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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艺术生涯
 

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糅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他的篆刻是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成为一代宗师。他的画起大落,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他的篆书个性极强,印中的字饶有笔意,刀融于笔。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篆刻方面吴昌硕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丽处显苍劲,流畅处见厚朴,往往在不经意中见功力。

绘画生涯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名重当时的画家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表现形式。

  吴昌硕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学画较晚,40岁以后方将画示人。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的画法,服膺于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画家的画艺,从中受惠甚多。他酷爱梅花,常以梅花入画,用写大篆和草书的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富有情趣,曾有“苦铁道人梅知己”的诗句,借梅花抒发愤世疾俗的心情。又喜作兰花,为突出兰花洁净孤高的性格,作画时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显得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以寄托感情。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他画菊花或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晚年较多画牡丹,花开烂漫,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显得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再配以画上所题写的真趣盎然的诗文和洒脱不凡的书法,并加盖上古朴的印章,使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对于近世花鸟画有很大的影响(见彩图《岁朝清供图》(清))。

书法生涯

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年)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风格。 吴昌硕的篆刻,今天学习的人很多。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

  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铭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自出新意,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诗文生涯

  至于诗文方面,在当时也出现了知名的诗人施愚山、郑板桥、赵瓯北等,都或多或少写下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袁子才反对桐城派复古主义的倾向,提出直抒性灵、表现个性的主张,在当时也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吴昌硕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受过浓重的封建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人民的革命斗争缺乏正确的见地,但同时却不能不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他出身于中间阶层,目击上层统治阶级生活的穷奢极侈与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厌殊求,心中感到非常不满,同时又由于个人找不到出路,更感到苦闷和彷徨,迫切要求发泄自己胸中积压着的一股郁勃不平之气。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他便集中自己毕生旺盛的精力从事于文学艺术活动,希望能在这一方面有所表现于当世。

  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一般地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讽刺意味,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某些不平现象。他的散文作品写得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写的都很朴质淳厚,平易近人。题画小品中尤多精心之作。发抒生活实感,鞭挞丑恶现象,颇能以少胜多;读时依稀与作者一灯相对,娓娓而谈,意味非常深长。 光绪三十年(1904)夏,篆刻家叶品三、丁辅之、吴石潜、王福庵等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治印艺术,发起创立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定名为"西泠印社",邀请吴昌硕参与其事。1913年重阳节印社正式成立,各地金石学者纷纷参加,公推他为社长。当时他为印社撰联云:"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这正是他一贯的冲淡谦虚襟怀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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