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
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门巨匠、诗人、书法家破山禅师。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庾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
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硾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启功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为中国书法的正本清源、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书法界和文艺界的巨大损失。启功先生直到晚年还坚持带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彭利铭先生回忆说，启功老师非常幽默风趣，一生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曾经有收藏家拿着他所收藏的启功老师的作品请他鉴别，启功看后发现是假的，但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风趣地说：“哎哟，这比我写得好!”
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陈梗桥先生说：“启老是一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也是社会公认的鉴赏家，一直大力支持中国的文物鉴赏和文物拍卖，中国文物界对他敬爱有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与启功先生有过多次交往，他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在文物鉴定方面的实事求是：鉴定古代书画，知道的就是知道，不明晰的就说不知道，非常坦诚。我曾携带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清代的册页到北京请启功先生鉴定，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另外，在交往中我感觉到他的一些观念都十分开明，并且往往以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他是个京剧迷，常说：‘京剧里板眼第一，然后才能讲韵味。写字也是如此，先讲究结体，才能求韵味。’这句话在我多年的艺术创作中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避免了一些弯路。”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编辑本段]仁者谦光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
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启功悲凉地走出校门。既然是书生，就只好用书生之法讨生活，于是他终日习书作画，以卖字画为生。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站在了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讲坛上。只是又因为他没有文凭，而被再度辞退。
两次被“炒”的启功并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识到，惟有自强不息，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数倍高于别人，才能立稳脚跟。古道热肠的陈垣第三次介绍他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讲台上，并成为一位没学历的大学教授。今天，启功说：“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习惯，几十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先后教过中国文学、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历代散文选等课程，也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启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很早就名满学界和书画界，在全国也堪称妇孺皆知。当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多，影响大。这样说，当然是自谦语，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启功几十年过惯了穷日子，现在条件改善了，他的书画作品若论价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还不及一般人家的装修和陈设，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住房的主人竟会是“国宝”级的人物。“我主张生活俭朴，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朋友和学生们来访，只有一杯清茶。可是他们知道我的喜好，来时从不空手，这个送来个洋娃娃，那个带来只玩具熊。我的书柜日益变得名不副实，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国。看着那些可爱的小宝贝，我有时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2001年9月19日，启功先生一阶一阶走上二层楼，参加全国第一个大学“宏志班”励耘实验班开学典礼。见到了30名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学子，老先生将8万元“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奖金悉数捐出。在此之前，启功还曾捐过3万元建河北希望小学，捐出两万元资助一个山里孩子在学校吃午饭。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和蔼可爱的启功老人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现在有钱但对于他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思念亲人的启先生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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