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距今将近七十年前，热血青年吴作人走上了艺术道路。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迅猛，深刻有力地冲击着封建文化的传统格局，激起深刻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问题的论争。在新的论争中如何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与革新；如何认识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吸收借鉴，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归根结底，首先是要不要冲破旧传统的格局，然后是如何辩证地解决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空间差与时间差这两对矛盾，以创造中国现代文化新纪元。
前辈画家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迎接吴作人等第二代画家的仍然是同一历史课题。每一个画家都必须作出历史的抉择。能否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推动艺术的新发展，成为检验衡量其艺术活动价值的基本标准。
一九三五年，吴作人曾在给友人信中描述当年人们在各种选择前的焦急矛盾复杂的心态；"新思潮澎湃，求知求真的呼声唤醒一切迷幻，谁都谅悟自己就站在过去数百年艺运衰微黑暗里。逃避！放弃！一切旧有的都是可诅咒，立在歧途，嚷着需要新的。像久饥渴者接受一切之施舍，不暇辨味之甘苦。"
青年吴作人痛感数百年艺运之衰微黑暗，却努力从前人的实践中吸取教训，他热切而冷静，既不逃避，也不抛弃，努力鉴别思考这旧传统，这新思潮中之甘苦、短长，他坚信时间的差距是应该克服的，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发展了，艺术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但空间差距却是难以否认的，地域历史等因素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环境，恰是构成艺术多姿多彩的重要原素。因此，"过去的作风会再统治现代艺坛吗？西方作风会变成中国艺术的准绳吗？都不会！所可能的或许是会有一个新的面目。我们在期待着。
对于这个艺术的新面目，吴先生不但在热切地期待着，而且勤勤恳恳，努力实践，成为本世纪前五十年为创造中国现代美术作出卓越贡献的画家群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本世纪后几十年自觉探索发展中国文化艺术的主将。
吴先生左右开弓、中西并举，在国画与油画两个领域里探寻创造，力图在自己的艺术中既保持中国文人画传统所体现出的基本特质：强烈的艺术个性、诗化的意向、飘逸潇洒的笔墨技巧与情趣；而且也力图在艺术中融合西方写实绘画艺术强调生活源泉和对形体、色彩的敏锐感受。因此，他的艺术，反映了现代意识，具有民族色彩又有清晰的个性特征，无论其油画和中国画，都有突出的成就。他的水墨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却绝对不被人误会为明清某家的花卉、翎毛、走兽；它们具备古代艺术的特质，却又完全是现代的，它们融合西方艺术的优点，却又完全是中国的。他的油画，充分地继承西方油画艺术的造型与色彩体系之特长，但面对吴作人的油画作品，人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中国艺术的气质。艰辛探索近七十年，吴作人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吴作人走上艺坛的时代，有一种观点以保持民族性为由，反对和抵制艺术接受某些西方新的影响。对此，青年吴作人明确表示："……，'民族性'在艺人修养中自然流露，今之唯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当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损我'民族性'。况'性'依境而迁；东西方'境'不同，则东西方人'思维'不同，现代之中国与千载前之中国不同，何必现代之中国人'思维'强与古人同？则动笔须'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里？"（《艺术与中国社会》）吴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对中西艺术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的实地考察，通过画布上色彩的塑造，宣纸上水墨的挥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的观念、语言、技法都作了长期刻苦的比较与探讨。终于使他能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从不同视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作宏观的考察、清醒的比较和科学的判断。
首先，他看到两千余年以前有两种文化在东西两方平行而各异其趣的辉耀着：一个是中国文化，另一个是希腊文化。他们代表着中华文化，他清醒地看到两次大艺术体系，各自经历着"初生、壮年、晚年，一直到垂灭的几个变迁，存在着各自的长处与短处、高潮与衰落。"
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他清醒地看到两次美术发展的高峰。通过对敦煌艺术的考察研究，他认为"冲激澎湃，犷放腾动，风逐电驰，凡所有隋以前的壁画，都充分地表现着这种中国古代民族的雄猛的生命力"结合对汉代石刻的研究，可以肯定当时中国文化早已东至于海，西渡大漠。我们的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民族性，很具体的在艺术上流露着。
中国艺术这个时期古拙狂放的作风一直发展到汉代，出现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高潮。
在这个基础上，印度文化的传入，形成了中国型的东方文化。而盛唐正是这一高峰的代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雄强的创造力，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反而对其批判的吸收，而使自己更发扬光大，再度辉煌。因此，吴先生认为东西文化的互相影响，是件毋庸讳言的事。正是开放、交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吴作人先生清醒地看到中国绘画传统中的高峰，也深刻地看到低谷。更看清楚了造成这种反差的基本规律：不发展就衰亡。变才正常！
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如此，西方艺术历史也是如此。吴先生没有被祖国连绵不断的五千年辉煌文化冲昏头脑；也没有在文艺复兴以来，以希腊伯来文化为源头的西方灿烂文化前迷惑了自己的眼光。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历史条件下，吴先生像许多先辈画家一样，主动选择了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传统，这是历史的抉择。但游学西欧，吴先生更深切地体会，东西方艺术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系，有不同的美学追求。因此，他没有丧失自我，不是盲目拜倒在西方艺术圣殿前，诚惶恐，而是首先冷静地辨别清楚西方写实主义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上坡路"和"下坡路"，以明确取舍。他说："西方绘画开始有量感和空间感的表现，一般可以追溯到乔托及马萨奇奥等，这就是明暗表现法的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也有五六百年了。……意大利达·芬奇、柯莱基奥等走着明暗法的上坡路，但到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就开始走下坡路，发展到折哀主义，脱离现实，这就是学院主义。
吴先生并且敏锐地在西方艺术的历史中，看出了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之所以是西方绘画的瑰丽篇章，正因为它汲取消化他人之长，融会贯通，发挥自民族的特色。鉴于他们前代人墨守意大利晚期以及学院主义的陈规旧套，把自己束缚在教条的制约之下而不敢逾越的教训，以结合自己时代的特性，尽量发挥画家的独创性，十九世纪法国绘画为之面目一新。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明确地阐明了艺术发展的观点：
"艺术运动是横的，而不是纵的，所以潮流的力量无疑地要摧毁传统。德国的Cornelius之徒未尝不曾努力追求Dürer--德国过去的光荣传统，可是外来的法国作风的影响竟造成了伟大的被纳粹驱逐的Lieberman--德国现代的光荣。"（《中国画在明日》）
在吴先生看来，无论中国艺术史的"高潮"，西方艺术史上的"光荣的传统"，都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今天艺术时代的起点。对待"高潮""上坡路"尚且如此，更何况它们的"低谷""下坡路"和末流呢？
深厚的常识、敏锐的鉴赏力，使吴作人不但清醒地认识中西艺术发展途中的规律，而且机敏地看到中西艺术虽然体系不同，但作为艺术，又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看到了互补交融综合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性。他说：
"东西方艺术的面目虽然不同，但气质相通。况且有时连面目都近似，只要能欣赏Fra Angelico'就不怕不懂阎立本；一幅Dürer的水彩风景画，会使人疑为唐人所作；假如我们看过高昌壁画或者敦煌莫高窟的北朝作风，我们就不会觉得西方表现派或野兽派的恐怖。这类似的例子多的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界限究竟在哪里？"（《中国画在明日》）
这样，对于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在发展中国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与解决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发展上的时间差，和地处东方文化环境的空间差的问题，吴作人先生有了自己明确的答案：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斩钉截铁地把中国过去的艺术作风和今日的中国艺术倾向切成两段，而否认艺术上传统的必然存在；可是我们得承认艺术作风的演变是跟着时代思潮的影响，工具与材料的支配，以及作家在某个时代精神生活的不同，不断地在时期与时期，个人与个人间，转替蜕变，而其结果是件不可预期的事。"（《中国画在明日》）四十年代，吴先生在考察敦煌艺术后，曾深有感触地写道："中国美术的前途是否会再有那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一个新的面貌，就看我们是否能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来换新自己的血液。"（《战时后方美术界动态》）
漫长的岁月，吴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开阔的心胸，通达的思想，积极地"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
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他选择了文人画的切入点，然后溯流而上，上溯盛唐雄浑之度，接魏晋风骨，追秦汉古风，直取本土古文化之核心精神，寻找到了祖国文化的根，得到了最丰富的艺术营养源。
对于西方广阔的艺术传统，他选定写实主义艺术为突破口，接古典主义之精粹，再顺流而下，取印象主义色彩之神韵，借后印象派强调主观创造表现之精华，获得了西方艺术发展五百多年的合理内核。
正是这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的精粹，营养蕴育了吴作人的艺术之花。正是这勇于变革，勇于开创的精神境界，赋予吴先生艺术以无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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