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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烈:坚持画品和人品统一
 
王盛烈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爱国心和庄严使命感的王盛烈,是本世纪后半叶发展水墨画写实风格而取得突出成就的高手,更是开关东水墨写实人物画一代风气的著名画家。

由美术学院绘画系主办的王盛烈先生作品展在美术学院B区大厅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海风》、《道士》、《炉前工》等70余幅作品,展示了一位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辛勤创作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王盛烈先生作品的个人特色。展览从4月16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4月30日。

《八女投江》这幅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巨制,让人们永远记住了王盛烈这个名字。

出生于1923年的王盛烈,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蹲过日本鬼子的监狱,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他个人的忧患更多的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主题性创作,不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再现,而且是他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述和倾诉。十年浩劫后的王盛烈,一直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呈现着悲悯和悲壮的基调,所以他的《八女投江》才会有感天动地的震撼,他的人物才会画得凝重、真切和朴素。艺术总是人生命运的折射,而人生经历也决定了艺术的选择。这就是王盛烈一生的艺术追求和道路。当他离开我们真正进入历史的时候,他唤醒我们的是对于历史和艺术的重新认识与思考。王盛烈更贴近徐悲鸿、蒋兆和一系的发展脉络,而且把这一系的人物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盛烈的两幅巨作既是他个人艺术探索的升华,也是20世纪人物画史的里程碑。完成于1957年的《八女投江》,构思长达8年之久,画家为了再现这个具有悲剧性的壮烈场面,对八位抗联女战士不同体态的人物组合、对不同性格的人物塑造、对退到江边逼仄环境的描写,都表现出王盛烈对于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他为该作所构思的草图、所搜集人物形象的素描稿,也都揭示出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高超的写实技艺。八女投江雕塑式的造型形象,充满了悲剧性,似乎每个形象细节都无言传递着生与死的巨大力量;它在画面中心构成三角形构图,似乎三角形所构织的人群能够抵御一切劫难和悲怆;它也和蒋兆和的《流民图》一样,是一个时代历史时空的凝固和民族抗争精神的缩影。完成于1962年的《海风》,则再次显示出画家擅于驾驭宽阔而宏大场面的能力。一字排开的海岛前哨女民兵,面海临风,英姿飒爽。是巧合还是一种情结,《海风》中所选取的女民兵恰巧也是八个,作品似乎暗示着当代现实人物和历史的一种关系:这八个面海临风的前哨女民兵不就是当年八位投江女战士的化身?画家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从现实生活中搜集和塑造人物形象,他画了大量的素描和速写,试图通过对普通人物形象的描写,发掘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诗意,塑造质朴的人物形象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气质。因此,《海风》体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认识,体现了那个向上发展的社会人们的精神风貌。

《八女投江》和《海风》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幅巨作所构成的那个时代的艺术形象,也标志着中国画现实主义流派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了以王盛烈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画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深刻领悟,而且表现在他更加自然地用笔墨去转换体面造型的语言探索。

在20世纪后20年,他一方面延伸着自己主题性的创作道路,创作了《秋雨》、《日本有个东史郎》、《老将军的规劝》和《往事如云》等作品,表现出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段重大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追忆和对关东那一方热土的描绘,进而升华到对乡土意识的真切倾诉中。这是一组描写关东农家儿童、追忆童年生活的作品——《红衣农家女》、《童年的记忆》、《山泉》、《放学路上》和《山乡小儿》等,这些作品用真挚朴素的笔触,深入刻画了具有关东地域特征的山乡孩童形象,真实、质朴是这些作品的艺术生命,就像米勒笔下的农夫和母子,抒发的是自然醇厚的乡土情感。而《耕者》和《天之涯》,则试图将这种乡土意识升华到一种永恒的哲理意味的表达中。这两幅作品不仅构图言简意赅,而且把农夫耕种的形象提炼为对耕者执著追求的形象塑造上,画得既深入,又坚实完整,像罗丹的雕塑一样具有概括凝重的力量。

如果将王盛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家乡的孩子》、《耕者》和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八女投江》、《海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变化的不仅是叙述的主题,而且是塑造的笔墨语言。或者说,形成王盛烈艺术个性的,不只是他对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表达,还包括他怎样表达这种真实对笔墨语言进行的修正和创造。也正是对乡土情感的关注和对真实而质朴的形象的追求,王盛烈改变了在《八女投江》和《海风》那一时期草书式的用笔方法,将那种大笔挥扫的、激情飞湍的线条和偏锋,改造为沉静而内敛的细笔皴擦和积墨,将那种草书用笔的外在性和表现性改变为干皴枯擦的内在性和坚实性。

对于山石皴法的移用或借用,赋予了王盛烈的人物画以壮阔而凝重的风格特征。因此,他的人物画和他的山水画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也因此,王盛烈比其他的人物画家更注重对于山水画的研习和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王盛烈山水画的创作比重逐渐增加,几乎形成了山水与人物并重的格局,山水再也不是他闲暇时的遣兴和练笔。这些山水画再次表现出他在人物画中所擅长的驾驭宏大构图的能力。总而言之,王盛烈的山水画较少传统笔墨的程式,而更注重他对于真山真水的切身感受,他的创造性在于将这种切身感受转换为厚拙而灵动的“散锋”笔墨,让经过他心灵整合的笔墨去提升自然的境界。因此,他的笔墨也和关东的土地一样质朴醇厚,他的境界也和他的人物画一样具有崇高、苍莽的历史厚重感。

不能说在王盛烈之前关东的美术史是空白,但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里,王盛烈的确是第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关东画家。他的出现、他的鸿篇巨制、他的艺术创造和对于同时代画家及后人的影响,已改变了整个关东绘画在美术史上的格局。关东,因王盛烈的存在而举足轻重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并最直接地导引了关东地区严肃现实主义流派——关东画派的形成。人们拥戴他,并把他作为关东画派的开创者。


  王盛烈先生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辽宁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中国同泽书画院院长、鲁迅美术学院王盛烈艺术中心主任、鲁迅美术学院终身教授。王盛烈先生于2003年逝世。

  除了中国美术馆,清华美院是王盛烈先生作品储存最多的地方。清华美院绘画系教授王铁牛是王盛烈先生的长子,父亲大量的画作就在他宽绰的工作室里整齐叠放着。当年一本本的速写笔记,也在案头的抽屉里保存着。

  王盛烈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鲁迅美术学院任教,曾做中国画系主任,副院长。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深入生活,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精神的美术作品,并奠定了他一生艺术教育的学术基础,如已成为红色经典的《八女投江》、《海风》等。这些早期作品之所以为红色,是因为它们洋溢着为革命而献身的激情;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浓缩了我们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审美追求。

  《八女投江》再现了当时东北抗日联军8位女战士视死如归,为了不遭敌人践踏而集体投江的悲壮一幕,创作距今50年,作者时年34岁;《海风》一画则塑造了一群海疆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飒爽英姿,创作距今45年,当时作者也年仅39岁。

  王盛烈先生早期习油画,这为他后来的水墨人物写生和创作打下了基础,在之前,徐悲鸿、蒋兆和等前辈艺术家的实验已成绩斐然,他们用光影、结构和体量为诉求的西式素描来推动中国画的改革,但又矜持传统的技法和观看方式,让“水墨”由此获得了与油画对等的形式意义,而内容则转向了典型生活和典型人物的叙事刻画,并由此奠定了现实主义风格在新中国的主流地位。

  王盛烈先生在年轻时就深得前辈教诲,勤于实践,承上启下,功绩卓著。晚年的王盛烈先生始画山水,目光从人间转向了自然,合乎逻辑地选择了山水寄情,笔墨随性,并在跋中叹道:“看云识变化,人间天上同”,后又好画荷,跋是“听得池荷几番声”,似乎在儒道之间,逐渐偏向了心境的淡泊。

王盛烈人物画艺术最显明的特点是以社会责任感开掘激动人心和发人深省的立意。无论取材于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善于以关心民族命运和人民忧乐的情怀,去发现生活中的动人之美,去挖掘足以给人以激励、鼓舞、鞭策和感奋的主题。他的成名之作《八女投江》(1957年),以生动的笔墨技巧,善于心理刻画的形神兼备的形象,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和环境的烘托,有力地表现了抗联战士决死奋战的坚强意志与不屈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英雄主义的悲壮赞歌,在以水墨写实人物描绘重大主题上突破了前人。此后,风格类似的《海风》(1962年),进一步将写实手法与象征性结合起来,将人物的深入刻画与组合中的节奏变化统一起来,在表现质朴的劳动妇女中发展水墨写实画法。

新时期以来,王盛烈不但继续画水墨写实的人物,而且也画水墨写实的耕牛。画法由过去的小写意变为严谨不苟的工笔。形象刻画更为细致精微,笔墨也更加与物象融为一体,但是这些作品细而不腻,细而不碎,细而不巧,朴素无华,充满内美而意味深长。《家乡的孩子》的质朴天真,《耕者》的平凡伟大,《高原行者》的任重道远,无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引人吟味的诗情,令人想起法国的米勒和美国的怀思。他同样擅长山水和花卉,山水画多写实境,然而不乏笔精墨妙和深邃意境,花卉作品也很精妙。

王盛烈(1923.11-2003.11)祖籍山东青州。鲁迅美术学院终身荣誉教授,曾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辽宁中国画研究会会长,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1941年至1944年赴日留学,1949年6月转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王盛烈一生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从没有改变对真善美追求的坚定信念。王盛烈作为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为我

们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他所创作的《八女投江》、《海风》、《耕者》、《家乡的孩子》等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发展现实主义的中国画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实主义中国画家,关东画派的创始人王盛烈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追求民族解放的时代。民族灾难和自身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系相连,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用他的艺术创作表现了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抗争和奋起,同时王盛烈对中国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热爱,特别是对生活在关东这片黑土地上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有着深厚的情感,因而他的艺术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将人对自然和宇宙的热爱和敬仰,带进了他的作品中。王盛烈信仰真善美,坚持画品和人品统一,崇尚信念和实践的一致,心灵和行为一致,凭着自己的良知来实践着人类真善美统一的终极信念。王盛烈作为美术教育家,培养感召了大批美术教育和美术栋梁之材,引导和带动了东北中国画创作群体。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辽宁省政府、鲁迅美术学院主办的“王盛烈艺术成就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收入王盛烈作品200余幅,回顾了王盛烈作为现实主义中国画家创作实践的历程和创作成就,全面梳理王盛烈艺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八女投江》是根据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为了不被敌人活捉,集体投江的真实感人故事而绘制的革命历史画。1938年10月上旬,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指导员冷云(郑志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夙善(朝鲜族)、王惠民,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朝鲜族),主动承担掩护大队突围转移任务,她们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毅然背起重伤的战友,一同跳下激流翻腾的乌斯浑河。她们的英勇和悲壮的举动,震撼人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意志,成为抗战中可歌可泣的一幕。

王盛烈的《八女投江》通过定格八位女战士相互搀扶走向大浪滔滔的江水之中的镜头,把女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传达了出来,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作品更把女战士对自由、对尊严、对和平、对未来充满积极与渴望的眼神展示得淋漓尽致,细腻传神。相同题材和处理手法的作品,王盛烈一共创作了多件,此件创作于1990年的《八女投江》即为其中之一。

突破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创造传统国画的新生,是上世纪50年代国画界的主题。《八女投江》在选材、技法上都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在创作技法上,当时画坛受苏联的影响,盛行的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画中人物宁死不屈,画面壮而不悲,表现出一种文学上的瞬间性,体现的是当时人们对事件的想象和理解。画作笔墨严谨,人物造型极为扎实,厚重有力的骨干线条,既增强了画面的充实和稳定感,又与人物坚强不屈的精神状态相吻合。设色用传统的浅绛法,格调沉稳,墨韵尤佳。不愧是一件开宗立派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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