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出身于一个艺术之家，母亲知书达理，文化底蕴深厚。父亲陈怀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曾经拍摄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影片《青春之歌》。
陈凯歌说：“小时候，我对父亲有敬畏之心，是畏多于敬。我爸太忙了，所以，说是畏敬更合适。我上电影学院时，同学中世家子弟不少，其中包括我、田壮壮、谢小京等。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父亲的家庭在福建是非常贫苦的。抗日战争时，父亲19岁，他到了重庆，多少年都没有再回家乡。我父亲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教我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个人奋斗’。”
曹可凡问：“在《少年凯歌》一书中，你有一段描写是刻骨铭心的，那就是在批斗父亲时，你对父亲有一个推搡的动作。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在为这样一个举动而愧疚，这成了你心中永远的痛？”
陈凯歌说：“这痛现在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会过去？就是因为我说给大家听了，我不说给大家听，我永远过不去。所以，我想到巴金先生所讲的他自己的忏悔。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在我们中国建立这样一种人文的传统，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面对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父亲的批评
曹可凡问：“我听说你父亲1994年癌症复发时，曾经让你的妹妹给你捎了一句话，说作为父亲，他需要的是一个儿子，而不是英雄，是不是有这事？”
陈凯歌答：“这是我父亲对我的批评。在电影《无极》中，大将军光明像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一样,无法抗拒功名这两个字的诱惑。对我来说，其实也一样。所谓英雄，无非是要建功立业，不甘做一个普通人。其实在电影中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而是要大家去想，生命的意义何在？我的理解是我父亲在批评我，换句话说，就是他认为我把电影看得太重了。但我至今还没改。”父亲在弥留之际，陈凯歌对父亲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将来我会还给你。”
不敢见母亲
陈凯歌说，由于在生活中与母亲接触更多，母亲对他的教育、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精神世界的追求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他说：“我母亲因病在家时，与我们接触的时间很多，我觉得她是我的导师，从根本上来讲是精神导师。我最终没有选择走学术研究之路，但是，我小时候打下的古书底子是可以做学术研究的。我母亲帮助我去建立一个比较庞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基本都是从书本里来的。所以，我这个人的处世能力不很强，我不太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随机应变我不行。但是我自己是有精神世界的，这精神世界的结构非常庞大，我觉得这是我母亲帮我建立起来的。”
陈凯歌说，母亲去世时，他在美国，没有回来。“因为我是很懦弱的，我无法面对母亲的去世，说白了是这么回事。我回来后，妹妹给我一张母亲临终时的照片。对孩子来说，哪怕他是一个成年人，父母都是一个天，当父母走的时候，这个天就塌了。”
万里追陈红
在谈到与陈红的相恋和结婚时，陈凯歌说：“我们俩当然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然后才能够认定说，我们两个能够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我是有点脾气的人，陈红也有点脾气。所以，就需要在更深程度上彼此了解……”在谈到如何把陈红这一影视界公认的大美人娶回家时，陈凯歌说：“其实，我觉得我打动她的是我的淳朴，我的善良，我的魅力。我这人没有甜言蜜语。我不会那个，但正因此，反而获得了她的芳心。”他说，当时他从法国戛纳赶到加拿大陈红拍戏的剧组，跟她直说：“我们结婚吧。”其实，当时陈红还有三分犹豫呢。但陈凯歌没把这三分犹豫太当回事儿，他自信他的求亲一定会成功。陈凯歌说：“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俩是很说得来的，到现在也话多得不得了。我把陈红首先看成是我的知己，她比较了解我这个人，这是一个最好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了。”
陈红提异议
作为妻子，陈红何尝不希望陈凯歌能把爱多托付给家庭和自己呢，但陈凯歌最爱的是电影，电影是陈凯歌的生命，他把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托付给了电影。对此，陈红一面是积极适应，一面也持有异议。陈红说，有时候我会对陈凯歌说，电影不是我们的全部，不是这个家庭的全部。因为还有孩子，还有家庭，还有亲情，还有很多电影以外的东西。如果是全部的话，在一起生活是很痛苦的。可陈凯歌却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为电影而来的，我是为电影而生的……陈红在美国怀孕临产时，《荆轲刺秦王》正在紧张筹备中，为了电影，陈凯歌没有陪伴在陈红身边看到大儿子诞生。陈红说：“他没有看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但第二个孩子出生他看到了，他说，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当时还拿着摄像机，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拍下来。我问你不是一直在拍吗。原来，他把开当成关，关当成开了，竟然紧张到这程度。我说你不觉得我很辛苦吗？他说他当时脑子是懵的，特别恐怖。”
在家当父亲
陈红说，虽然陈凯歌一直心系电影，但偶尔也会带孩子出去玩。“有一天，他突然有时间了，那天气温大概有40℃，他就对我家老大老二果果、阿瑟说，爸爸带你们到故宫去。没想到走到故宫门口，热得不得了，又回来了。有时，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他还会跟孩子们说，走，我们给妈妈一个惊喜。孩子问什么惊喜啊？他说，我们3人穿着睡衣睡裤和拖鞋去看妈妈。于是半夜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觉得这会给我带来惊喜。但我却拉下脸说，都11时了，怎么还不让孩子们睡觉？他说，你不是说我不陪孩子吗？我现在不是陪孩子了吗？弄得你哭笑不得。”
陈凯歌认为自己是严父而不是慈父。他说：“我还是比较严的，因为我母亲当年对我也是比较严的。她的严厉给我压力，让我做到最好。我考的是北京四中，北京四中当时最低的分数线是198分，考两门课，就是说每一门课都得拿99分。最后我因为卷面整洁，居然得了208分，200分以后还给加了卷面整洁分，这就是压力带来的。我觉得，对小孩的尊重不等于放任，还要让他们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概念。并不是我年龄比较大后才有孩子，我就彻底变成慈父了，我有的时候也会用‘惊堂木’。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不怕我，是可以跟我说真话的。小孩跟父母一旦不说真话就完了。”
孩子非常享受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小孩的口头语是，爸爸我跟你说一句话啊，其实说的绝不是一句话。因为我是导演，我特别理解，他是想告诉我说，我要跟你说特别重要的事，其实他的事一点都不重要，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跟小孩生活在一起，看他们每天的变化，有一种愉悦感。当然，陈红管得更具体入微，每天晚上，她要检查孩子们的书包，这是很细致的功课。其实，现在中国的小学、中学我看都差不多，一半是孩子当学生，一半是父母当学生。”
“我酷故我在”是陈凯歌在一次高校演说中用的题目，“对这个很年轻的词这么感兴趣是因为我想我还年轻，不老。这个现代非常流行的词，代表着青年人追求自由的一种心态。酷就是自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住在纽约，那时很流行朋克，他们发型像花冠的公鸡，穿着奇装异服，经常聚集在一起，给人一种很酷的表现。之所以这样，其实是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人生、社会的一种想法。当今的年代与以往的时代有很大的变化，甚至连我四五岁的孩子，都能强烈地有这种倾向，他非常想成为自己，不愿成为任何人的附庸。”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做一名书生，找一个清幽的地方，去写书。但非常可惜我有这样想法时没有这样的环境。导演是跟人打交道的行业，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要打交道，做导演很累人，不如做一名学者。但我看到叶子在河流中打转时，突然领悟了命运。”
由广东巨星影业公司发行的全新娱乐访谈节目——《传说人物》正在全国近100家电视台陆续播出对陈凯歌的访谈。访谈中，他向主持人梁东提及，“我们的精神是对生活的消化过程。人其实要安然地生活，我打个比方，假如我们这一代人早生20年，同样在电影学院，同样被称为第五代，我们可能什么事都做不出来。莫非我们不活了？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河流下去。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并不是我拍摄了多少部电影，并不是我取得什么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
对于“陈凯歌向影视市场妥协”的非议，他说：“我们有些人硬是要把中性的词变成贬义词，前不久，北京的媒体问我，你是不是妥协了，我反问妥协不好吗？妥善的协商，多好的词啊。迎合，你热情迎上去，一拍而合。意境很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