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主题性创作作为新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主题性创作弘扬真、善、美，反映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优秀文化的美术作品，对于激励人们意志、推动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美术创作，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代的一个创举，也是国家文艺政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的新思路。您认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代的创作动力是怎样的，社会对于其成果的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孔：艺术之所以走向了多元，是因为现代社会有一个多元化艺术需求。当今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寓教于乐、文以载道式的主题性绘画，也需要美化生活、愉悦感官、陶冶情操的艺术作品。各类艺术作品因其功能不同，或陶冶性情的小品绘画、装饰性绘画，或重大主题性作品，就有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陈列需要和悬挂场所。当下，可以说是国泰民安，陶冶情操的艺术受人欢迎，需求量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反映和代表他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精神的承载量、视觉的冲击力、技艺的高难度，它给观众和社会以及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一般小品式作品难以企及的。
潘：2005年起开始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行由国家财政出“重资”资助的形式，这标志着国家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思路？这是当代社会情景下主题性创作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吗？您认为，当代主题性创作的困难来自于哪些方面？
孔：能否产生“震撼人心”的作品，和“真心付出”有关，也和作者的艺术修养、创作能力、艺术境界有关，也和受众的“耐震”程度有关。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一举措并不仅是围绕钱的问题，也不是必由之路，它说明了国家对反映历史和当代重大主题性绘画创作的重视。一个多亿的投资，对于美术界来说，不啻为一场地震。主题性绘画创作需要一个平台，国家“买单”这种形式应该说不是“必由之路”，但却是一条有效之路。
当代主题性创作的困难在于：一，买单者和受众对绘画形式要求的多样性和难以确定性，往往制约了艺术家的艺术个性的自由发挥，阻碍了艺术的创造性；二，如时间仓促，艺术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个性的把握往往缺少充分的资料和认识的准备；三，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又特别快速，艺术家的心往往难以沉下来；四，历史题材的创作适合于写实手法的表现，近几十年来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使不少艺术家偏重于形式的探索，而使造型能力严重缺失，以及过度重视外在形式的惯性描摹，而疏于对人物的精神内涵的深层挖掘。
潘：说起您的名字，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您创作的、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奖的《公车上书》，这是您的成名作，您选择这一题材来参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如何准备并打动评委，最终入选的？
孔：我的《公车上书》创作于1989年，当时正值各种艺术和思想观念涌入国门，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人们充满了激动，这很像百年前历史时刻。使我想起了那次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当时我才30岁左右，对历史事件的深度把握不够，今天来看，那张画比较重视绘画的外在形式，把一张画面做成了线装书的感觉，寓意着打开了历史的那一页，但也正是那种形式打动了当时比较重视形式感的评委和观众。在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选题中，按照时间次序，第九幅就是这件作品。也许我沾了先入为主的光，由于第七届全国美展上《公车上书》的获奖，给大家的印象深刻，致使后来评委们看到了这个选题，就想到了我的这幅画。
现在我重新创作的这幅画的草图及初稿，丢掉了原画的形式感，强调了画面的历史感，修正了人物形象及动作的戏剧性夸张，回归了自然和朴实的状态。作品以横式宽银幕的构图，将100多年以前的会试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分数组放置，彷徨、义愤、议论、签名等不同神态、不同动作的人物分别被分置于灰蒙蒙的达智桥外那座败落的古建筑——松筠庵下。画面写意笔墨与写实手法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写实与半抽象结合的技法勾绘人物背景，烘托特殊的气氛。
潘：作为一个二次创作的主题，在开始构思的过程中，主要压力或困难来自于哪些？您是如何解决历史事实与艺术表现之间的矛盾的？
孔：作为二次创作的作品，主要困难来自于挑战自我，许多名作的变体画和对名著的改编往往得不到认可，这就要求新创作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涵、画面形式、形象处理、艺术手法、笔墨技巧、画面控制等方面都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画面所表现的母体，是与观众相沟通的媒介。而具体的表现则是艺术家对事实本身的理解和艺术本身所传达个性化的阐述。比如，我这幅画就遇到了许多矛盾，我考察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形象，他们公车上书的年纪，比常见的历史照片所见到的形象相差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形象以何为准？我考察过公车上书的现场，即现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松筠庵，现今是棚户区式的大杂院，虽旧房子还都在，但达不到“入画”的效果，那棵古树造型也非常难看且太小，位置也不是我现在画面所需要的，因此必须进行重组和改变。
我希望通过我的画笔，能为我们值得回味的那段历史展开那精彩的一页，为我所仰慕的先贤定格成难忘的悲壮瞬间，我期待着我的画能与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西画画得更多的是绘画技巧，中国画画得更多的是文化内涵。国画作为传统民族艺术，向来讲究“文画同源”的传承。历史上，许多大画家又是大诗人和文学家，例如提出和实践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胸中有成竹”的苏轼等。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我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动笔写一写、用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情形也挺有意思。文学需要逻辑思维，艺术需要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互补互动，对我的创作大有裨益。其实，写文章和画画，于我都并不是那么轻松。一开始，往往心有千千结，铺开纸无话可说、无形可画；等有所提高，又常常刹不住车，罗里罗嗦点不到题；后来，有了一定的水平，当回归于简练平淡。无论是为文还是从艺，我都追求“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境界。
马（以下简称）：有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大画家的字往往容易出彩，成为流传千古的书体。那些个性鲜明、气质彰显，施墨结体、运笔布局等审美风格变化大的书法作品，往往出自画家之手。如米芾的“刷字”、赵佶的“瘦金体”、徐渭的“涨墨”、郑燮的“六分半书”，虽然风貌各异，但各有千秋。现代画坛，在书法上出手不凡，有不俗的道骨风范、独特的审美情趣、能自成一家的画家，越来越少了。你的书法从传统来，辅之深厚的文化底蕴，既继承了传统法度，又以画家的独特审美和创新思维，所以在圈内外广受好评。请谈一下你的习书经历和心得。
孔：学写毛笔字，除了父亲自五六岁开始即示范执笔、逼我临贴之外，主要得益于乡间一位叫李树春的老先生。从他那里，我得到了终生受益的四个字“画字写画”。他对此的具体解释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的理解却越来越深刻。我理解的“画字”，是既要守成法，又要不拘泥于法度。就像提起笔把字“画”出来一样，用心去画字，才能有创造、有情趣。“写画”，是说要像写字一样去画画。画画要重“骨法用笔”，不仅指用笔时把握住物象的结构，更要以书法的提按和疾徐变化的笔法来勾勒结构、涂抹块面，这样才能使画面有精神且耐看耐品。历史上有影响的书法家，都有自己的创新，那些因袭前人、临贴终生，未敢越雷池半步的人，终究不会在史书上留下一丝痕迹。关于书法，同画画一样，我喜欢有继承的创新。
马：作为孔子第78代裔孙，家族传统血脉的积淀深厚，然而你总是在承继传统之后，力图突破、创新与开拓。你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创作中有明晰的文化观念和深刻的创新思想。请谈谈你的生活成长环境和艺术创作观念。
孔：我从小生活在北方这么一个环境中，父亲这一血脉使我传承了传统的文化基因，孔子、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四书、五经、论语、礼记，是我从小就听大人唠叨没完的话题。我母亲是出生于江南的大家闺秀，是个“准资产阶级小姐”，自幼受新文化的熏陶，后又参加革命、抗美援朝，她给我的教育是革命、科学、文明、进步、发展……这一切既矛盾又统一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的世界观。这种思想意识是我心灵深处的东西，经过多年的沉积、发酵后很自然地透过我的画面表露出来。
在人生的跋涉和艺术的探索中，我始终信奉这样一个道理：应该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尊重传统、反思传统、发展传统，抑或可以称为立足传统的本体意识，反观当代、参与当代、创造当代。但这一切都应建立在天衣无缝的融合、无迹无痕的协调、不偏不倚的中庸基础上。
马：你很早就走向全国了，20世纪80年代初，你参加六届全国美展的《乡会图卷》和“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获奖作品《沐》，给当时画坛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时候，你的创作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后来，七届美展的《公车上书》和八届美展的《杏坛讲学》乃至《周游列国》、《孔子与弟子七十二贤图》，却明显转向了浪漫主义的方向。请谈谈你的创作心路历程。
孔：在艺术的道路上，似乎很早就有一种力量左右着我，使我在夹缝中求生存。80年代的中国画坛还相当沉寂，美术界需要一抹鲜亮的色彩。正因为此，我也就从中找到了施展创造力的无限空间。苦苦思考之后，我将色彩鲜亮的《沐》推出来，同时，也表明了我艺术上创新的希冀和期望。《乡会图卷》则是我早期写生采风思考后的展示。
我血管中流淌着世世代代的传统文化血液，创造的生命力又使我不甘心因循陈旧的艺术模式。所以，我总力求以新时代的艺术观念对其整合，使之产生新的视觉图式，即一种符合时代审美和传统规范的、同时又能体现自己内心感觉的新视觉效果。当《公车上书》上部嵌入放大的雕版印刷书页，以及半段城墙、一柱黑风的曲线状构图在脑子里成型的时候。我知道，力量来了。后来《杏坛》、《周游列国》、《孔子与弟子》等浪漫主义的创作思路，其实也很契合时代回归传统的审美，更一步步圆了我多年来关于孔子创作的梦想。
马：孔子文化系列题材，是你艺术创作的重头戏。而且，你做事画画的认真劲是有目共睹的。听说最近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晋京展时，你为十年前在全国美展获奖的《杏坛讲学》配补了两幅作品，完善了孔子讲学的形式与内容。一幅作品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推敲，被传为美谈。另外，你新近创作的大型白描作品《孔子与七十二弟子贤图》，高2.50米、宽5.40米，仅勾线落墨就用了30多天，全部完成花费了两个多月。孔子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你在创作中获得了与已往及同时代其他画家的不同之处。请谈谈你在这方面的体会。
孔：我想，首先选择了这个题材之后，作为一名画家，我应该自觉运用带有创建性印记的绘画语言，来诠释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状态。另外，家族道义感和亲缘血脉，也促使我义无返顾地创作，宣示历史文化和家族道义的责任感常常让我警醒。
在创作中，有些作品需要不断的完善。例如，我的《杏坛讲学》，在参加了当年的展览后，总感觉还应该补充些什么。因为当年孔子讲学的内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借助全国政协邀请展的机会，我又构思了《习射图》和《古乐图》一武一文两幅进行补充。这样，作品就相对完善了。另外，我个人钟情线性的发挥，因此，画了大型白描作品《孔子与七十二弟子贤图》，这件作品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是我最新的探索。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与以前的《孔子周游列国图》、《孔子川上观水图》等都有所差距，与它们一起构成了层次鲜明、表现迥异的孔子画卷。
马：还记得三年前你在北京美术馆举办个展之后，回山东省美术馆举办汇报展时，众多老先生面对展览前记《为自己裁一回嫁衣》点头感慨的情形。你所从事的美术组织工作，日常工作很繁琐，平时坐班要考虑“为专业服务”、为别的画家服务。其实，对你来说，创作时间更加宝贵，尽管如此，你仍然创作了大量在全国有突出影响的作品，请谈谈你的创作情形。
孔：鲁迅先生说，他是将别人喝咖啡、喝茶的工夫都用上了。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只有抓住它，才能拥有它。古今中外，成功者有一条经验是相同的——那就是珍惜时光。在珍惜时光上，我从来都是以他们为榜样。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八小时工作之余完成的，每天的午夜子时是我出作品的好时段。没办法，白天将精力和时间给了美协工作，只有夜深人静等人家进入梦乡的时刻，我才醒着“做我的艺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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