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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一部活的当代中国美术史
 


有20世纪中国“大美术”家之称的张仃,涉足多个艺术领域且成就卓著,无论漫画、年画、书法、壁画、宣传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还是工艺设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焦墨山水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晚年的张仃,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这个秉持完美主义理想的世纪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有时对着外面的世界,他会重复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不想去打扰鲁迅先生

1932年,年仅15岁的张仃从日寇占领下的东北故乡流亡到北平,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严酷的社会现实、陈腐守旧的校风,使他身心处于焦虑状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进入了他的视野。在鲁迅杂文的启发下,张仃开始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1934年9月,张仃因参与组建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活动,被捕入狱。

出狱后的张仃,漂流到南京,靠画漫画为生,继续抨击社会黑暗。当时鲁迅就住在上海,正领导着左翼青年木刻运动。但是崇拜鲁迅的张仃并没有去拜访鲁迅。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张仃这样回答:“我后来到南京,经常跑上海,本来是有机会认识鲁迅先生的,但当时不想去打扰,因为鲁迅先生的时间很宝贵。”

1938年,21岁的张仃从“国统区”的“左翼”文艺团队来到了延安。向往革命的张仃留在了延安,毛泽东批示周扬安排他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美术系任教。他一边从事美术教学,一边进行年画、宣传画和装饰画的创作,这将他训练成了一个多面手。延安所有与设计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揽了。诗人艾青曾经说过,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张仃给延安的剧团、秧歌队设计舞美和服装;给一年一度的“大生产展览会”做总体设计。

他一炮打红的设计是作家俱乐部。为了作家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流和聚会,张仃将当地的窑洞就地改造,设计了别具一格的作家俱乐部。他就地取材,把当地老百姓用粗羊毛织成的灰毡子、筛面用的箩,还有苇子、土布等等土材料都运用到设计中,并带领木匠亲自动手制作。用山沟里的木头在进门处搭起一个小小酒吧台,外面罩上蓝、白土布;把老乡筛面粉用的箩(细铜丝编织而成),用木片装饰成筒状壁灯,挂在四面墙上,一盏小油灯从丝网里射出迷朦的光线;把一个大箩筐吊在屋顶,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围成灯罩;用当地的土毡子做成沙发、折叠椅、桌布、窗帘……几间破房子让张仃摆弄得又浪漫又典雅,成了延安最时髦最漂亮的地方。当作家们踏进装饰一新的俱乐部时,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好像来到一所西方的建筑里。俱乐部每个周末都要举行舞会,而且是化装舞会,舞会上用的假面具、服装都是张仃一手设计的。俱乐部不仅吸引了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首次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展,同样由张仃承担总设计与产品包装设计。振奋人心的巨幅标语和硕果累累的展品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使这次展览成为延安的一个盛大节日。

在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中,张仃扮演了一个无法替代的角色。1942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张仃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文《漫画与杂文》(分别刊登于1942年5月12日、5月22日的报纸)。文章中,张仃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漫画与杂文的价值及其艺术规律,提出“讽刺是漫画与杂文的灵魂”。当时延安盛行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根据地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张仃认为这种看法过于偏狭,因为“人类社会有矛盾,有笑,有泪,就有讽刺,有谁能认识客观真理,不怕真理,也就不怕反映客观真实的含有真理的讽刺”。为了证明讽刺的价值,张仃引用鲁迅肯定讽刺的观点,还有鲁迅杂文中的讽刺手法。然后,张仃引用鲁迅的《这样的战士》,正面提出理想的艺术人格。

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派人去会上找张仃,让他开完会去中南海报到。给他布置的工作有:改造(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设计政协会议的会场。当时张仃住在中南海瀛台的待月轩。他在这里设计了政协会徽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开国纪念邮票以及开国大典的典仪设计和天安门的装修方案,最后由总理拍板定夺。天安门城楼上两边的4个大红灯笼,是他的绝妙之笔。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还没有国徽。当时国家高级艺术设计人才极其匮乏,也没有专门的运作机构,中央政府委托了两个专家设计组进行国徽的设计,一组是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另一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张仃和梁思成分别是两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专家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不完全符合“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庄严富丽”的三大国徽设计要求。

张仃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红色的。天安门为主体,设计理念为: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张仃觉得大红色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尤其是喜庆的时候,再配之金色有辉煌的感觉,他说:“通俗并不是庸俗。”

当时对于两个设计方案的看法有争议,政协为此召开了论证会。最终,统一了看法。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周恩来将完善国徽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

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张仃任实用美术系主任,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1959年,张仃任美术组长,主持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工程美术设计。虚怀若谷的张仃,处理如此浩大、庞杂的美术工程,举重若轻。

会面毕加索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张仃从半个世纪前,便致力于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顺差”。

建国初期,新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形象。通过重要展会进行的国家涉外宣传,几乎多由张仃领导或执行。1951至1956年间,张仃曾将展会设计送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华沙、莱比锡、罗马。中国的汉画、蓝印花布、民间剪纸、江南园林,经他采用的东方文化的视觉形象引来观者如潮。一些由他设计的场馆被奉为经典,上了所在国邮票画面。

1956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举行,张仃领命前往,主要任务是设计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去法国之前,张仃预感此行能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毕加索。于是,他细心准备了礼品,一个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门神年画,另一个则是齐白石的水印画册。

加入代表团不久,张仃便提议去拜见毕加索,由于毕加索也于1944年加入了共产国际,属红色身份,在政治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快,这个提议获得了批准。在法国南部坎城像兵营一样大的别墅里,张仃终于见到了毕加索。但由于当时在场的翻译有点问题,所以此次会面聊得并不尽兴。

中国当时的外事纪律很严,类似给国际友人送礼品等小事,还得通过会议才能决定。当时,给毕加索送礼的事是由代表团一名女政工干部主持的,这位干部认为门神是中国封建迷信的象征,所以不能送门神年画,怕这样会影响新中国的光辉形象,这个决定让张仃很遗憾,他坚信毕加索一定喜欢他准备的门神年画。于是,张仃便把那套齐白石的水印画集送给了毕加索,毕加索也回赠给张仃一本自己新出的小画册,并在小画册上用蓝色的铅笔签上了“张仃”两个字,还画了一只和平鸽。彼此互赠礼品结束之后,毕加索专门戴上面具,打扮成一个“斗牛士”,把文化代表团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这次会面让张仃终生难忘,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毕加索画室的情况,对画室的布置描述得很细致。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敬佩的同行观察得很仔细。

两个月后,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毕加索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到法国来学艺术。”后来,他还把自己临摹齐白石的画给张大千看,问他画得对不对。显然,张仃送的《齐白石水印》起了很大的作用。

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1979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与重任赋予张仃,他主持了首都机场和北京地铁壁画群设计,创作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哪吒闹海》和《燕山长城图》大型壁画。影响中国现代艺术复兴的首都机场壁画,不仅让人从中看到愉悦、和谐和久违的美,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掀起冲击波,引发了许多关于“美”、“人性”、“道德”、“现代化”等等讨论,也帮助人们突破了种种观念的禁锢,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形象传播范例。

1980年,张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等。

张仃是一位用生命拥抱自然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低谷,是大自然拯救了他的心灵,让他发现了焦墨艺术,整个后半生,他和焦墨互相发现,互相表现,互相安慰,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他不仅使焦墨山水在中国山水画中确定为一个新的画种,而且对中国山水画人文意蕴的扩充和延伸,作出了可永载美术史册的贡献。

张仃在《它山画语》中谈到最佩服凡·高“带着感情画画儿”,他自己到山水中也是如此。不受感动他不画,一定是有了激动他才会画,而且是玩命地画。为了写生,2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名山大川,带着一个本,一支笔,一个小马扎,一根拐杖,耄耋之年依然登临太行山写生。1999年他撰文《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批评刘国松多年前提出的“革毛笔的命”,及吴冠中当时提出的“笔墨等于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笔墨的大辩论。

为了贴近自然、享受自然,张仃把家建在京郊的山林中。按照他自己的设计,两层小楼石头当墙,木头做架,为北欧山民风格建筑,体现出一种力度与厚重。石屋四周种植有竹子、银杏和枫树等多种植物,夏天浓绿,秋日黄红,从每一扇窗户往外看都是美景。“我每天能熟睡10个小时!”张仃顽童般地笑着说,右耳听不清了,左耳还管用。难怪在他惯坐的藤椅左边,一盏落地式台灯上,挂着一个小笼子,里边养着一只大蝈蝈,听蝈蝈的叫声有如山的呼唤,会让张仃先生跟着发出轻声的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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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号它山,辽宁省黑山县人,1917年出生。当代著名中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黄宾虹研究会会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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