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描绘邓小平同志形象的作品中，刘大为的《晚风》是给人印象最深、也是刊用最多的一幅。画家撷取他闲暇在庭院读报小憩的场景，以一种晚风中纯朴的诗意捕捉这位伟人的心境。刘大为是新时期在工笔人物画和水墨写意人物画两个领域都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画家，他的《晚风》、《马背上的民族》、《漠上》、《巴扎归来》和《雪线》不仅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画的代表作，而且，他所塑造的当代人文形象已成为具有这个时代审美精神的民族形象。
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出来的刘大为，是新时期从民俗风情中发掘诗情的突出代表。不论是描写三口之家放牧中休憩的《马背上的民族》，还是塑造蒙古族少女的《漠上》；也不论是刻画琴师的《草原上的歌》，还是训练幼童单骑放牧的《雏鹰》，刘大为在作品中捕获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叙事，而在于形象塑造本身所传递出的质朴的情感，在于形象塑造本身揭示出的人对于猎犬、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在于形象塑造本身呈现出来的人畜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一。对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他没有表现苍凉与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他的工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霸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审美形象。
对于民俗诗情的发掘，也意味着艺术语言的乡土意韵与纯朴质感的创造。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丽的色彩去夸张蒙古族人物的肤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其肤色与服饰的厚重感，并以牧马、猎犬和荒漠的清墨色增加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笔人物画的淡雅格调。他在画面中运用的线条，于温婉柔和之中显现出内敛的骨力。他的形象塑造具有典型的线条勾勒的工笔画语言特征，但线条又绝不肆意夸张独立于形象的塑造之外，而是巧妙地隐显于轮廓与结构之中，有机地游刃于形象与色彩之间。
如果说写意性是他在工笔人物画中求得灵变的重要方式，那么，以工养写则形成了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严谨的造型特征。刘大为一直坚守工笔与写意并举的路子。他有非常扎实的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长期养成的勤奋画速写与水彩的习惯，在水墨写意画上的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位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然保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
在刘大为的写意人物画作品中，很少使用浓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笔，而是用行草书式的线条赋予形象以灵动、洒脱、飘逸的视觉美感，大块的偏锋湿墨用于骆驼、牧马和猎犬的表现，面部的精微之处往往在勾皴的基础上敷以水润墨色，从而形成了他画面特有的线与面、笔与墨、疏与密、虚与实、光与影的辩证关系。他对笔墨有很好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画气势恢弘的巨制，又能画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驾驭主题性的人物创作，又擅长描绘抒情性的生活小景。他的笔墨是率性而不粗野、简洁而不空疏、洒脱而不恣肆。
刘大为的生活基础是青少年时代的内蒙古草原生活。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湛蓝的天空、悠游的白云以及内蒙古游牧民族粗犷勇敢的性格，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他画草原、沙漠、雪域、骆驼、牧马、民风古朴的蒙古民族、新疆维族和高原藏族人物形象，也都体现了他对自然与人的热爱，体现了他通过这些审美形象所表达出的艺术主体的胸襟与品格。而在《晚风》、《小米加步枪》、《人民公仆刘少奇》、《朱德与史沫特莱》和《不畏蜀道难》等作品中，我们又可以阅读到他怎样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达他对于现实主题与历史主题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追求与个性风采，而且也塑造了当代审美中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从油画到连环画，从速写到水彩画，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从地方研究生到军旅画家，从主题性创作到艺术的个性追求，他的艺术旅途既有他个人成长的独特阅历，也浓缩了他们这一代共和国的美术家所普遍具有的时代性，社会担当意识和时代的使命感成就了他对于当代民族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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