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是一个纯民间的一个访问，但是很重要的是传达了今天的中国的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至少改革开放30年以后，它在这个意识上面是非常开放的。这倒不是说因为要做一个特殊的解释，但是我的确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回国工作这么长时间，而且我是因为经常出去演出什么这些情况，那我觉得事实上来说，今天的中国可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大于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
不能说全世界，但是至少是指很多的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果要说成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这么解释，就是说按比例来说的话也是这么个情况。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我觉得这种心态上面的宽容度，对世界文化的接受度，是很大的，至少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对求知的欲望。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从这个追求上面来说，应该更加理性一点，我也希望能够保持一种理性，那么我现在觉得，反而我觉得，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理性成分可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成长和知识的积累以后，我们可能更崇尚一种理性的色彩之后，对知识的追求，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么反而有的时候我希望年轻人也能这样，就是说他要学会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和理性的认识。那么西方世界现在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尤其对中国的这个上面，有的时候也比较着急，就看到很多人对中国曲解或者是不理解，我觉得是一种比较着急的事情，事实上我觉得作为我们做文化的来说，更应该有责任把这种中国的文化理念输出去，但怎么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难道我们仅仅就是说把一些我们自认为是很好的东西就直接扔出去，还是应该有准备的。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要理性的，经过思考的输出去，对。
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爱乐团在整个建团8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断地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今天的文化精神，那么这个文化精神包括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做很多中国音乐家的作品，我们传颂，像我们做的这个中西合作的，像京剧和交响乐的合作的作品，我们也让大家看到我们对传统的西方文化的一种演出，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全世界通过中国爱乐团这么一个富有朝气的，能代表今天的这么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团队，他看到了今天中国的一种气氛和一种精神。那么中国爱乐团在这8年里边，进行了很多的世界的各地的演出，01年我们当然是在台湾，02年我们在中美洲和美国，然后又去日本，然后03年我们去法国，然后，04年我们就去了意大利，05年我们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演出，就是环球世界巡演。从那么所到之地的反应来看，大家对今天的中国印象有个完全脱胎换骨的一个认识。
那么04年底，这场音乐会延伸到今天的08年的梵蒂冈的音乐会。04年底是，我们是非常荣幸受意大利参议院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圣诞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很特殊，因为意大利参议院每年只举办一次的这样的圣诞音乐会，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团去演出。后来我们知道，带着他的团在那里演出，就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隆重的，所有的议员和嘉宾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那么这个音乐会的，我们演奏了很多意大利传统的曲目，像…的曲目，序曲，…的作品，…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介绍了中国的很重要的作品，很多像，春节序曲，良宵，带有非常浓重的中国色彩的这种。
音乐好比像水，人好比像容器
这是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而且向全欧洲的欧盟传播了，那么当时总理就非常高兴，在后台接待的时候，介绍了当时的嘉宾，也就是当时的梵蒂冈的外交部长红衣大主教的教主。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名字还特有意思，它的名字是两个字，然后他当时就提出要求说，哎呀，我真是非常被你们感动，你们对两种文化的诠释，让我们觉得真是能够找到了一种文化上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moment，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邀请中国爱乐去梵蒂冈，但是作为一个乐团的总监，当时我不能作出任何的表态，各方面的，尤其是在这么特殊的一个环境里，我就表示了感谢。当然回来以后，我也做了相应的汇，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2006年，也就是今年莫扎特250周年，中国爱乐团作为唯一的一个亚洲乐团，参与世界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会转播，那么为什么选择中国爱乐团，是跟中国爱乐团国际性是有关系的。
因为西方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考虑，他只是选择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团，整个亚洲就选了中国爱乐团。那么之后，我们又在王府井大教堂和意大利凤凰歌剧院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后来梵蒂冈又来联系，得知莫扎特这个音乐会的成功，又希望通过意大利使馆，通过其他的渠道表示，还是希望能够邀请中国爱乐过去。那么直到今年08年，得到一个机会，他们最后就说，能够邀请中国爱乐过去。那么我觉得在梵蒂冈演出中，中国爱乐这次音乐会最重要的远不止音乐会本身。
可能大家可以了解它那个情况的，当然这个历史性的事情是无法预测的，你也无法假设，那么当时的乒乓外交，是不是最后能够得到最后的结果，那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评价这段历史，那基于就梵蒂冈的演出，是怎么样来评价它作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两点是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上面，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打开了这个门，我觉得是对双方的的了解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像外交部说的一样，如果这个事情最后能够对中梵双方有所促进，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是它是一个文化上的交流，作为一个本身是文化的人士和音乐家来说，我觉得通过音乐这么特殊的一种语言，我一直说音乐是超越语言、宗教、种族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我讲得更加简单点就是，我说音乐它不具备任何强迫你去接受的方式。
我那天在北大，跟所有学生在交流音乐的体会的时候，说音乐好比像水，人好比像容器，当这个水进了不同的容器的时候，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来自于你这个容器为什么会成这样或那样的容器，是因为你个人，你的学识，你的知识结构，包括你对美的一种追求，都会导致每个容器的形状的不一样，都会导致你对音乐感受的反应的不一样。那么音乐是超越了很多的政治、文化、宗教、语言，所有的事情的最好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和一个桥梁，那么。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首先你去梵蒂冈演出，对梵蒂冈的文化应该有所尊重，你首先对这个文化的本身应该是有非常尊重的，它是宗教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教皇就住在梵蒂冈城里边，他的辐射影响着全世界几十亿的教众，那么你对它的宗教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出你对你自己的尊重。因为我一直说，尊重别人首先是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那么你对它的文化的了解，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忘了，教皇本身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外，他是个非常大的学者，他是莫扎特专家，他自己著书立著，他也演奏莫扎特，所以对他的本身，当然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当时德国，这大主教的影响情况就非常熟悉，所以你除了你自己本身专业以外，你对周边的事情要有了解。
第三个我就觉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能够让，就是说作为一个我们相隔60年的这么一个互相没有来往的这么一个不同的一个群体来说，我们能够互相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如何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很重要，那么除了当然我们在诠释这个世界文化的语言上面，能够打动对方，让他们看到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不是他们印象当中的中国，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已经远远大过他们对中国的本身的理解。
就我们演奏《茉莉花》之前，他就跟我们在谈莫扎特，因为教宗对莫扎特的情况，我相信一定对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我不敢去猜测，但是至少我觉得莫扎特最直接地打动他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莫扎特的专家，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大音乐家。
他自己本身来说，对莫扎特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人。那么他上来就第一句话就说，我深深被你们的莫扎特说感动，你们演奏得太好了，太完美了。那么接下来说他，他的这个，可能开玩笑说，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宗的存在，而是他以一个莫扎特专家的存在，可能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褒奖，对这个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奏，觉得是今天的一个，就是说我还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大家在梵蒂冈来说，很难想象或者甚至在几个月前都很难想象，一个相隔了60年左右或者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来自东方的一个国度，一支乐团，在这边演奏了他们的传统的曲目，莫扎特的《安魂曲》。
我压力不是在音乐演出上面，而是因为在被梵蒂冈方面，就是说他们通知我说，音乐会之前，将由我致词，音乐会之后，教宗要致词，这压力就比较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我可能是成为第一个作为正式在梵蒂冈致词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本身也不是教徒也不是什么，我觉得作为这个事，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那天跟他开玩笑，我说，之前的音乐会，我从来没紧张过，但那天音乐会前，我上了三次厕所，我为什么上了三次厕所，并不是因为音乐会让我压力大，是因为这个致词让我压力很大。
致词当然花了我相当的时间。走之前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我必须用英文写出致词，然后在所有的致词上面，就是说各方面，当然我也得确认一下致词，是不是？那最重要的事情不在这，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那时候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形象。至少是在那边做这个致词，你是一个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国际化的今天的中国在这个世界大家庭里的一种形象。所以我就比较在意这个致词上的说话，因为作为音乐会来说，这是我的职业，它是太正常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象我那天开玩笑说，让我背对着观众，多少人我都不害怕了，让我面对着观众，可能我就不像你们面对观众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自然地，对我来说面对观众，让我说话，简直觉得这个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当时我在写这篇致词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最重要讲的还是以文化作为一个东西来说的东西，所以说得更多的是我们今天作为中国爱乐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一种愿望，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感觉到非常荣幸的，能够亲临这个音乐会，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和平和一种爱的的愿望。那我觉得这个上面是符合一个比较现实的我们今天的心情的，那么当时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我们去梵蒂冈之前，我们面对很多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杂音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火炬传递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包括出现的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上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人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是尊重文化的，尊重对方文化的，也希望对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沟通，我那天就说，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如果纵观历史来看，可能有很多的战争也好，还是一种误解或者是误读也好，都是可能是由于文化上的沟通，文化的差异。
一个是不沟通，还有一种情况什么，由于文化上的一种差异，造成了文化的误读，其实本身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见得是一个敌对的情况，甚至我看到很多的书籍，包括像对一些战争起因，有些时候，你觉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引起了这个战争的情况，那么我就觉得……
对于人和人，国家和国家，种族和种族，换位思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如何去学会尊重别人，其实也是教会你如何尊重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次梵蒂冈之旅最成功的事情是，我个人觉得是让大家看见了今天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宽容度。那么同时也让大家更加地体会到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有一种，就是面向世界的心态的，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奥运之前，在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能够做这么一个工作，我觉得是比较能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骄傲是，不是说简单的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上的骄傲，而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些赞助商方面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注意的，你比如说我们主要去的主赞助方是中国建设银行，那么作为今天的中国的一个国际的大银行，因为中国建设银行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银行，那么它能够代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支持者，从世界文化的一种支持者的一个角色出现，另外赞助方包括像一汽大众的奥迪，那么奥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是德国公司在中国落地的一个，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机构，那么教宗本身也是个德国人。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考虑的，我们都考虑得比较多。
教宗与教民 并非如此狂热
余隆：至于那么这两家机构的整个，这个欧洲巡演的支持，我们都非常在意，不是说在平时的巡演上面，我们就会只说赞助商就是赞助商，那这次可能会考虑比较充分一点，如何代表今天中国的，尤其像我们必须有一个主赞助方是我们中国的机构，包括建行，包括他们的，在整个欧洲巡演里用的，他们的广告词就是叫善建者行，那么这次整个欧洲之行，我觉得就是代表了今天中国的一种文化，因为建行的这个广告语是一种文化的宣言，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推动。那么奥迪更是中德之间的一个结晶，我觉得这个，包括教皇作为德国人，他也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对世界的另外一种认识。
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都是在文化的一种理念下面，推动整个文化，所以就变得，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本身是做文化的一个人，它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政治事件或者怎么情况，可能对我来说就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个完全从民间角度来走向梵蒂冈的第一个台阶的这件事，我觉得。
许戈辉：我还是想让你重点谈一谈梵蒂冈。因为我相信有一种情形，我们也可能会在书上读到，或在电视里看到，但是如果不去现场，你永远无法亲身体会到，就是当教主，他驾临，然后成千上万的信徒们，见到他的时候，那种气氛，那种场面，可能你只有亲身在那才知道。
余隆：我觉得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样，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跟宗教和宗教不一样吧，我觉得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它这种人文色彩还是很浓的，教主驾临的时候，大家是起立的，是鼓掌的，大家还是以一个非常尊重的方式，没有到狂热的地步，我个人觉得并没到狂热的这个情况，因为……
许戈辉：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你体会不到呢？
余隆：不不不，不是这么个情况，教主进入场地的时候，我正好在台上，我已经在台上站着了，那么他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带有一种尊敬的心情，大家鼓掌，包括他走路的时候，跟很多的信徒握手，包括很多年轻的神父、修女，在那握手，包括普通的抱着小孩的观众，他跟小孩握手，这个场面非常自然。坦率地说，我觉得没有到用这种狂热这个字的程度，就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稍微有点狂热。
许戈辉：给我一个你的视角下的看法。
余隆：我的视角下，我觉得它这种和教宗的接触，更显得有文化，怎么说，更文明的一种感觉，它没有一种象我们有的时候看见的对一些宗教的纯狂热的一种状态，不是这个情况。当然这可能是在音乐厅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我就觉得是这种情况。
许戈辉：那我们的凤凰阮先生是教徒。
余隆：我看见了，你们阮先生握手，跟我们不太一样，阮先生扑通就跪那了。我是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方式，我觉得阮先生那天在那，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那么平时也老看电视里面阮先生在点评一些政治时事各方面。但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最后，教宗上台讲话的时候，我是坐在旁边听着，在长篇的讲话里，讲了很多文化、艺术，包括对中国爱乐，包括对我本人，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教宗最后非常热情地祝福了中国人，祝福了中国的奥运，甚至用中文在最后说祝大家一切顺利。我非常感动，因为像他这么一个老人，他能用中文，看得出他对中国的一种向往，我觉得至少他是对整个中国民族的祝福，我觉得是让我还是比较感动。
许戈辉：有时候他也提到了地震，是吗？
余隆：那是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还没有地震，我们离开欧洲的那天，正好是5月12号那天，离开欧洲的当天，就地震的当天。之前，5月7号。后来我们是，因为我们5月11号是在维也纳演，5月12号，我们正好上飞机回国的时候，正好汶川地震，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乐团的团员，我们因为爱乐团里，有很多四川人，所以有很多四川的这些音乐家们，大家都在说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地震，但是当时还没了解到情况这么严重，就是说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了解得这么多，到了北京才知道，非常严重。
余隆：因为我管的机构也多，如果说都是这么细，当然我也有，所以他们说我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上海人的仔细，加上北方人的比较，比较稍微宽一点的性格，可能这样。
许戈辉：咱们就说艺术和管理的问题吧。因为你现在管着五大摊事情，我也看到过网上的一些评论，有的人就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会阻碍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所以说余隆可能会更多的是音乐活动家，不是音乐家，对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余隆：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个人跟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首先一个情况，首先人不能以自己的能力去猜测别人的能力，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身体很弱的一个人，我只能干4个小时工作，并不代表别人身体好的人不能干8个小时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不能以自己的范畴去思考别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事实上面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好的指挥，一定是好的活动家和管理者。
许戈辉：指挥，我觉得他管理的是具体操作乐器的人和那些…
余隆：一个乐团好比像一个机构一样，每个声部好比是你的部门，如何把这个乐团在一个有效的时间内把它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演出，包括你如何把一个乐曲诠释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让乐手明白你所需要的，或者把他训练成你所需要的声音，这都是一个管理的过程。
许戈辉：我才能明白，为什么那个音乐会会…
余隆：对，你就明白，另外好的指挥，他必须是好的音乐活动家，好的指挥，主要在推动音乐活动的时候，他是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我们的音乐会不是说像放唱片一样你取来就可以放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很多人愿意听唱片，但是作为音乐家来说，我一直鼓励大家听现场的音乐，伟大的德国指挥家…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听唱片好比抱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在睡觉，但是真正好的音乐会，应该是现场音乐会，那是充满着错误与灵感的完美结合的一瞬间。
许戈辉：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抱着真人睡觉。
余隆：我还加上一句话，就是充满着错误和灵感和激情的完美结合的一瞬间，所以我觉得在现场的音乐会，才是有激情的，因为录音基本上都是现在的技术，都是剪接的，剪接的情况，没有一张唱片的音乐的句子是完全不断的，一气呵成的东西是没有的。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一瞬间的激情迸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许戈辉：就有点像你在听唱片，你是一个旁观者，但你要去听现场，你是参与到其间了，…
余隆：或者更说，这个不完全，我觉得听唱片更多的是一种，在一种无菌室里的，就是说一种实验室里的，让你任何都是觉得完美无缺，但这种完美无缺恰恰缺少了一种生命当中一种冲动和激情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场音乐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瑕疵，甚至观众的咳嗽，或者偶尔一下手机铃响，或者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现场音乐会，是带给您的无穷无尽的激情的回想，就是让你可以久久难忘的这种激情的展示。
许戈辉：而且做了那么多的行政、管理、策划、监督实施的工作之后，你觉得这丝毫不影响你的音乐激情？
余隆：我觉得，至少我不影响，但并不代表对别人不影响，这个事情我还是这句话，就是每个人的生理结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工作方式也都不一样。
许戈辉：但是我是试图从你的这个例子里面来讲的。
余隆：但是很难，戈辉，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的这情况，不是所有的人都能copy的，这情况不是完全能copy的，这个我一直在说，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受当时的德国指挥的影响很重，他跟我这情况也很类似，他在音乐指挥和管理之间的平衡得很好。我试图能够把它做好，但我不一定说是能够做到真的是完美无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就是，人如果说你有这份激情，去完成不同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真有这份激情的话，努力去做它，我相信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你真是愿意把每件事情无私地去把它做好的话，你一定会带给自己和大家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当然做的程度有高有低，但没有关系，我认为程度高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充满激情去对待你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说，哪怕一个很小的工作，你能做好它，好过你做不好大的工作。什么事情就是你这个人别好高骛远，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有限的，真是应该把它好好地利用，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对得起你自己，我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好，对得起社会也好，最重要的是你的认真程度，我觉得最重要是这样，可能在德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对这个人的认真程度，看得非常重。
我在到德国念书的第一天，我的导师就跟我讲，说世界上没有事情是完美的，但是你必须试图把所有事情做成完美，当然这要求比较高一点，没有任何人把事情做得完美，但如果你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说我要追求一种完美的话，至少你对每件事情的要求标准，不是，标准就高了，我现在觉得最怕的事情是没有标准，说这么也行是那么也行，或者这么行，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标准，你不能说你没有标准去干一个工作。
德国导师的训练 跟魔鬼训练营似的
许戈辉：有道理，我们中国人容易挖苦别人说你这个人眼高手低，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眼都不放高的话，那手指能…那手低，没关系，但至少我们首先要…
余隆：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标准放在由自己来看待的一个位置上，你不管行政也好，艺术也好，还是管理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标准，你有没有要求。但是首先一个问题，从你自己做起，不要先去讨论别人怎么样，所以我不太愿意去评价别人做得怎么样，我更愿意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带的团队，我自己做的工作，我怎么把它做好。因为事实上，事实是胜于雄辩的，而且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身教一定大于言传，说得多不如你做得好，做得好的话，事实上面来说，大家会跟着你在这上面找到一个工作的标准。
中国爱乐团，或者我带的中国爱乐团，或者北京，能够做到今天这地步，能够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它跟它的管理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管理不好的话，没有这么样一个做艺术的平台和空间的话，它不会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空间的。所以如果要启发的话，每个人应该找到一个工作重心的这种平衡方式。我们在这上面，学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具备一个很好的机制，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的话，你的艺术的实施会夭折掉，当你艺术做不好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市场的运作，因为你本身的产品都没有的话，你怎么会做市场上的呢？这完全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
我觉得我在德国念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我从一个纯艺术家变成了一个能够理性思考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
许戈辉：那我们换个角度讲，如果你去的是法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美国，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人？
余隆：对，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到德国去训练一下，我说为什么呢？我术家，本身他对艺术的冲动，和他的自由的梦想的空间，所有的艺术家都很大。那么恰恰在这情况下，他如果经过理性的培育和熏陶以后，那么在理性的层面上，再展示他这个梦想的翅膀的话，我觉得会飞得更高。
许戈辉：你当初去德国，是奔着这点去的吗？
余隆：那倒不是，我去德国的时候，纯属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当然我去德国的时候，我受了外祖父很大的影响，我外祖父因为原来是在欧洲念音乐，他就跟我说，他说希望能够去欧洲的一个传统国家，能够学习音乐的本身。而且外祖父给我提了很多要求，他认为就是说，如果学音乐本身来说，要对欧洲的整体文化你要有个了解，因为音乐只是这个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枝，你必须对它的，包括建筑，文学，戏剧，对吧，然后绘画，雕塑，都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对你的音乐的帮助会很大。我觉得他这个对我受益匪浅，因为事实上来说，作为一个搞音乐的人，如果说他只是一个单一的情况就很难成为一个音乐家，就像咱们画画的人一样，如果他对整体的艺术的各种门类，都有了解的话，他的画也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纯只是个音乐家的话，那也许最后只能成为一个匠人，就这么个情况。
许戈辉：我还注意到，你在接受别的媒体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说到，你不像有人叫现代音乐，有的说叫经典音乐那样说音乐。
余隆：这个倒没有特别，我觉得这个有。
许戈辉：你想强调一种…
余隆：我也没有，但是我觉得经典比较靠这个上面来说，因为什么呢，古典音乐往往会被人往古的里面，或者往老的这个情况想，因为我们的音乐能够流传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它非常具有它的经典性，它的生命力，那么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任何音乐，我都是觉得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pup musice，对我来说，我觉得pup musice，我也能够接受。
许戈辉：pub musice会成为你所说的那个经典音乐吗？
余隆：我不能这么说，因为pub musice它是……我那天在开一个玩笑的时候说，你看，很有意思，支持这个古典音乐的机构不是银行就是大的比较大的机构，它并不希望有很多的这种，它需要一种稳定，让人觉得有一种形象的稳重感，是一种经典感，一种能让人家产生的信任感，这种情况，其实pub musice，往往是一些，比如说，像他们说的……
那么我觉得自己很走运，能够从小时候的被逼学音乐，到最后自己爱上这个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多地就是热爱这个音乐本身这门艺术，那么通过这门艺术，我又能看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艺术的门类和有机会接触到和艺术有关系，尤其是音乐，它本身跟其他的门类的艺术，它们经常是有相通的关系，所以我非常地高兴。
许戈辉：我觉得你身上的结合挺奇妙的，就是一方面骨子里好像有那种深深的对于古典或者我们叫经典东西的坚持和眷恋。但是呢整个人的思维方式还有行为方式，包括语言方式，我觉得蛮与时俱进的，好像跳跃感特别强。
余隆：我觉得所有的搞艺术的人，跳跃感都很强，搞艺术的人，他的思维的跳跃感一直是非常强的。
许戈辉：但是你就是可以感觉搞艺术的人，他是迂腐的，那种迂腐行为，不管他多么落伍，但是他的坚持是迂腐的。
余隆：这个跟个性有关，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可能最重要的是个性，我认为个性决定了你，就是今后在你的世界里，或者你的一生当中，你在完成你生命的整个过程当中。
许戈辉：那你说的这个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也在不断地在锻造？
余隆：看你自己，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本身在这了，但是如果是你这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吸取好的东西，当然看你自己能够改变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是不可失的。
我觉得在欧洲的这8年的生活，改变了我自己生活上对事物的认知度，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理性的思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应该用非常公平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一个问题，在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一种冲动而去判断一个事情，我一定会对这个事情的前后左右，有一个理性的判断。那么这个导致我对管理上面的很多事情，也会发生兴趣。那么我自己对自己又强调，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性格展示，因为我觉得性格的展示，这种长时间的压抑和隐藏，会造成你对艺术的缺少纯真和自然流露的一种冲动，因为我觉得尤其象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样，音乐学像水一样，它是一个最直接能反映你一个人的对音乐的反应，我一直说音乐就像一面镜子，它也能看出你这个人，照出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如果这个人变得很假的时候，可能他对音乐的诠释，就不能达到一种完全从自然性情上面的流露，你也会很痛苦。我觉得，当我某一天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到这点的时候，我一定拒绝再上台指挥了。
所以说，人的这个自我控制意识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内心已经练得非常地……怎么说呢，自控能力很强的时候，你就能做到这一点，自控能力，我觉得也是一个能够做到理性和感性结合的这个人必须要走的过程。当你知道你现在需要的时候，你是充满激情地去指挥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需要冷静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切不可在一种情绪化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的时候，那个自控能力马上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跟我当年在德国念书有关系，我觉得我能够自控的训练是很多的。
那个时候，我就做过一段训练，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但很多人不理解，说余隆，为什么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精力，有这么大的曲目的储存量，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开音乐会，很大部分的作品，要到指挥处来…，我说你们忽略了一点，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大量的曲目的积累的过程，我就说，这是自控能力的训练。我们当时的德国老师是这样培训我们的，我们导师培训我们，三天你不出门，看掉8本总谱，打个比方，开始根本看不进去，对不对，后来就是不说一天，三天可能看一本都看不掉，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浏览过程，当时是逐步逐步积累过来的，三天里边只许喝水吃面包，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许戈辉：原来这样的，跟魔鬼训练营似的。
余隆：那我们最后的问题，不要那么务实，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你既然这么强调，就是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文化对于这个社会的作用，咱们这么说吧，比如再过20年，再过30年，你回头看的话，你所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会影响，会让你觉得太欣慰了吗？
我觉得还是音乐吧。坦率地说，我谈不上为文化做什么事情，因为文化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我首先是个音乐家，而且我做的工作就是音乐，所以很大程度，我更希望如果我们过多少年以后，回头看这么多年里边，你做的这个工作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让自己觉得在整个中国音乐的形成当中，你是这一分子，而且我一直说，中国音乐能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老一辈音乐家。我说实话，我觉得从最早的像肖有梅先生，王志先生，一直到，他们把音乐带入中国，包括刘天华，作为中国民乐最早的音乐家，中国音乐里有贡献的音乐家，一直到后来，再后面，你就包括像何鲁丁先生，包括我外祖父丁山德先生，一直到李德伦先生，一直到后来的这些作曲家，包括像谭盾，像郭文景，像叶小刚，一直到我们这一批音乐家到今天，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一个星火相传的过程，人们应该记住这整个路上的所有音乐家，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今天，是一块一块砖这么垫过来的。
那我如果能够成为这条路上的一块砖的话，你能够被放进这条路里面，成为一块砖的话，我觉得已经够欣慰的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来说，有多少学音乐的人，付出了一辈子的努力，可能也就是像流星一样闪过去了。你在整个中国的音乐路上，你能够作为一个垫脚石，能够一路铺下去，为下一代的音乐家继续往下铺下去，能够进入这么个角色的话，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因为我在看，学音乐本身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小时候都经过了非常痛苦的这个学习过程。
余隆：整个学音乐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女儿现在，我也不会再让她学音乐了，我觉得的确是。
许戈辉：她多大？
余隆：她12，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很难再吃这种苦，当然我也属于，就是说吃过苦的人，但是我说是我当年小时候，我学音乐，我觉得是并不是这么精彩，但是后来我到国外学习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很难。对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条件真是很好，而学艺术本身是一个很苦的过程。
许戈辉：就让她当作一种兴趣也好，陶冶一下，然后乐一下。
余隆：我觉得也是。我现在觉得，除非是你特别自己希望，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像朗朗这样的音乐家，他从这么小的时候，就热爱音乐，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激情就投入进去。我们投入音乐进去，可能最后年纪都比较大了，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我跟朗朗，因为我们很熟，经常在一起演出，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聊天。尽管他比我小很多，我认为朗朗真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天才，因为有他的存在，我觉得对音乐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闪光的时期。我觉得，为中国能有这么样的音乐家，真的感到很骄傲。
许戈辉：我后面的问题，不会录的，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外行人，我们就不是特别懂，比如说朗朗，李云迪，他们中间差距有多大？
余隆：刚才问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跟你讲吧，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最好是不录，是因为我不愿意评价两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人没可比性，朗朗和李云迪，根本不能够放在一块在比，如果让我公平地讲，我跟李云迪也很要好，这孩子我非常喜欢他，非常聪明，而且他人也帅气，那从钢琴这门艺术上来说，他俩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如果说朗朗是重量级拳王的话，李云迪可能是一个轻量级的拳王，这不能放到一个台上对打的，就是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专业的问题。那很多对朗朗的评价，可能是，包括我们音乐界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很不公平，说朗朗很张扬，我觉得这个都是，都是太……
许戈辉：那不就是我们这些外行媒体的评论。
余隆：不不，不是，是音乐界的人说。
许戈辉：是音乐界的人说的。
余隆：音乐界的人说，我就说，首先讲音乐，你只能讲音乐本身，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或者他的表现根本跟这没关系，最重要是，就像你做节目，主要是你的内容本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朗朗和李云迪，两个人都是青年才俊，但是朗朗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就朗朗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李云迪可能说是good pianest，OK，He is a good pianest，但是朗朗可能是就是这个级别上是不一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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