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诗人叶延滨从他干了12年的《星星》诗刊退下来，北上到了北京，当上了母校的教授。有朋友向叶延滨约稿，写叶延滨印象之类。结果叶延滨就给他的学生们留了一篇作业，题目就叫《叶延滨老师的这张脸》，500字以内，并要求当堂交卷。叶延滨的学生这样描绘叶延滨：叶老师这张脸就是逗，它让我想起来某幅漫画中的鹰，一只慈眉善目、鼻架眼镜的鹰，这只鹰在某报中主司“幽默与笑话”。首先叶老师的鼻像鹰嘴，笔直坚挺，这么一说，叶老师的嘴就有点多余，而印象中，诗人的嘴一般是多余的，不怎么会侃，偶尔说出两句话又让人听不太懂，可叶老师挺能聊，把我们侃得晕乎乎的。叶老师的眼睛也挺像漫画中的鹰，那隐于眼镜后的眼神总是略带微笑，似乎在对猎物说：“呆那儿别动，你不动我就过来。”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叶老师就是一只有点呆、有点逗的鹰。
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叶延滨的第四十本著作《年轮诗章》，全书收入诗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200余首。这本诗集展现了处于时代大潮中的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诗性记录轨迹，同时又展现了一个当代中国诗人大爱之心、智性雅趣、悲悯情怀。叶延滨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蜚声诗坛的代表性诗人，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歌奖、第三届诗歌（诗集）奖等多项大奖，并荣获最受读者喜爱的十大中青年诗人称号。他以关注底层命运的现实主义诗风步入文坛，30年来，他锐意革新探索，承续中华诗歌的传统精华，汲收现代主义诸大师创造精神，诗风几经嬗变，日臻炉火纯青，成果引人注目。叶延滨说：“真要感谢改革开放30年难得的盛世。”开放的时代给了诗人无穷灵感，变革的时代又为诗人的创造力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跋山涉水去北京
1948年，叶延滨出生在一个令他骄傲的家庭。他的母亲16岁时逃婚到北平，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又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与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相爱结婚。姐姐延红、哥哥延光都出生在延安。他的名字除了沿袭了哥姐名字中的“延”字，还证明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野战医院里。这样的一个红色革命家庭，在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大环境里，注定要遭受一些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磨难、变故。首先是他的哥哥，1945年父母奉命北上接管东北，还不到一岁的哥哥付出了终生远离亲人的代价，被迫留给了当地的老乡，一生生活在延安革命老区。姐姐延红当时3岁，还能勉强坐在保育院的摇篮里跟着大人们天天急行军。延滨上中学时，姐姐已是清华的一名学生了。可他的母亲，一位教育家，1952年被错误开除出党，导致婚姻破裂，后又被迫下放到西昌，叶延滨跟着母亲一同流放。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成都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家人仅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也已是四分五裂了。
这时，他的父亲也被公开点名批判，凶吉难卜。一边是至亲的亲人，一边是不容置疑的革命，叶延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历史甩到风口浪尖上，内心苦楚难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信封上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收。当然，这封信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叶延滨率领3个同样没有资格“革命”的中学生，制造了那个小城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步行串连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跋山涉水3个半月，他们终于在半夜进了北京，被一个老太太领到一大院子里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叶延滨才发现满院子的废报纸和大字报，门口的牌子上写：糖坊胡同废品收购站。叶延滨先笑，那3个同学跟着笑，感觉很荒诞。
1968年底，叶延滨高中毕业。满脑子英雄主义思想的叶延滨想去延安插队落户。他如愿来到了延安当农民，住在一户老贫农夫妇家。老两口把叶延滨当干儿子待。这段人生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0年后，叶延滨写了组诗《干妈》，轰动诗坛。
“青春诗会”的激情
1978年，叶延滨以30岁的“高龄”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自此，他的命运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转折。
叶延滨上大学的第二年，便开始在《诗刊》上陆续发表作品。有一次，《诗刊》以头条的醒目位置发了叶延滨的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并因此得到了著名作家、诗人柯岩的约见。之后不久，《诗刊》邀请叶延滨参加1980年夏天的青春诗会。那是一次极有影响和魅力的诗会，除叶延滨外，顾城、舒婷、杨牧等共有17人参加了诗会。这些人中，不少至今还活跃在诗坛上。
那次“青春诗会”，叶延滨交的作业，就是他的成名作：《干妈》。在会上，叶延滨发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
1982年，叶延滨毕业那年的春天。首都合唱节正在筹办，学院参赛的节目是校园组歌。学校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年轻人：作词叶延滨，作曲刘天礼。其中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就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茁壮成长的白杨，也成为中国大学生的象征。很快，这首歌在全国各大学校园里传唱，成为当时真正的校园主旋律。
毕业后叶延滨回到了四川成都，被分到省文联《星星》诗刊工作。在成都那片故乡的热土上，叶延滨一干就是12年,升任《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先生说：“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前无古人的。”
为诗歌服务，绘诗意人生
在叶延滨被调进母校北京广播学院担任文艺系主任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赏识叶延滨，亲自给广电部长孙家正同志写信，将叶延滨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任副主编。
十几年来，叶延滨与《诗刊》编辑一起，将这家有50年历史的名牌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进京之后，叶延滨先后担任了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委、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委以及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四届评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创作丰厚的叶延滨坚持“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曾在国内多次获大奖的叶延滨，不再将自己的作品送评，除了工作上的需要外，更是不在《诗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严于律己的作风，让他在这个“诗人成堆必然也麻烦成堆”的岗位上，日复一日，把《诗刊》越办越有生气。叶延滨在诗刊工作了13年,2005年被任命为主编。
《诗刊》是当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创办的刊物，中国诗坛的泰斗臧克家、李季等先后担任《诗刊》的领导。但当叶延滨接过主持工作的担子时，刊物严重亏损，一本64面薄薄刊物，不能满足读者需要，更不能给青年诗人提供更多的发表作品的机会，内外交困，生存面临危机。叶延滨在四川编辑过有全国影响的《星星》诗刊，从编辑干到主编，12年的编辑经验，使他对诗坛的各种需求与矛盾非常了解。在《诗刊》，他首先将每月一期的刊物，变成上下半月刊，每期刊物从64页，变成80页，这一改版，让诗刊每月64页，变成了160页，一本刊物变成过去的两本半。这些都靠自筹资金。这一变革，适应了诗坛“百花齐放”风格流派众多的现实，让各种风格的诗人都有机会在刊物发表作品，特别是下半月刊主要面对青年诗人，这样大大改善了刊物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团结了广大诗人，也为诗歌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叶延滨说，刊物也是重要的“国有资产”，特别是《诗刊》这种名牌刊物，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更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经营刊物就要让这种有形与无形资产增值。
刊物面貌的改观，引起了社会的好评，叶延滨又和《诗刊》的同仁们再接再厉，扩大刊物的影响，把刊物办到社会上去。“青春诗会”是《诗刊》在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的培养和向诗坛推出优秀青年诗人的平台。叶延滨到《诗刊》后，将改为两年一届的青春诗会坚持每年举办，越办越火。除了培养青年诗人的“青春诗会”，《诗刊》在进入新世纪后，年年春天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春天送您一首诗”大型公益活动，这项活动，就是《诗刊》和一些城市、工矿企业联合举办各种群众性诗歌活动，让诗歌走入公众的日常生活。7年来，《诗刊》已和一百多座城市及大型国企举办了这项活动，有百万群众参与了这一活动，让诗歌在群众中再次生长发展。除了创新“青春诗会”、“春天送您一首诗”这些“诗歌文化品牌”，《诗刊》还每年专门为关注青年诗人举办“华人青年诗歌奖”。同时，又创办了“驻校诗人”活动，从每年获奖的诗人中，遴选一名青年诗人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当一年的“驻校诗人”。这些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采风活动，让《诗刊》走出了编辑部，让诗歌走进更多群众的生活。
这些年来，《诗刊》先后获得“百家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等褒奖，叶延滨也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叶延滨本人则说，作为一个诗人，能够选择并实现在“为诗歌服务的岗位上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幸福。”
时代、人民、艺术创新，支撑叶延滨诗歌的3个支点，也是叶延滨与改革开放同行的3股动力。愿在今后的岁月，诗人写出更多的精彩诗篇，描绘充满诗意的人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