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
全卷分为五段，第一段是"听乐"，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开始，全场气氛凝注的一刹那。画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视线，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从这弹奏琵琶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画家对于不同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刻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姿态、性格和表情，显示出作者不同凡响的画艺。第二段是"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在这场面中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第三段是"休息"，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第四段是"清吹"，描绘了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女伎们排成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迷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第五段是"送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的情状，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画面中屏风和床榻等家具的使用，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起到了分隔画面，使每段画面可以独立成章。另一方面又把各段画面连系起来，使整个画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画面。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更凸显画家卓绝的功底，特别是主要人物韩熙载，分别在五个画面之中出现，但每个场景的服饰、动作、表情都不尽相同，但他的形态与性格却都表现的前后一致。《韩熙载夜宴图》在用笔设色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韩熙载面部的胡须、眉毛勾染的非常到位，蓬松的须发好似从肌肤中生出一般。人物的衣纹组织的既严整又简练，非常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敷色上也独有匠心，在绚丽的色彩中，间隔以大块的黑白，起着统一画面的作用。人物服装的颜色用的大胆，红绿相互穿插，有对比又有呼应，用色不多，但却显得丰富而统一。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服装上织绣的花纹细如毫发，极其工细。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成就，使这一作品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画卷据传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是五代时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初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后周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周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生活上腐败，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不要怀疑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就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韩熙载故意将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后，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我国于1990年12月20日曾经发行了《五代·韩熙载夜宴图》邮票，全套5枚连印。由"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五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构成，每一个画面以屏风相隔，展现了韩熙载开夜宴行乐的场景。
【相关资料】
韩熙载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即位，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958年(交泰元年) 钱贬值，他提议铸铁钱，提高币值。一枚新大钱，当十枚旧钱；一枚新小钱，当二枚旧钱。仿"开元通宝"规格，徐铉为书篆文。新钱铸成，广为流通。韩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后升任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承旨。
他博学多闻，才高气逸。举朝未尝拜一人。善为文，史称"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文人、道释求他撰写铭志碑记者不绝。又善谈论，审音能舞，画笔精妙，工书法，与徐铉齐名。善品评歌舞书画。他放荡嬉戏不拘名节，蓄有爱妓王屋山。王屋山俊慧异常，能歌善舞。韩熙载尝自击鼓，让屋山舞"六幺"，以此为乐。有《韩熙载夜宴图》、《纵乐图》，记其奢侈生活。
后主(李煜)以其尽忠敢言，屡欲封他为相，而嫌其荒诞，遂搁置。
他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卒后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有《定居集》、《拟议集》(已佚)、《格言》50余篇，论古今王霸之道，舒雅为之作序。
五代十国（907-960年）时，大多数士大夫蓄有歌伎（或称家姬、乐伎）。据史书记载，韩熙载家即有歌伎４０馀人。
有史书称，中国妇女缠足之恶俗即出自李煜。
韩熙载死后四年，宋开宝七年（公元９７４年），宋发兵攻南唐，次年破金陵，李煜投降，在宋王朝过着"以泪洗面"的屈辱生活，也在这时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等哀怨凄婉的千古绝唱。宋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李煜死，这回他是被宋太宗毒死的。
历代著录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有数本，此卷据各方面考证，当属南宋孝宗至宁宗朝（1163-1224年）摹本，其风格基本反映出原作面貌，且达到相当高水平，堪称流传有绪的古代绘画珍品。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原作者和绘制背景在北宋《宣和画谱》卷七中有这样的记载："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夜宴图。"
《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李煜命人"写臣下私亵以观"有失体统，应该"阅而弃之"，但此图还是入了北宋御府的画库，而且这个画题在御府的收藏中还中有几本，比如《宣和画谱》中记录的南唐家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等等。元明以来更有多个本子见于著录书中，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可见《韩熙载夜宴图》在画史上是后代画家不断追摹的母题和蓝本。
除顾闳中外，还有一位画家周文矩。"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燕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元汤垕《画鉴》）由此可知，李后主至少派了两个画家，去监视韩熙载，了解他的行踪举止。画于乾德五年（964年）。
台静农先生在"《夜宴图》与韩熙载"（写于１９６７年）引述宋人著述，称"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鸠死者多，而韩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社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
顾闳中的原迹早已佚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传为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被认为是存世最古的一件摹本，一说是北宋摹本，一说是南宋摹本。此图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无款。
乾隆初此画从私家收藏转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1921年溥仪从宫中携出变卖，后张大千购得，带到香港。20世纪50年代又从香港私家购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韩熙载夜宴图》卷以时间为序列，共分五段，每段以屏风巧妙隔开，前后相连又各自独立，图中有许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从全图的结构上看，画家分别利用三件大的立屏将画面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内的空间深度感又通过斜置的榻、几案、屏风等物件的对称布局来表现；全图共绘了46人（女２１人，男２８人），有些人物频繁出现，各自的形象十分统一。韩熙载在画中出现五次，有左侧、右侧和四分之三正面，但形神不改；他气宇不凡，眉头紧蹙，忧心如焚。随着晚宴情节的发展，韩公从穿黑袍(听乐)，发展到脱去黄衫(击鼓)，再穿上黑袍(休息)，后转入只剩一件内衣(清吹)，最后又穿上黄衫(送客)，韩熙载屡次更衣 。
前隔水存南宋人残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20字。引首有明代程南云篆书"夜宴图"，前绫隔水上有清高宗乾隆帝一题。
听乐。全场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个个都在屏息倾听，沉湎在悠扬的乐曲里。坐于榻上戴黑色峨冠为主人韩熙载，他的手自然地松弛下垂。坐在坐榻上一着红袍头戴方巾的客人为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屋内其他或坐或立的客人和女侍都在倾听歌伎弹奏琵琶，面前陈设的几案上摆着樽酒果品。
郎粲（字号、里居及仕宦经历均待考）约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在南唐进士考试中夺魁，当时20多岁，喜欢欣赏歌舞，是韩熙载夜宴席上的常客。南唐应有19名状元，有记载的有9人。其他10人无记载。
床前座椅上的两位宾客，约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薇郎朱铣。背对观者而坐的中年男子即为太常博士陈致雍，他衣着规整，坐姿端正。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
在场听乐宾客还有教坊副使李家明、紫微朱铣、门生舒雅、宠伎弱兰和王屋山诸人。
在画的最右边，也就是坐榻的后边有一个床，有黑色金花维帐。床上一红被子，还有一个琵琶。证明有或曾有伎睡于此。
韩熙载对面演奏琵琶的女人，高髻簪花，长裙彩帔，怀抱琵琶，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乐伎李姬。在她身旁躬身侧望的是李家明。站在李家明左侧的蓝衣少女，是王屋山。另外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韩熙载的得意门生舒雅。
观舞、击鼓。韩熙载脱去外袍，挽起双袖，为王屋山跳的绿腰舞（"六么舞"）击鼓伴舞，晚宴的歌乐活动进入高峰，也是全卷情节结构的高潮。韩熙载身后留须者为教坊副使李家明。红衣者为郎粲。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此景，在这男女糅杂的声色之娱里，使他备感窘困，尴尬地拱手背立，但又不住侧耳静听这动人的舞乐； 韩熙载曾对德明和尚道出奢靡展宴的用意："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于是他"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
在乐舞礼仪的考证上，卷中听客和德明和尚作双手叉合的手势是宋代致礼的手语「叉手」。
小巧玲珑的名妓王屋山正应节起舞，而韩熙载在羯鼓前挽起袖管、手抓鼓槌，击鼓宣示节奏。
六么舞
《绿腰》是唐、宋乐舞大曲名，属唐「软舞」类。又名《六么》、《录要》、《乐世》。舞者穿长袖窄襟舞衣，舞姿轻盈柔美。动作以舞袖为主。节奏由慢转快，舞态之飘逸敏捷，有如鸿鸟惊飞。《六么》音乐流传极广，故有「六么水调家家唱」的诗句，也常作为琵琶曲独奏。
画中王屋山表演《六么舞》，舞者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身着天蓝色长袖舞衣，微倾头，稍低眉，双袖搅舞后，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要从下向两边分开，把她的长袖飘舞起来，表情含蓄妩媚。《韩熙载夜宴图》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份有明确时代、特定场合、舞名、舞人名的舞蹈文物。
宋代仍流传《六么舞》。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多种「六么」名目，如：《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厨子六么》等。由此可证，在宋代，《六么》已被戏曲艺术所吸收。戏曲吸收古代传统舞蹈的史实，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羯鼓
羯（jié）：［名］(1) 阉过的公羊。泛指羊 [wether]，(2) 又如，羯膻（羊臊气），(3) 中国古时的一民族名。源于小月支；曾附属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受汉族地主奴役，被称为"羯胡"。信奉"胡天"。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如：羯胡 （旧时用以泛称来自北方的外族）。羯：［动］，阉割 [castrate]，羯鸡，阉鸡也。——清·翟灏《通俗编》）。
羯鼓[an ancient drum] 我国古代一种鼓。腰部细。据说起源于羯族。
羯鼓是一种出自于外夷的乐器。用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主要是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古时，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居民都使用羯鼓。
羯鼓处在都昙鼓、答腊鼓（都昙鼓，形状比腰鼓小。答腊鼓，指揩鼓）之下，在鸡娄鼓之上。羯鼓是用山桑木围成漆桶形状，下面用床架承放，用两只鼓槌敲击。羯鼓的声音急促、激烈、响亮，尤其适用于演奏急快节奏的曲目，可以在战场上用于战鼓为战士搏击助威。同时也可在高楼上玩赏风景时演奏，时值明月清风，鼓声凌空可以传的很远，特性与其他乐器差异很大。
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材制做而成的。木料必须干燥，杜绝潮湿之气，使其柔韧而滑腻。只有木料干燥，敲出的鼓声才最清脆响亮，而滑腻是使羯鼓能奏出如同战马奔跑的蹄声。圈鼓身漆桶时要用刚硬的铁，铁要经过精炼，圈卷时应该均匀。铁如果不刚硬，则鼓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圈卷时不均匀，则鼓皮有紧有松，敲击时受力不匀衡。就像弦乐器的琴弦系得不好而使琴声散逸不准一样。这样的鼓，敲出的声音也会不符合音律。
唐朝时，很多人喜爱且擅长羯鼓。唐玄宗便是其中之一，他常说：「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它乐器不可与之相比。」并作鼓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即奏此曲。当时的宰相宋□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他对玄宗说：「击鼓时，如果能够头做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便是击羯鼓的能手。」是说击鼓时头不能动，且下手急促，就像急雨一样。音乐家李龟年也善击羯鼓，一次，唐玄宗问他打断了多少根鼓杖，李龟年说：「臣已打折了五十只鼓杖。」唐玄宗说：「你不算特殊，我已经打折了三立柜了。」 （出《太平广记》） （《羯鼓史话》作者：晓晨 整理）
经过一番击鼓伴舞，疲惫了的韩熙载草草套上外袍，与四位侍女同坐卧榻，一侍女正侍奉他洗手（端盆者穿蓝衣服，身材娇小，应为王屋山），韩氏用手指轻轻沾水，满面愁云，心不在焉 ，旁边一侍女托来茶点，另一侍女在准备着箫、笛和琵琶，画中的火烛已燃至一半，预示着夜宴时间已经过半。两组情景之间以两个好像刚离开前厅正要走向后室的女子巧妙地连接起来。
坐榻之后也有一个床，为红色金花维帐。床上为蓝被子，似有人于其中。一女手拿一个琵琶，还有三个竹笛。
清吹。韩熙载解衣盘坐于椅上，袒露胸襟，挥扇驱热，与侍婢说话，欣赏着五个伎女箫笛合奏，似乎沉湎于声色之中，他身边三个侍女。
陈致雍（另一说是门生舒雅）打牙板。五位伎女为坐姿，各具其态，聚散有别，十分生动。画面的一角另一男宾站在屏风旁，回首与屏风外的女子窃窃私语，把观者的目光又引入了下一个画面。
卷中乐伎堂而皇之地排作在主人的堂上或榻上的情形，是在北宋以前未有的情况，北宋以前无妇女在男子面前使用坐具的仪规。另外，在《韩》卷中出现的插屏、椅子、坐墩、牙条、注子和注碗、烛台等家具器用之形制，亦与出现在其他宋画的家具器用以及宋墓的出土物一致。
宴归、送客。曲终人散，韩熙载穿上黄衫，稍整衣冠，起身与宾客挥手告别。韩熙载面向右方站立，处于观者视线的中心。他手执鼓槌，举另一手示意，热情留客（？）。那位陈致雍（？），坐而不起，与二伎女依依不舍；卷尾一女作哭别状，一男士以柔情细语极力哄劝......
此卷不再仅是单纯的图绘，而是整合了视觉形象和文本两部分于一体之中。这种变化之所以需要引起特别重视是因为它不仅深深地改变着对绘画的观看和理解过程，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普遍情形——一幅古画是往往被不断地增添新的鉴藏者的题跋。因此题跋与画之间便有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题跋是因画而起，反映着画的优先权，如在故宫本的夜宴图卷中，本幅之后最早的一段题跋南宋无名氏所书的韩熙载小传，其内容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则直接围绕画中所绘的人物形象来叙述。而后来的题跋者或观画者则又按此传述来辨识图中的人物形象，或者画面内空的隐含意义进行生发。这样，题跋又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后来题跋者、观画者对画的内容的辨识和理解，题跋又有着优先于画面的作用。无论是文献著录或是题跋多基于对画面题材内容的阐释，很少涉及到画本身图像的形式表现特征，画家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忽视掉了。而顾闳中的夜宴图之所以被后世一再追摹，是与其艺术上的成就密不可分的。
此图最早著录于元代汤垕的《画鉴》，后曾经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顾复的《平生壮观》著录。
【相关收藏者】
拖尾有无名氏所书的一段"韩熙载行实"；卷后有南宋史弥远"绍勋"葫芦印，清代宋荦钤"商丘宋荦审定真迹"一印。拖尾有行书"韩熙载小传"，后有元代班惟志泰定三年(1326年)题诗，又积玉斋主人题识。后隔水清代王铎题跋，后有"董林居士"、"纬萧草堂画记"等收藏印，明代王鹏翀、孙承泽、梁清标等鉴藏家的钤印。又有乾隆皇帝长跋及清内府诸收藏玺印。
史弥远
南宋权臣。字同叔。明州鄞县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及第。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遣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於玉津园槌杀韩侂胄﹐後函其首送金请和。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宋宁宗赵扩十七年。
嘉定十三年(1220)﹐皇太子询死﹐次年﹐皇弟沂王之子贵和立为皇子﹐改名竑。史弥远权势熏灼﹐竑心不能平﹐曾书字於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呼弥远为"新恩"﹐意他日当将史弥远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或恩州(今广东阳江)。史弥远大惧﹐潜谋废立。从越州求得宗室子赵与莒﹐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後﹐亟力扶植。
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死﹐弥远矫诏拥立贵诚﹐改名昀﹐是为理宗﹔封皇子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等谋立济王赵竑未遂﹐史弥远派人逼竑自缢﹐诡称病死。自此又独相宋理宗赵昀九年。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冯为爪牙﹐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聂子述﹑赵汝述﹐依附史弥远﹐最为亲信用事﹐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馀力﹐人目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群起论之﹐皆遭窜逐。史弥远等人﹐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招权纳贿﹐货赂公行。还大量印造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弥远一直得到宋宁宗﹑理宗的信用﹐封官加爵不已﹐绍定六年(1233)病死﹐追封卫王﹐谥忠献。
班惟志
字彦功，号恕斋，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或以为松江（今上海松江县）人，寓居杭州。邓文原为杭州路儒学正，班惟志师从邓文原。元贞间，邓文原应聘为皇室写《大藏经》，班惟志随行。泰定间，经荐，补浮梁（今江西鄱阳县）州教授。不久，迁晋州（今河北晋县）州判。致和年间，为绍兴路总管府推官。至顺三年（一三三二），上大都为秘书监典簿。至元三年（一三三七）为平江路常熟州知州，除奉议大夫。至正初，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儒司秩满，再北上大都，授集贤待制。致仕南归，卒于杭州。班惟志博学多能，兼擅书法，其词曲，亦负盛名。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于曲家"方今名公"十人之中；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孙承泽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
孙承泽字耳泊、号北海、又号退谷。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崇祯四年登进士，清顺治十年"休至"，卒于康熙十五年，终年八十四岁(阎崇年《孙承泽生年考》)。他祖籍山东，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命户部迁徙山东青州等府民隶上林苑(时在北京南苑)，所以，到孙承泽这一辈，也算是"老北京"了。孙承泽在顺治年任吏部左侍郎时，题奏保举大学士陈名夏担任吏部尚书。顺治以侍郎保举阁臣，有违体制，认为孙另有所图，心术不端。之后，便有孙承泽"引疾乞休，(上)允之。"孙承泽"退休"后，便在梁家园以北这片高岗地区建别墅名孙公园，以著书立说二十余年至终。此时，他在京西也建有别墅，名"退谷"。京西樱桃沟原名退谷即由此得名。
宋荦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清顺治四年应诏侍卫禁廷，逾年考试，名列第一。康熙三年授黄州通判，屡迁刑部郎中，出为通永道，迁山东司皋，复擢江苏总藩，升江西巡抚，调江苏巡抚。晋吏部尚书， 加太子少保致仕。著有《西陂类稿》五十卷、《筠廊偶笔》二卷等传世。
张大千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曾一度借居在北京颐和园内。他打算在北京定居，其时正巧有一清王府房屋出售，张大千看房后很是满意，便与房主谈妥了价钱，交付了定金。
某日，张大千从一位古玩商的口中得知，《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得。张大千闻讯后想买下这张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乃国画之粹，稀世珍宝，被历代帝王珍藏。末代皇帝溥仪将此画带至东北长春伪满宫中，抗战胜利后，伪满宫中失散的珍宝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韩熙载夜宴图》便在其中，辗转流落到北京玉池山房。当日晚上，张大千来到北京南新街一位姓萧的朋友家中商量，那朋友的儿子萧允中是张大千的学生，朋友让他陪张大千前往玉池山房 。马掌柜索价500两黄金，张大千答应，又风风火火地带着画卷再至朋友家，与朋友再次同赏这件稀世名画。他俩看一会儿画，认定这幅《夜宴图》绝对是真品，不是赝品。张大千决定暂缓买王府的房子，先买下《夜宴图》。他有一枚印章，文曰"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图卷上。
《千里江山图》为中国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者王希孟，王希孟18岁为北宋画院学生，後召入禁中文书库，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後即创作了《千里江山图》。惜年寿不永，20馀岁即去世，是一位天才而又不幸早亡的优秀青年画家。
《千里江山图》绢本，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画中描写岗峦起伏的群山和烟波浩淼的江湖。依山临水，布置以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并穿插捕鱼、驶船、行路、赶脚、游玩等人物活动。形像精细，刻画入微，人物虽细小如豆，而意态栩栩如生，飞鸟虽轻轻一点，却具翱翔之势。山石皴法以披麻与斧劈相结合，综合了南、北两派的特长。设色继承了唐以来的青绿画法，于单纯统一的蓝绿色调中求变化。用赭色为衬托，使石青，石绿颜色在对比中更加鲜亮夺目。整个画面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充满著浓郁的生活气息，将自然山水，描绘得如锦似绣，分外秀丽壮美，是一幅既写实又富理想的山水画作品，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少见的巨制。卷後有当时蔡京的题跋，证明此画是真迹无疑。
《千里江山图》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水、天、树、石间，用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用勾勒画轮廓，也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人物活动栩栩如生。充满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境界的向往。
《千里江山图》绢本大手卷，青绿设色。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应是南方水色；而群山起伏，略少平原，危峰高耸，岩断崖，却是北方山景。构图上充分运用"平远"、"高远"、"深远"的结合，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崇山峻岭，岗阜幽壑，飞瀑激流，树丛竹林以及人类的创造：亭台水榭，寺观庄院，舟楫亭桥，村落水碾等等，以及难以计数、各行其是的众人，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全图刻画工细，水面满勾峰头纹，无一笔懈怠。众物皆合比例、透视，布置合理。而山石则以大青绿设色，也就是在勾、皴后，先以赭石铺底，然后上石青石绿，层层叠加。石青石绿是矿物颜料，本来覆盖性就很强，经层层叠加，质感凝重，与整幅画的墨青、墨绿基调浑然一体，鲜艳而不媚俗。虽然不似金碧山水那样勾金线，却依然感觉满幅富丽堂皇，这也就是此图较之前唐的青绿山水更趋成熟之处。
赏析
初唐前的中国画，无论是壁画，帛、绢画，都敷以重彩。唐代中期后，水墨画开始流行，至五代已几乎成其一统天下。北宋初，水墨山水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相反的，青绿山水却渐渐式微，被视作"古图"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郭熙在宋神宗时一家独尊，宫殿皆是其作，但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后，从后宫刮起一股崇古风，而唐前的重彩画被尊作高古，于是有了设色亮丽而又脱俗的《江山秋色图》，传为赵伯驹所作。至宋徽宗，又有了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高度成熟的大青绿山水画。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半卷《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残卷之一。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是黄公望晚年的力作。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工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少有大志，青年有为，中年受人牵连入狱，饱尝磨难，年过五旬隐居富春江畔，师法董源、巨然，潜心学习山水画，出名时，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翁了。黄公望把"毕生的积蓄"都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呕心沥血，历时数载，终于在年过八旬时，完成了这幅堪称山水画最高境界的长卷——《富春山居图》。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是由六张纸连成的画卷.黄公望（字子久）为元代最负盛名的画师，在画史上的影响颇大。他在《山水诀》中，明确提到模写。他说："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之。"子久作品存世不多，其中最佳者当属《富春山居图》。为了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在"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时，"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此画成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时子久年近八旬，画中所题文字表明，他为完成此画而潜心观察、揣摩费时三四年。张庚在《图画精意识》中记载了董其昌对此画的赞誉，"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
【几度易手】
《富春山居图》，高一尺余，长约二丈。此图展现了富春江一带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似秋初景色，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董其昌称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这样的山水画，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焚画殉葬】
清朝初期，江南小城宜兴一户吴姓的官宦人家。家主吴洪裕病危了，气如游丝的他死死盯着枕头边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水画。有人取出画，展开在他面前，吴洪裕的眼角滚落出两行浑浊的泪，半晌，才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爷这是要焚画殉葬呀！要被烧掉的画就是国宝文物《富春山居图》。 因为太珍爱此卷了，所以嘱家人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焚以为殉"用来殉葬。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这幅在吴府里已经传承了三代人，被吴家老少视为传家宝的《富春山居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火苗一闪，画被点燃了！
就在国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从人群里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吴静庵（字子文）。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因为当年无用和尚曾与黄公望同游富春江，此画曾一度被他所拥有。
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后，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乾隆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无用师卷长短两部分，身首各异。前半卷《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真假画卷】
其时，除了吴洪裕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外，当时还有另一幅《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
说到第二幅《富春山居图》，就不能不提到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沈周手里。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看着看着，就看出了点问题：画上没有名人题跋。
一时的非分想法让沈周冲昏了头，他根本没有想到，像这样的珍宝藏都要藏在最隐蔽的地方，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呢？果不其然，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时，就出了事。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画得这么好就产生了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愣说画是被人偷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沈周愣是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
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后来，它又出现了，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吴洪裕的爷爷吴正志。吴洪裕继承了《富春山居图》，这才出现了临终留下焚画殉葬的遗嘱，吴子文火中救画的一幕。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背摹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 这些都成为《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的真假画卷。
【《富春图》无用师卷传奇】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1652年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帝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第二年，乾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也有一说是：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剩山图》传奇】
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画的前段来到浙江博物馆 。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富春山居图》临摹本】
《富春山居图》较好的临摹本有五种，其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四卷均流传海外）因属背临，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邹之麟则是在吴问卿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此两卷因其时原画尚为完整，故十分宝贵。 邹之麟及"虞山画派"王翚的临摹本，现已流传海外。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
绢本，设色画。纵三零·六厘米、黄五七四·一厘米.
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时节宫闱之中的日常琐事：妆扮、浇灌、折枝、插花、饲养、歌舞、弹唱、围炉、下棋、读书、斗草、对镜、观画、图像、戏婴、送食、挥扇，画后妃、宫娥、皇子、太监、画师凡一百一十五人，个个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画家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人物皆唐以来衣饰，取名汉宫，是当时对宫室的泛指。。
本幅以春日晨曦中的汉代宫廷为题，描绘後宫佳丽百态；其中，并包含有画师毛延寿为王昭君写像的著名故实。
全画构景繁复，用笔清劲而赋色妍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除却美女群像之外，复融入琴棋书画、鉴古、莳花等文人式的休闲活动，诚为仇英历史故事画中的精彩之作。
宫殿楼阁，山石卉木，宦侍宫娥，各执其事，描绘宫中嫔妃生活极为生动。画始于宫庭外景，晓烟中露出柳梢，花柳点出"春"，晨烟点出"晓"。围墙内一湾渠水，鸳鸯白鹇飞翔栖息。一宫女领三孩童倚栏眺望水上飞鹇。宫室内两宫女冠袍持宫扇，似待参加仪仗。一宫女凭栏望窗外孔雀。两便装宫女，一饲喂孔雀，一依傍门后。户外一人提壶下阶，三人分捧锦袱杂器侍立，一后妃拢手危立，注视宫女灌溉牡丹，牡丹左方一女伴随两鬟，一鬟浇花，一鬟持扇，上方填画屋宇阶棂。有一树似梨开白花，树下有人摘花承以金盆，有人采花插鬓，有人持扇迤逦而来。再左平轩突出，轩内女乐一组，有婆娑起舞者，有拍手相和者,,有鼓弄乐器者，有持笙登级者。轩后屋中两人正在整装。阶下六入围观地下一摊花草，同作斗草的戏，其余两人正匆匆赶来。上方门内两人却罢琴卧地读谱。正屋一大群人，奕棋、熨练、刺绣、弄儿，各有所事。阶下六人，捧壶携器闲谈。左厢两人弄乐。再左正屋中一人似后妃，画工为的写照。另有十余人拱卫侍从。最后宫女一人扑蝶于柳梢。柳外宫墙，男卫四人，分立于宫墙的内外。全卷于一组女乐处分为上下两辑，合为一卷，画工精细，色彩雅丽。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侨居苏州，生卒年月不详，其作品见于明正德己巳至嘉靖壬子间，为明代四大家之一。
清郎世宁百骏图
中国名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耶稣会教士，二十七岁来华传教，後以绘事供奉朝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兼擅人物、花卉、鸟兽；动物中，以马画最多，亦最传神。
本幅画姿态各异之骏马百匹，放牧游息於草原的场面。马匹们或卧或立、或嬉戏、或觅食，自由舒闲，聚散不一；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郎世宁发挥了西洋画法中常应用的前重後轻、前实後虚、前大後小等写景方法，使画面产生空旷深远的景界，草木、山水、人物无不写实精致。全幅色彩浓丽，构图繁复，形象逼肖，郎氏擅以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加入西洋光影透视法及西画颜料，以显示中西趣味兼容并蓄的画面。如画中马匹、人物、树木、土坡皆应用了光的原理，使物象极富立体感；而如松针、树皮、草叶等的墨线勾勒，石块土坡的皴擦等仍含有中国传统手法，即使是马匹及树干上的阴影表现，亦是以中国传统的渲染方法来完成。此图绘於雍正六年（1728），堪称郎氏早期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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