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1925.7.13－) 女演员、作家、汉族。
原籍浙江瑞安，生于北京。天津南开中学肄业。1941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同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知名。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从影。先后在北平中电三厂、上海中电一厂、二厂、昆仑等影业公司主演《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因在《乌鸦麻雀》一片中扮演国民党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1957年于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一等奖。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拍摄《家》、《聂耳》等影片。1954年创作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1965年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事创作，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所作《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分别获1979－1980年、1981－1982年、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还将所作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出版有散文集《星》、《桔》、《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等。演出影片1947：追幸福狂想曲1948：鸡鸣早看天 街头巷尾 1949：喜迎春丽人行乌鸦与麻雀1956：家1959：聂耳1982：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1990：花轿泪 电影剧作1954：平凡的事业
曾获全国首届环保妇女百佳荣誉称号。著有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书窗》等。报告文学《大雁情》、《美丽的眼睛》等获全国1977年-198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小木屋》改编拍摄的电视片在美国获国际奖。
黄宗英：我在你身边
几年前，倪萍当主持人，大热天我们四兄妹在中央电视台火了一把；几年以后，朱军主持《艺术人生》黄金档，这组的两位小仙女早就往医院我病房送过大捧极美丽的花。手术前，又送来好大一堆艳红的西红柿、碧绿的嫩黄瓜。病房的食物按卫生常识不宜转送，我只好拿它们当盆景，天天听花儿果儿提醒我欠《艺术人生》债，活着还，死了偿。我是《艺术人生》的忠实观众，之所以没答应出台，是我已郑重选择了：借"三缺一局势"正式告别舞台荧屏，公开禀告天涯海角知音：作为演员的黄宗英已经什么招儿也没了，就识相谢幕了。
演清宫戏《大栅栏》里一场戏老格格，是让我大哥宗江逼的。先是大制片鲁岐先生邀我演慈禧，我说："我绝对演不过卢燕、斯琴高娃……我不能砸自己的台，不演。"后来，剧组出主意让我陪吕丽萍扮演的慈禧去坐人拉火车，我也不肯。我说："我往吕丽萍身边一站，可能就砸她了。"既不砸己也不砸人，我引退了。
舞台银幕电视上比我老的女演员还频频露面博彩，年轻女演员一茬接一茬星光灿烂，缺我一个"鸡子儿"照样烘出大蛋糕小曲奇。我坐在北京郊区寂静的寓所沙发上，捻开负离子发生仪，静观电视上黄宗江在各种文化研讨会、戏剧颁奖评论会做精彩绝妙发言，看三弟宗洛时不时出现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一个又一个有性格的小角色，谛听细琢磨小弟黄宗汉详引史料倒背如流包容万家宣讲"宣南文化"，以"一斑"窥中国文明史之"豹"；他哥仨都有新贡献，我挺高兴，也挺坦然。因为作为作家的黄宗英嘛，写得出写不出总还自个儿划拉着，写成，拿得出就发稿，拿不出也算我没白活着。作家，毕竟是自我个性的体现者。没听说两人同时挤一个电脑键盘、抢握同一管笔的，古往今来中国全世界数不清大大小小的作家留下的是绝不相同的指纹，我按我的手印就是。
近期，大象出版社要出《黄宗英自述》，我一生的故事都在里面了；还要出一本散文集，书名《上了年纪的禅思》———体现我的老年戒律：只做别人无法替代的事，少做或不做别人都能做的事。咱们今后在文字上见了。请理解并支持我不再抛头露面的选择。
我欣赏一段名言："冰山所以美，因为八分之七在水面下。我不是冰山，我唯愿化为一座静态的活火山，只要你心头的火苗还在燃烧，你会感觉我在你身边。"
黄宗英
1925年农历五月廿三，祖籍瑞安的黄宗英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1年8月，黄宗英来到上海，在黄佐临的帮助下进了上海职业剧团。她年龄最小，大家亲切地称她"小妹"。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她推上了前台。在曹禺《蜕变》一剧中扮演姨太太"伪组织"一角的演员因故未到，心急火燎的导演临时让她代替。就这样，黄宗英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活。黄宗英在舞台上的一举成名，是由于她在以她哥哥黄宗江为台柱的上海华艺剧社成功地扮演了喜剧《甜姐儿》中的甜姐儿一角。
1947年7月起到解放前夕，黄宗英先后在沈浮编导的影片《追》中饰演善良、正义的大官僚资本家的小姐叶文秀；在陈白尘、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的《幸福狂想曲》中饰演被流氓霸占的寡妇张月华；在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鸡鸣早看天》中饰演因家乡沦陷，被逼流落烟花的王桂芳；在潘孑农编导的《街头巷尾》中饰演爱上了三轮车夫的小学教师赵淑秋；在田汉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丽人行》中饰演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者李新群；在沈浮、王林谷、徐韬、赵丹、郑君里、陈白尘（执笔）编剧，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中饰演伪国防部一个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
1997年7月22日，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参观在槐树。
此外，黄宗英在话剧和电影《家》中曾扮演过深受观众喜爱的梅表姐一角；在话剧《北京人》中饰演愫芳一角；在张骏祥编导的话剧《万世师表》中饰演过一个大学教授的女儿。1947年10月21日，温州光明电影院上映了黄宗英的处女作《追》，舆论风起，红极一时。
由于黄宗英在这些影片中的出色表演，使她成了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温州电影重要历程
1918年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以筹集红十字会经费为名义，在温州县城隍庙翔舞台演出旧址，放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琐碎资料编成的无声纪录片，连映5场，票价为特等三角、头等二角、二等一角。
1927年，温州府学巷明德小学教师魏伯铭，邀集电影爱好者集资，在打铁巷水木石公会内搭棚尝试经营放映业，创立温州第一个售票放映场所。
1932年，温州第一座专业电影院光华电影院落成开张。初上映的有声片《野草闲花》风靡全市。
1947年10月21日，温州光明电影院上映温籍第一位女影星黄宗英的处女作《追》，舆论风起，红极一时。《地方新闻》刊登《追什么？》为题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深藏含义，感人奋发的好电影"。嗣后，又相继上映了她主演的《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电影。
1948年11月，温州瑞安籍编剧黄宗江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大团圆》，由清华影片公司拍摄完成。
1948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部越剧影片《祥林嫂》，在大光明、大华两家电影院同时上映。
1950年温州城区电影院的票价为日场800元、1000元（旧人民币）；夜场1000元、1300元。
1964年9月23日，中央农业部农业科教电影制片厂在平阳县城西公社开拍农业科教片《满江红》。
1966年6月1日，温州作家沈国创作的瓯剧《东海小哨兵》拍摄完成，并在全国上映。
黄宗英——清逸绝俗的寒梅
1973年5月16日，平阳灵溪（现属苍南）个体拖拉机超载乘客往福建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途中发生翻车，造成25人死亡，34人重伤，14人轻伤的恶性事故。
1982年6月，武打片《少林寺》上映，轰动一时，仅市区共放映715场，观众727900人次，创历史最高记录。
1983年5月27至31日，在我市江心屿拍摄完成的故事片《何处不风流》，在市区13家放映单位映出196场，上座率百分之九十三点七。
1986年7月1日，瑞安华侨电影院举行《美丽的囚徒》首映式，主演瑞安籍青年演员陶慧敏回故里与观众见面。
1992年12月31日，全市电影系统增设镭射电影放映厅的有6家。
黄宗英自幼受家庭熏陶，热爱文学艺术。1941年，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国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1947年从影，先后主演电影《追》、《幸福狂想曲》、《街头巷尾》、《丽人行》等。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拍摄《家》、《聂耳》、《为孩子们祝福》、《花轿泪》等影片，并创作《平凡的事业》、《你追我赶》（与顾锡东合作）、《六十代第一春》等电影剧本。 所作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等报告文学，分别获得1979—1980年、1980—1982年、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他的遗言和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然而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秦川相继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是，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袁鹰说，报社领导受到压力，要文艺部缓和一下气氛。
袁鹰借一次去看望夏衍的机会，向夏公请教。夏衍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情他经历多了，只微微一笑，劝袁鹰不必紧张："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
可是，找谁呢？停了一会，夏衍想到一个人：金山。
袁鹰一听就说好。金山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既不是文化部的官员，也不完全是民间人士，不朝不野。不过，袁鹰对夏衍说，他同金山没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衍轻轻摆摆手，说，"我跟他说一下。"
很快，夏衍转给袁鹰一篇金山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文章一转，说，"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就在《人民日报》受到上面压力的时候，黄宗英也听说了上面的这句批评，并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寒意。
赵丹去世还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赵丹遗作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宗英用手比划着对记者说，"我们的记者朋友奇多，但只有一份报发了大拇指大的消息。"
"画展9点揭幕，没想到文化官员头头们在8点就到了。"黄宗英说，当官的想了个"到也未到"的办法，纷纷称自己当天有会，不能参加画展了。"一个当官的朋友从赵丹一去世，就抢着帮我主持赵丹画展，可画展开幕前一天，他来电话说，离开北京了。"黄宗英说。
看到画展开幕门可罗雀，黄宗英打电话给中国国家旅游局的朋友刘小妹，说："小妹，拉两车外国游客来参观中国电影皇帝的书画展。"刘小妹也不傻，说："我给你拉4车来，黄阿姨你别伤心。"
黄宗英拿出电话本，给能书善画的朋友打电话，"赶快集合到场献艺"。画家黄永玉当时在黄宗英身边，说："这是阿丹的遗作展，这么搞，是不是俗了点。"黄宗英泪下，说："永玉啊，俗就俗点吧。不然死人、活人都受不了。"
4年之后，1985年1月，胡乔木在广州对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的谈话中，对赵丹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对他们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黄宗英告诉记者，常常有人问她："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黄宗英总是回答："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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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在爱情与写作中永葆青春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6月19日09:27 南方都市报
●她曾有过两位闻名文艺界的爱人，一位是赵丹，一位是冯亦代。
●她曾是演艺圈的"甜姐儿"，后来致力于写作。
●她的家庭是"卖艺人家"。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黄宗英小传
黄宗英，1925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瑞安。表演艺术家，作家，曾主演《甜姐儿》、《幸福狂想曲》等；著有《黄宗英报告文学选》、《半山半水半书窗》、《上了年纪的禅思》、《归隐书林》(合著)等。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第一次打电话给黄宗英是在2005年7月13日。这一天，是黄宗英的80岁生日。这一天，黄宗英就躺在上海的医院里，通电话时，她说:"我刚吃完生日蛋糕。"那时候，《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刚刚出版，在情书中，冯亦代和黄宗英互称"爱得永远不够的娘子"、"恩恩爱爱的二哥哥"，引人联想到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沈从文与张兆和、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情书，而冯黄二人的年龄最高。
从此断断续续收集黄宗英的作品，渐渐觉得她与郁风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感很强，郁风笔下如画，而黄宗英写得像电影。写得最好的是纪念阿丹的那几篇，赵丹在黄宗英眼里，是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艺术家。在没有阿丹的日子里，黄宗英曾经迷惘过，幸好让她遇上二哥冯亦代。黄昏恋后，归隐书林，冯亦代在黄宗英眼里，是另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学问家。婚后，由于相互影响，两人的文章无意间也发生了变化，冯亦代的变得活泼些，黄宗英的变得理性些。
真正见到黄宗英是在半年多以后的春天，她依然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在电话里，她爽快地说:"你可不要带些没有用的东西来，破费。"不带鲜花，不带水果，带来一本书，她笑了。
81岁的黄宗英比想像年轻。满头银发却没有老态，聊到开心时，会禁不住笑，有一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压缩性骨折，一动也不能动，要静养一段时间。腿没有了，像刚生下来的小BB一样。"
两次婚姻
1947年，赵丹32岁，黄宗英22岁。赵丹和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见黄宗英的照片，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黄宗英的处女影片《追》，看完之后，把黄宗英从北京请到上海，和赵丹合演《幸福狂想曲》，他们演一对恋人。影片停机，演员将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地对黄宗英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孩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幸福进行曲"，黄宗英变成赵丹的妻子。1980年10月10日，赵丹去世。
1993年7月13日，黄宗英68岁生日。80岁的冯亦代给黄宗英写信:"今日娘子千秋，小生祝青春永葆，青春永葆，青春永葆:''''''''''''''''恨无彩凤双飞翼''''''''''''''''前来祝寿；''''''''''''''''心有灵犀一点通''''''''''''''''娘子笑纳。今天你怎样过你的生日呢？我的信如期到了吗？你看了心头觉得有温馨吗？花篮有没有如期送到？……终身厮守，吾复何求？我想七月七日的长生殿也不过只是我们忘情的万一，三郎是比不上二哥的。"这时候黄宗英住在上海，冯亦代住在北京，两人书信不断，最多时一天要写三封信。1993年底，冯亦代和黄宗英结为伉俪。黄宗英说，两人婚后像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一样，过得安静幸福。2005年2月23日，冯亦代去世。
南方都市报:我原来不知道赵丹曾经学过国画，他晚年很喜欢画画？
黄宗英:不是很喜欢，戏少书画多。他是一个画痴，但是这种喜欢是无奈的，他演不了戏。当演员的时候他没法画画的，真正拿起画笔，是在拍摄《李时珍》的时候，他在山区，翻山越岭地画一些素描回来，他是学山水的。后来他在家里老画画。
南方都市报:他晚年说:"字比画好，画比戏好。"据说他十岁就给店家写匾额了。
黄宗英:八岁就写了。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事，是黄苗子和郁风给张罗的。他也没在意这些协会什么的，结果批准他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时候是1980年10月9日，把这个证送到的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他走的那天。他自个没有看见。
南方都市报:他还是潘天寿、黄宾虹的学生，在家里画画是什么样的？
黄宗英:他在家里头拿起笔，高兴的时候就写。可是我们一不演戏就搞运动。赵丹是一个大男孩子，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七个孩子都长大了，就他这第八个孩子没有长大。一直到濒临死亡他还是孩子气，不是要展览他的画吗？把他的画从广西调到北京医院的客厅里头，他自个轮椅推出来，看他的画，他就嘟囔半天，他小儿子领悟了，爸爸要跷二郎腿就说自个的画好。那时候离死没有几天了。
南方都市报:从他的作品看出来，他有学养，读书也多。
黄宗英:他还要踢球、打扑克牌、打弹子、游泳、旅游，所以他真正读书的时间不多。可是我每次都很生气，我看过的书，看完了就看完了，他看完的书对他都有用的。他平常看的书比我少，可是他看什么书都有用的。因为他做每一件事都比较专一，我做每一件事都不太专一。
南方都市报: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他画画的吗？
黄宗英:不知道。那时候也没个人说他画画的。我跟他结婚好久了，夏天快到了，我就把箱子打开晒晒，看见一些素描画，什么人物调度、舞台装置图、镜头画面构图，我说:"哟，这是谁画的？"他说:"我画的呀。不成体统，我起草的。"我说:"你还会画画？"他说:"我是学画的，我七八岁就开始画画。"我说:"喔，我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他自己原来也不说？
黄宗英:他也用不着向我坦白历史。(大笑)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冯亦代结婚之前，有人问你:"他以前都担任过什么职务？"你说:"闹不清。"人家笑你:"滑稽，连人家职务都闹不清就嫁？"你驳她:"够清楚了。难道还要政审？反正是好人。"
黄宗英:是啊！不问的。说到就说，不隐瞒的。
南方都市报:也不知道他以前搞翻译那么厉害？
黄宗英:不知道。知道他是好人！(大笑)我就知道赵丹是好演员，别人跟我说他哪个戏演得怎么怎么好。人家说冯亦代在《读书》杂志二百期上一期不落地写，再说他以前干过什么干过什么，我都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去年我看了《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那本书，觉得很奇怪，你们俩年纪那么大了，还写那么情意绵绵的信。
黄宗英:(大笑)我是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应红(《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责编)一定要给我发表。
不对，人也是动物，动物在它活着的时候都有爱情的。老了，临终了，很多动物的繁殖是在它死亡前的大彩排，什么鱼啊、虫啊、蝴蝶啊，临死的时候有一个狂欢的舞啊、性交啊。人既然是动物，就不用怀疑九十岁的人会这样。
南方都市报:他写的那些情信就像热恋中的年轻人写的。
黄宗英:他让我每封信的邮票，斜角贴是"我爱你"，反贴是"我恨你，不理你了"，贴这儿是什么意思，贴那儿是什么意思，我说:"二哥，你别让我费脑子了吧，我怎么会记得呢？下回我贴错了，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又着急了。"像个大孩子似的。
南方都市报:从书里可以感觉到，你们"归隐书林"后，你从冯亦代这个学问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你对他也有影响，你的文字中起承转合有时不按文法，显得更加俏皮、更加幽默，冯亦代以前学者型的写法在情书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黄宗英:冯亦代是我的第一读者，有时候他给我改句子，说我有语病，有时候我反抗，这是我的特色，我不能每个句子都合乎文法。我嫁给他之后，他的文风也有所改变。本来生动活泼不在他的思考过程之内，后来，他也挺顽皮的。
南方都市报:你也是他的第一读者，有没有向他提意见？
黄宗英:有提的。我说你的文章里我看不懂的，你就不能够pass。我总算是个知识分子吧，(笑)知识分子都看不懂啊。他翻译的东西多了，有倒装句，"欧化"的语言。"欧化"的被我给"融化"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好像是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了。
黄宗英:不认识。冯亦代说认识我，跟我说了三个地方第一次见我，在后台，几几年，我说我根本没有到重庆去。第二次说，在北京的后台见过我，我说你说的那个戏和那个年代，我恰恰不在那儿。第三次也对不上。回想起来的幻想，可能是别的女孩子，回忆不准确。
尝试写作
1941年初秋，黄宗英应长兄黄宗江邀请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蜕变》中代戏上场，就此当上了话剧演员。此后，黄宗英主演《甜姐儿》等青春剧，渐成1940年代的红星。1950年代，黄宗英演戏渐少，尝试提笔写作。1960年起，黄宗英开始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作品有《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等。在周恩来的关注下，黄宗英所写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侯隽与邢燕子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楷模。
南方都市报:我发现你的文章画面感非常强，像电影一样。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写起来文章来？
黄宗英:我只会写真实的故事，不会巧妙的构思，很笨的。(笑)我本来就是演员，解放以后在上影的演员剧团，女演员基本上演不了戏。我也演不了戏，主要是觉得我的气质上过了关，演不了工农兵。工农兵没有我这样，到现在让我演普通老妈妈我也演不好。除非大改行，演一个很坏的女人。(大笑)解放后主要是工农兵题材。我想，我演医生、护士、教授都可以。我没戏演了，我就在稿纸上哗啦哗啦写点东西。我是在1953年12月生了我的第一个孩子，给了两个月的产假，我就好像发了一笔横财似的。两个月不用去上班，开心得要命，躺在床上，没事我就拿纸写了《平凡的事业》。写医护人士，因为我自己是管上海剧影协会妇女福利部的，参加了两个托儿所的建设和管理，我写托儿所里一个小姑娘不愿意干保育员的工作，最后思想搞通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剧本那时候能通过吗？
黄宗英:到1958年以后，故事根本出不来，我也写了，通不过，叫"一稿二稿，通过不了；三稿四稿，不如初稿；后面不知怎么怎么的，九稿十稿，枪毙拉倒。"(笑)有人提意见:倾向性不行、矛盾冲突正面力量不够、主题不明确，就让你改来改去，不是我一个人，大家的剧本都通不过。(大笑)后来因为剧本少了，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多少万的钱来征求剧本，最后也没有淘出一两本剧本。
南方都市报:自己主动地写作之后，有没有让你去正规地学习？
黄宗英:我写得很用功、很苦，但是很糟糕。上面要把我重点培养成剧作家，让我到北京参加剧作讲习班，那是1954年。我们南南北北，同班的同学像李准、白桦，很多人，也很开心，因为一天放两部电影给我们看，看得头都疼了。陈荒煤说:"头疼也得看。"看得人物都串了。(大笑)还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有王朝闻等老师。挺好玩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到那边去，觉得上课听讲很有意思。我就在班上交出坐月子时写的剧本，一稿就通过了。大家向我道喜，说没有一稿通过的剧本。主要是题材很新鲜，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么改，那么改，改完了导演再改，我说:"你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一点辙也没了。"等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那个月子里生的姑娘已经五岁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到农村深入生活，写起报告文学？
黄宗英:后来电影生产，因为没剧本就号召写点艺术性的纪录片。当时大跃进，我这个人很"左"的，党说什么我都相信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都非常注意，要反映什么我都跟得很紧，自己觉得非常渴望给我任务，至少在创作上非常听话。那时候我们下去写纪录片，我很开心。我就选了去写邢燕子，骑了车到邢燕子的村。我跟她们睡在一个炕上，我那时候也很能吃苦的，我1.69米高，大概那个小房子的炕1.67米长，我必须曲起腿来，脑袋才不至于伸到炕的外头去。我采访也不拿笔记，跟他们一块拿锄头去锄地，浇水。很热的天，下很大的雨，下完大雨所有的姑娘都往外跑，我说:"干什么呀？"全村都向大蒜地里浇水，他们说大蒜地里的水下完雨是烫的，不浇上河里的凉水大蒜会被烫死的。这事我不到农村绝对是不知道的。
南方都市报:写完邢燕子的事，又写了侯隽的事。
黄宗英:我回来后，想怎么把邢燕子构成一个戏，我就写了一个散文。往县里走，想先回去汇报汇报，他们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姑娘侯隽很特别的。城里来的高中毕业生，自己来的。"我说:"我去看看她吧，在她那儿住几天。"他们说:"你可不能在她那儿住，她那儿只有三根筷子，天天啃窝头、吃咸菜，你要去的话，得自己带粮食去。"我心想这姑娘这么苦，我就去了。去到那儿，全村人都知道她，说:"大姐，你快写写她，让上级把她调走吧。她太苦了，我们庄稼人再苦也没有她苦。"后来我看了她的灶，果然只有三根筷子。那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伴儿，我把县里送我给的面粉、油放下来，我们还到生产合作社买了锅盆碗筷，又买了一点菜、两斤肉回去。乡亲们都说:"这回好了，这回侯隽有指望了。"我还买了两张纸，写上: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横批是:勇往直前。(大笑)跟玩似的。
回来以后我就写了《特别的姑娘》，影响就特别得广，都夸写得好，打动了好多年轻人。我就把这些事告诉周恩来总理。总理就:"我正好要给高中生作一个报告，我把这个典型的故事说给他们听。"本来中国共产党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时候，好多年轻人就到广阔天地去，说这文章起的作用很好。
回忆总理
1950年，25岁的黄宗英成为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代表，回国后，周恩来专门请她到家中面谈。此后，黄宗英曾多次与周恩来会面。她说:"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每一次他都要我讲故事，讲一讲我都看到了什么，去了哪些新地方，结识了哪些新朋友。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梦里。"在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黄宗英又一次回忆往事。
南方都市报:你和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会面，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黄宗英:我想说一说，我的很多事跟周恩来总理有关系。我跟周恩来是这么认识的，1950年，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那时候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活，我反正是社会活动家。上海的领导于伶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啊，你去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说:"喔，在什么地方？我骑自行车赶着去。"(大笑)他说:"在波兰华沙。"我说:"哎哟。"于是我就到北京去报到。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小的一个，所以得到很多的礼物，很高兴，回来在北京开总结会。工作人员跟我:"宗英同志，有首长想见你。"我说:"在哪间屋子？"他说:"让你出去，到他家里去。"我说:"好吧。"我以为是夏衍要见我呢。我把我的礼物也带上，是玩具，让他老人家看得开心点。
我们是在北京饭店开会，到中南海不远，我走进了红墙，走进了花园，我心想:"这地方这么好呀！"我进屋子里，看见沙发什么的，觉得跟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差不多。就没多想，工作人员让我先歇一会，我一坐看看画报就睡着了，睡得挺香的。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一看:"咦，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在招贴画看见过你。"他就跟我说:"我是周恩来。"我觉得他挺和气的。他跟我说:"你喝点水。昨天我请你们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张澜来聊天，今天请你们团里最小的一个，就是你。多讲讲你们代表团里有什么好玩的事，都参观了什么，收获有什么？"
我说:"可有意思哪！"然后我就叽里呱啦地讲，连想一二三四都没有想。那时候志愿军开出去了，人家见了我们很尊敬。他说:"就在我这儿吃饭吧。"邓大姐也来了。有我最爱吃的薄饼卷肉丝炒绿豆芽，喝小米粥，四个菜，家常饭，很好吃。吃完之后，我说:"给你们看礼品吧。"在长沙发上高高低低摆了一排，我说:"我送给你们一人一件礼品。你们自己挑，可不许多拿。"我心里想，千万别拿我的娃娃。(大笑)等于是玩了一玩，就走了。走的时候总理就给我一张小纸卡，说:"这是我的电话，以后你到北京来，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还想听你讲故事。"总理又问我:"马列主义你学不学啊？"我说:"我学不懂，脑子里头进不去，碰上马列主义我脑门就关上了。组织上号召大家一块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块学学，学完了也忘了。"总理说:"还是应该学一学。"这样就道别了。
南方都市报:第二次见面，还像不像第一次那么放得开？
黄宗英:第二次见他是跟好多人在一起，西花厅里摆着折叠椅，我就坐在后头不言语了。总理跟大家说说笑笑，就说:"小黄今天坐哪儿了？怎么没声音了？"赵丹就说:"宗英，宗英上次不知道总理是干什么的。"(大笑)于是他就说:"总理是给大家办事的。"这样关系很平等。因为我第一次那么莽撞，第二次我就很老实。我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留日的总工程师，在家里我们受的也是"平等、自由、博爱"的教育。我也没有觉得总理接见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有多光彩，没有，就是多了一个和蔼的老伯伯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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