘飘然，只是下定决心闯自己的路子。
解放以后方人定曾负责国画座谈会的工作，他打破门户之见，团结广州的国画家，定期学习研究，观摩作品并经常深入生活进行写生，为开创中国画新风做了大量工作。广东画院成立后任命为副院长。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方人定有了明确指导思想，其创作更为旺盛，可说是他的黄金时代，作品风格更加鲜明，如果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那么建国以后的新生活促使老方画风的转变，在他画面出现的不是那些沉郁的气氛，而是充满欢乐高昂的景象。他赞美劳动人民的幸福，颂扬美好的新事物，由衷的热爱祖国，热爱新生活，因而他的作品更具时代精神。如五十年代所作的“劳动之后”，“饮马”两画，通过生活侧面写出劳动的愉快，他并不着意描绘劳动过程，而表现休息的瞬间，这种诗情画意境界，给人以联想而更富艺术感染力。在“早年不旱”一画也是异曲同工，深刻地反映出人定胜天，而不是过去所写的“大早之年”的人物站在田野上听天由命。虽然同是写早年，但他却反映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当时老方虽人花甲之年，他仍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并经常重视深入生活，我曾与他一起打着背包到过平沙农场、新会乡村和东莞的灾区。他的画来源于生活，绘画的形象出于内心感情，即令到中山纪念堂听完四川残疾人的音乐会后，他受到极大感动而挥毫写出“最坚强的人”的画幅，这一女演员的形象给人以美感和力量，他借演唱形态，目的是赞美这残废军人美好的心灵。九六零年所作的“耕罢”一画，也是一幅成功的作品，作者也以细致笔调刻划正在耕罢休息中的水牛形象，一只雄鸡在牛背上振翅飞动，这种现象在农村中常见到的，然而作家以平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农村的生活，画面朴素无华而耐人寻味，这样的表现手法可谓无声胜有声。画展中令人触目的是“琵琶行”和“西厢记”两组画。方人定以多年的苦心经营，反覆推敲才完成这两组画作。每个画面都体现出作者呕心呖血。从经营位置到线条运用以及色彩的渲染都十分讲究，富于诗情画意：也可以说是无声的诗。这样高的艺术技巧特别优美而有力的线条，在当前表现历史题材人物画方面是少见的，应该说是老方的力作。他不仅在绘画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对书法、诗词造诣甚深。
方人定兄的艺术之高超为人所公认，但画格离不开人格。常言道：画如其人。对方人定来说更是如此。在旧社会方老一向清高淡薄，从不阿谀谄媚，不拜倒达官贵人门下。我在一九四六年在广州看他的个展时，作品全部非卖，即使有人求他卖画也遭拒绝。解放后生活安定得到较好的创作条件，更无所求，只有埋头创作。他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展出后，国家美术馆拟收藏他的作品，虽然报酬极少，但他却乐意接受，作为国家和人民对他最好的奖赏并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这充分显示出方老品德的高尚。他生前最讨厌那些以艺术作为手段而求名谋利出风头的无耻之徒。而对一些有志致力于艺术的青年却十分热情相待，毫无保留的将其画艺经验传给后学。他不但教画且首先教人。这种严肃认真诲人不倦的精神为人所感动永不忘怀，所以他去世后人们深深怀念他。我作为老方的挚友，为了对他的尊敬，每年清明时节我总是默默地在他骨灰盒前行礼，献上一束花表示对这位甘为孺子牛的画家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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