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无论舞蹈、电影、音乐、绘画、文学，都是一种大的意境，深厚、自然、神秘、变化莫测，大意境是不被束缚的，是让人的想象力如奔腾的江河一样宽阔有力而奔放的。和杨晓阳交谈，你会感觉他从来都不是个缩手缩脚的人，他是放开手脚干事情的人，他从来都是个一切求“大”的极富想象力的人……
他用艺术家的思维和创造方式当院长，他用当院长的经验来把握艺术实践……可以说，他人生的轨迹就是写意的轨迹，他在工作、创作和生活中，无不挥洒着写意的艺术。他把大写意的概念从他的画里，融入到他的教学、行政和收藏中。
他是是一位任凭感觉作画的画家。
每天以十分钟来分割
杨晓阳不停地出差，不停地开会，今天，记者提前在院办等，想捉住这位忙人。当他从楼道走过来时，眼前是一个从容而步履优雅的人，头发比普通人长一些，很自然地拢到耳后，身材魁梧，看上去有点像西方人，温文尔雅，又透出一种政治家的风度。
我是和同时被约见的四个人一起被请进杨晓阳办公室的。进了办公室才知道，他每天的时间是以十分钟为单位来分割的。杨晓阳待人诚恳，处事果断，三下五除二地就把眼前的事处理完了。其中有一位等着拿他的画，不想走，而那画也是杨晓阳早已答应却至今还未画出，也不忍让人家白跑一趟，于是，他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画起画来。他是抗干扰的，似乎随时随地可以作画。
当记者开门见山地问他：“关于你近几年的画，很多人说看不懂，包括我自己……”说到这里，记者有点不好意思继续说下去。这时杨晓阳毫不在意地说：“你说出来，没事。”记者便说：“艺术家是需要一个自由的放松状态的，需要大量的整块时间去开发想象力进行构思与创作的，您却是这样忙，您一天有时间画画吗？”
杨晓阳听后笑起来，他说：“说起绘画，里面有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其实，我随时都在观察、构思和创作，是用心画画，功夫在画外呵……”他镇定自若的神情在告诉记者，任何问题在他这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探讨，任何说法都改变不了他什么，只能使他变得更丰富而已。他的思维和一般人不一样，但却透出一种自信，一种魅力。
我们谈完一个话题，不过十分钟时间，他笔下的那幅画也画好了，神速却无败笔，流畅而完整，画上的三位老者如石狮雕刻一般，造型大写意，面部却生动，只是少用了颜色。
记者问，为什么这幅画上的人物是头大身子小，把他们的脸刻画得那样生动，身体部分却是轻描淡写呢？杨晓阳说：“你发现没有，人和人说话时，关注的是这个人的脸，而常常会忽略这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我就是这样，有时和一个人说了半天话，过后想不起这个人穿的是啥衣裳。所以我在画画时会省略人物的其他部位，艺术家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是科学，是重其一点不及其余……”想一想，真是这么回事。他接着说，“所以，我把他们的腿画得短一些，焦点集中在脸上，其他地方就非客观地虚掉了。这是感觉所致，并非故意。”
画画做事全凭感觉
艺术往往产生于感觉。杨晓阳说艺术家的科学是反科学的，如瞎子摸象，那种摸到的感觉就是艺术家的科学，他强调的是艺术感受力。
杨晓阳的画法很大胆，自由驾驭线面泼墨水分能力很强，但画时随心所欲，画面处理完全凭感觉，杨晓阳对记者说：“画画如做菜，凭的就是感觉，在画面上应有自己明确的倾向，如人有男女，墨有冷暖，要由‘硬’向‘柔’过度，由‘有’向‘无’过度。”是的，好厨师是靠他手里的一把盐，手快，凭感觉调味，好画家应该凭感觉用墨和用色。往往大厨师的菜色纯净，而糟糕的厨师却在每个菜里什么都放，色杂，味也杂。那么多人在画荷，而石鲁先生的荷与那些无感觉之笔画出的荷绝对不同。也许是因为太爷是一位老中医，杨晓阳还借用中医来说画画。他说，中医靠的是感觉和经验，只有西医靠仪器。西方的光学能严格分出色彩，但中国画强调的是对人心境的表现，因人的感觉是人最敏锐细致的，所以说中国画更符合人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反映，它自由的发挥可表现出无限的艺术效果。他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绘画，只是艺术的一个初级阶段。写心艺术、写意艺术才是人类所有文化形态中最高的一种形态。
从古至今，中国的艺术，无论舞蹈、电影、音乐、绘画、文学，包括彩陶、青铜、玉器，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雕塑，都是写意的，都是一种大的意境，深厚、自然、神秘、变化莫测，大意境是不被束缚的，是让人的想象力如奔腾的江河一样松弛有力而奔放。缩手缩脚无个性的人，肯定是成不了大家的。
和杨晓阳交谈，你会感觉他从来都不是个缩手缩脚的人，他是放开手脚干事情的人，他从来都是个一切求“大”、求“全”的极富想象力又追求完美的人，他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挖掘，并使之与西方艺术进行融合，不断将西洋画法糅进国画之中，以加强自己的特色。
其实，“凭感觉”已成为杨晓阳的一种思维模式，他处理别的事务时也是凭感觉的。一件事发生了，当时他并未在现场，但他处理时像福尔摩斯一样似乎啥都知道，自信又能说服人，没人能逃过他的机智。这凭的就是一种感觉，也取决于一种对同行业、对同事熟知后的经验。有画家要报销需他签字，他心里知道此人发票里含“水”，他会不动声色把那些发票先放下。一个月后，那位画家会自己要回去重新贴了送来。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同时，又是一位凭感觉作画的画家。
■没有文人的郁闷闲愁
中午，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杨晓阳说，平时的中午，他在这里送走客人后，会要上一份饭，吃完饭就开始画画了。
近年来，西安美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忙人杨晓阳也变得更忙，应酬和各种饭局更多，对于那些不可不参加的饭局，他在参加时给自己定了“四要四不要”的调子，“四要”即：简、精、美、仪，“四不要”是：不夹、不劝、不喧、不催。每当“来者不善”时，他就唱出这个调子，这样，对方往往知趣而退了。
正由于他比别人忙，他就比别人更珍惜时间，别人有双休日，他没有，别人有卡拉OK、下棋的时间，他没有，他是把别人休息的时间用来画画了。他每天画画最少要用两小时，其余时间几乎全用在工作、谈话、开会、接待、检查、出访，很多极小的事他都亲自做，别人说不可能，他就是要做一下看看，他认为，功夫在画外，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体验，在画画。
说起文体活动，他手风琴、乒乓球水平是相当高的，曾是学校艺术表演队首席演奏员，也曾是校乒乓球冠军。然而，如今他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方式，他甚至认为健身运动是白白消耗了一天里宝贵的精力，他说把那体力还不如用来工作和画画。记者从而发现了他精力惊人的秘诀。他所保留下来的“娱乐方式”不过是喝茶和“到山里走走”。“到山里走走”是为了思考一些问题，而喝茶，常常又是和工作分不开的，更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他是那样忙，也就没了别的文人的一些郁闷与闲愁。一切不利在他这里都会很有趣也很有利，都给他提供着某种机会。
■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学生
接着，杨晓阳要去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他邀请我上车随他一起前往。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画家、退休美术教师杨老先生。通过和杨老先生的交谈，记者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还有一些他小时候学画的经历和故事。据他父亲介绍，上小学时他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又在五年级随六年级毕业。他是班上最小的一个，但直到中学毕业，他始终都是班上的灵魂人物。他自幼酷爱绘画，1979年，他考入美院国画系，那时全校有40个学生，一个班只有6至12个人，平日里喜欢与比他大很多的孩子一起玩。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学生，因为他很聪明，悟性高，每次考试在考前才看书，但每次的成绩都很不错。后来，他师从刘文西、陈光健、谌北新
等著名艺术家学习素描、色彩，以及油画、国画、书法，为他奠定了坚实的绘画基础。
正因为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他才在以后的创业中有了不俗的成绩。在他20年的行政工作中，有无数个难关需要渡过，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这不仅需要经验、知识和智慧，更需要勇气。他的轨迹，是传统的，而反传统又是他的个性，是与生俱来的反判勇气给了他反叛的力量。他用艺术家的思维和创造方式当院长，同时用当院长的经验来把握艺术实践和处理画面。他一次次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把西安相对较差的经济环境和相对保守落后的人事环境变成了一种优势，他常常变被动为主动，在与很多难题的斗争中转败为胜。
■受老庄思想影响颇深
下午上班后，杨晓阳办公室里的人又开始多起来，他开始一拨一拨地接待，采访无法进行，打发完最后一拨人时，我们转移到他的画室。在这里，他完全是一个艺术家了，看上去更安静更从容。他取过一只彩色的茶壶，放在了画案上，当记者抢先倒茶时，他眼里有怕水溅出来的担心，有艺术家的细腻。
在这里，记者对他的认识在逐渐深入。壁上的玉器，地上的彩陶，案上的石佛、石狮……架上的《老子》、《庄子》、《春秋》、《左传》、《孙子兵法》……看他收藏的东西可帮你理解他这个人，可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他收藏东西很杂，各种老东西和书籍、国内外工艺品琳琅满目，记者一边观赏一边和他聊天。他受老子思想影响颇深，竟将《老子》读了十年。所以，哲学上他极信奉老子思想。
他说，西洋最早是实证科学发达，哲学却不发达。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天地的探索，西洋不如中国。中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从具体的事物局部探讨开始，而是以人、天地这样的整体到自然的关系入手，形成最早的一种高超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这种哲学从古至今指导了中国艺术，指导了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国绘画写意艺术的一种总体精神。
他崇尚自然，他说所谓绝对的科学是反自然的，因整个宇宙黑的多，白的少，明白的少，未知的多，对所谓“科学”不能绝对相信，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科学的局限有时是不利于我们客观生存的，他一直追求人与天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心的和谐，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对天地人的天然把握，相对西方的“科学”，“天然”更适合人的生态，这种观点自然会被他带入自己的审美中，带入他日常事物的处理中，带入他的创作中。这时你会感觉他是一个刚柔并济的人，对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创作方法，他都会反复糅。可以感觉出，他一时的果断，是取决于平时的“反复糅”。他认为，人的感觉应该是物理、生理、心理和文化感受的综合才会有效。
■五个“万”作为人生目标
杨晓阳给自己定了五个“万”作为目标：一是读万卷书，他从小爱读书，这已不必说了。二是行万里路。他曾经骑自行车四个多月一路考察到新疆，在黄河上他跟船跟过两个月。这些年来，他跑了40多个国家，西洋美术史上的名画基本上他都看到了。他认为当院长也是行万里路，是一个特殊的行路，实际指的是实践体验，在这方面，他是有优势的。三是鉴万件宝。陕西是文物大省，杨晓阳的母亲是文物干部，他从小耳濡目染泡在文物里，目前，他已不是“鉴”的问题了，他自己收藏的古玩就有一万多件。第四个是画万卷画。大的创作一年有一两张，但小画他每天都在画，他说他不画画就会“不平衡”，画画时他的状态最好。古人说：要“废纸三千”，而他早已画过万张画了。第五个“万”是育数万人。他认为教师最终就是“人梯”，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师的愿望，也是他的热爱，更是他家几代人的工作。
就在杨晓阳的艺术人生接近一个峰顶的时候，他却和自己过不去，他开始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开始往抽象里走。
一天，刘文西的儿子刘丹在杨晓阳的画室里指着他的一幅近作说：“这幅画像是临摹我爸的哪张画吧？”这句话对杨晓阳有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触动，使他意识到：自己画了这么多年，原来只是在老师已经开垦出的那块地里种了一些东西而已！
从此，他对自己过去的画法表示出一种叛逆，他下了决心要走出老师开垦的“那块地”！从此，他要告别过去，开始他一生的美术改革之旅。
■说不尽与刘文西的师生情
在杨晓阳的艺术之路上，与老院长刘文西有一段如影随形的关系。这与他15岁起就跟着刘文西学画画，跟随刘文西夫妇30年之久的经历有关，他像刘文西一样热爱美术事业、热爱西安美院，一心想为美院、为美术本身做些什么。早在他当研究生时，就跟着刘文西为美院征地、迁校址、借钱的事跑教育部，跑文化部找人反映学校情况，那时，那些部门他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是凭着他们的一腔热情四处奔波。人家问刘文西：“你就是那个画家刘文西？噢，听说过……你们有什么事……”那些从未走进去的大门，就是被他们这样一个一个去敲开的。后来，杨晓阳又以同样的热情和韧劲，敲开了巴黎美院和巴黎装饰艺术学院等一些国际著名学院的大门。
这里讲个小故事。在杨晓阳当学生时，有一次和刘文西一起出去采风，据说他们师生二人是跛了一路。杨晓阳是脚疾犯了，而刘老师的脚上是扎了一颗钉子，因为当地没有医院，采风路上，师徒二人就那么跛了一路。我们从这一个小例子里，便可感受到它所具有的丰富含义，其中有他们对艺术的执著，有性格上的倔强，有感人的师生情。
有一天，刘文西的儿子刘丹在杨晓阳的画室里看他的新作，刘丹指着杨晓阳的一幅近作说：“这幅画像是临摹我爸的哪张画吧？”但那确实是杨晓阳自己的创作啊，这对杨晓阳有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触动，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画了这么多年，原来只是在老师开垦出的那块地里种了些东西而已啊！理性告诉他：我即使把老师学得再到家，也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是没有价值的，只会模仿也不是老师所希望的，而十年后的去年，刘老师在南昌“全国画派联谊会”上明确地讲，“我教的学生希望都和我不一样”；正如齐白石所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件事使他醒悟了，他下决心要走出大师的影子圈，走出老师开垦的“那块地”！从此，他准备了十年，从写实走向浪漫，2000年，他开始“告别过去”，走向象征，他对自己过去的画法表示出一种否定、叛逆和超越，从此，他要告别过去，开始他一生的美术改革之旅。
杨晓阳要告别过去，其中有痛快，也有痛苦，要告别过去的成绩，要告别从年轻时就渗透在自己理想中的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追寻，要割舍多年艺术追求中投入的情愫，尤其是要对已有的概念进行超越带来的压力有充分的准备。
刘文西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里谈到，自己当了十年院长，被耽误了十年画画。那么，这是否也能说明他的学生、现任院长杨晓阳的绘画也确实受到了影响？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这位画家不做院长，他的画会画得更好，而且是具有“世界美术潜质”的大画家，因为他的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很大气的画家。而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担心，他说评价是别人、后人的事，自己认为“功夫在画外”，工作也是画画，不但不耽误，而且更开阔。
■卖掉经典再塑辉煌
杨晓阳的画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花费了他10年的时间。第一阶段是写生、写实；第二阶段是主题画，场面大、人物多，这个时期的作品是人们最看好的；目前是第三个阶段，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走向“大写意”。而每个时期他都有一批令人震撼的力作。
杨晓阳的画从写实到写意，都有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它们多取材于中国的历史、神话和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产生，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激情，从他按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历史性所进行的严肃认真之刻画，可以感受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修养，显示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命之歌》《丝绸之歌》《大河之源》等作品，题材深厚，民族色彩浓烈，有着史诗般的恢弘，飘逸着东方艺术的灵性与西方艺术的质感，显示了他成竹在胸的磅礴大气与绘画力度，也展示出他英雄般的气概和驾驭大画的超凡能力。
人站得高了，自然就看得远了。就在杨晓阳的艺术人生接近一个峰顶的时候，在他把那种像油画的“国画美”玩到极致的时候，他却和自己过不去，偏偏不让自己舒服地停留、死守在一种佳境里，他批判自己，否定自己，认为有“死”，才有“生”，才有“蜕变”，他开始寻找突破点，开始往抽象里走。如果没有成竹在胸的底蕴和超越过去的勇气，是不敢那么想更不敢那么做的。
1983年创作的《黄河艄公》和1994年创作的《波斯迎亲》一直被大家视为经典之作，却被他分别以46.2万和24.2万在翰海拍卖会上卖掉。他说，这两件作品的售出，是对过去艺术探索的一段总结，为什么要卖掉它，我不是缺那些钱，而是因为那是别人都会的画法，不是我的画法。这是一段时间里激动不安要突破自己的杨晓阳“行动”的开始，这是他天性爱挑战自己、永不满足的性格所决定了的，这也注定了他在艺术上要比别人走得更远。
杨晓阳近期的画很有特点，那独特的风格，你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他的作品，你随便打开一个画册翻阅，不看目录也不难找到他的画。
记者在翻杨晓阳新出不久的画集里的作品时，被那幅《雪域》所打动，它的深刻内涵使人内心难以平静，会联想人类生死过程里的一些哲学命题，即使眼睛离开画面仍会想着那写意的云彩--一个磕长头的人影。画面主要有四个人物，其中两个写实，两个虚画，后面那个虚画的人物站立着，没有脸，那脖子细长，是教堂的影子，是一种宗教象征。而另一幅《农民工》中孩子拉长的脖子，像鹅的脖子。杨晓阳说，他画的是民工之渴望，那是农村人对城市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这样画是主题的一种需要。
记者问，怎么画中人物很像他收藏的那些狮子陶俑呢？杨晓阳一笑说，他确实是把自己喜爱的一些东西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带到画里了，因为他画画时不追求表面的漂亮，潜意识里追求着玩石之形、老玉之质、古陶之品、陈茶之味，丰富、古老、淳朴、含蓄，看似简单，却在一种高度概括中见其文化含量，其功力却“非一日之寒”。另外，他把自己平时从西方艺术中汲取的营养也带到了画里，将西洋画技法糅进了国画之中，那人物面部的画法，有他对非洲木刻面部线条的感悟，有他长期对绘画艺术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和追求。
他的艺术追求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使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之后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风格。
■现代画风打动美国大师
正在和杨晓阳谈着他的新画法，院里的教授、书法家茹桂走了进来，记者从茹桂先生这里听到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开创了“后现代”大潮和概念的美国建筑大师罗伯特·文丘里是当代建筑界最有影响力的全才之一，深受全球学界敬重。文丘里夫妇受西安美院之邀前来讲学，在他们离开西安之际，在机场里看到了一幅人物画，当时表现出极大兴趣，因为他很快就看懂了那幅画，打听此画出自谁手。充当此次翻译的茹桂之子茹雷说，此画就是站在他身旁的杨晓阳所画时，文丘里说出了自己喜欢这幅画的原因：这幅画上的人物是古代的，画法却很现代，我从这幅作品中读出了现代与传统并置的意味，它让我从中感受到汉代艺术的质朴与抽象特点，意味着把中国的传统美术与现代西方艺术观念结合在一起，非常有创意。
杨晓阳告诉文丘里，他还有另一种画法，即采用传统手法画现代人物，人物是现代的，而画面结构、空间处理延续了中国古典人物画传统，追求一种在传统中表现的现代内容。文丘里面露喜色，说他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得到杨晓阳作品的复制件。在上世纪的法国招贴画中也有这样的一种画面感觉，那就是文丘里所代表的一个流派的作品，当时的法国也正处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难怪文丘里看了杨晓阳的画会倍感亲切呢！
■身世画风酷似毕加索
不知怎么的，杨晓阳的身世和多变的画风，很容易让记者联想到了毕加索，尽管他自己不以为然地说他与毕加索没啥关系。
杨晓阳的父亲是一位美术教师，也曾在美术学院接受过较严格的绘画训练，具有坚实的造型能力和教学经验，这一点与毕加索极其相似，毕加索的父亲也是一位美术教师，家学的营养对杨晓阳的影响自在其中。
另外，杨晓阳也和毕加索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他三岁时出麻疹，麻疹出不出来，被蹩脚的医生当了感冒治疗，结果，打错了针，身为长安名中医的杨晓阳的太爷从外面开会回来时，杨晓阳已不会走路了，而在家养病的这段时间，他对剪纸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剪得最多的是金丝猴和飞马，自己一边想着一边用纸折着剪着，剪出了各种不同图案，有的还抽象得莫名其妙，却带给他无限快乐。后来，做过教师的妈妈用太爷丢掉的药盒子把他的那些剪纸贴起来，做成了“展板”，竟厚厚一叠，仔细看时，才感觉那造型已显现出他的艺术天赋。
杨晓阳与毕加索天然相似的是对生命充满热爱与激情，其作品都钟情于表现神话与现实。记得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成为书法家”，他的《斗牛》系列，用笔奔放，极似中国的写意画，而身为中国画家的杨晓阳在这方面自是得天独厚，他往写意过度时更加从容，更接近天然，近年来，他画了许多线描，许多没骨，他的素描、人物、山水等多层面的画作显示出他的画风如毕加索一样多变，而他绘画的主要趋势就是丰富的造型手段，即空间、色彩与线的运用，他从步入画坛就表现出了持久的、坚定的、成熟的或者说是直截了当的审美眼光。毕加索是典型的西班牙民族，激情奔涌，而杨晓阳又是典型的东方人，内心热烈而外表深沉，更善于用幽默和“后加力”厚积薄发，更持久地表现着他的存在和影响力。
记者忍不住和杨晓阳谈到毕加索时，他说，他曾四次走进卢浮宫，当他第四次走进卢浮宫时已感觉不到什么艺术性，那纯粹的“模仿”艺术让他倒胃口，而当他走近毕加索时失去了标准，但却很兴奋，他觉得毕加索的线条很有概括性，很简单、很利落、语言少但很完整。
■希望国画来次“文艺复兴”
记者后来得知，也正是这次“兴奋”，让杨晓阳的观念从此有了一种彻底的改变，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他从骨子里开始了毫无保留的“告别”。
杨晓阳说，19世纪以前的欧画，大家画的都一样，都在求真，当世界上有照相机以后，这个艺术时代就意味着结束，而那种艺术也就成为历史，我们中国画不也一样吗？画到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国画难道就不该也来一次“文艺复兴”吗？虽然国画不同于西画，永远是你画的是你，我画的是我，但是，我们当下的中国绘画大量的只是西方已过时绘画的复制和模仿品。他在提醒人们，我们当下的美术在世界范围内应找回我们自己，否则，在文化上我们就没有自我和自尊。杨晓阳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传统、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我看没有一个成熟、强大的民族愿意按别人的标准来画画。”他强调，我们也要把西画的方法拿来，但不能偏离我们自己发展的道路和艺术精神，近50年来，我们从内容、形式、精神上割断了中国绘画基因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应该反思的。
这些年来，杨晓阳一直在“求变”的路上苦苦探索，从未停止过，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小变化到大变化，从复杂到简单，从颜色的丰富到用色的越来越少甚至不用色。他说，我之所以少用或不用颜色，并不是放弃颜色，而是觉得里面有颜色，墨分五色，它在变化中又丰富无比，黑白两色实际囊括了世界上所有颜色。他认为，水墨的表现过程中概括了这时候作者的全部人生经历、认识、学养、功力。
他说：“从写实到写意，我经历了30年的探索、研究过程，我曾经把国画画得像西画，曾经深入研究素描、色彩、解剖等一些纯属西画系统的要素，但是我现在彻底画成中国画，彻底画成一种线描和没骨的，线描和没骨完全是中国的，这些东西跟西洋绘画完全是两个路子，完全是接近中国几千年的写意传统，近20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著名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经过对比后得出结论：‘东方艺术是世界各种文化形态最好的一种形态，它的成就最高，而且从开始就是最高的’。于是就形成了我自己独特的绘画追求———‘大写意’。”
他对中国画总结出十大观察法，即：以大观小、以小观大、远观近取、近观远取、多面关照、长短并用、目识心记、动静结合、由表察里、以情动物。他在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不仅概括出了前人未总结的中国画的五大技法，即勾勒法、勾皴法、泼墨法、破墨法、积墨法，还创造出写实、概括、取舍、意造、忘形之“造型五步”。他用笔有四个过程，也是四个境界，执著、从容、放纵、忘情，所谓“用笔四境”。另外，他还总结出了“用墨四境”，即：淡墨明丽、中墨苍茫、重墨深厚、焦墨沉绝。
杨晓阳正以极大的热情，顽强而坚定地走向“大写意”。他以积极的个人行动，带动着中国画“文艺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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