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2.17----1962.2.24） 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彊，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学名洪骍，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他的故乡是安徽绩溪上庄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绯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说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了。
1914年在美国小城绮色佳，胡适和韦莲司相识。此后更多的是在离别和相思中度过，往往是盼望了几年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1927年，当韦莲司再见到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
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不详。
1999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6月）。书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1934年，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
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胡适名言
1.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的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呆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八不主义与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和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两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领风骚几十年。两人从政，可说是吃错了饭，不过不影响二位仍然是伟大的人，伟大不在地位，名声，而是人品人格所系。
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甲寅年正是虎年，杂志以虎头为徵，又有虎头杂志之称，因笔锋犀利观点新颖，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购一空，与梁启超在天津办的《庸言》杂志形成南北争艳的局面。
章士钊作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做过官，资助过革命青年毛泽东，总之，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少章士钊十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经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并邮寄给《甲寅杂志》，以求发表。章士钊予以刊登，并回信一封。这是章胡二人的初次纸上交往。
胡适那个时候还是文学青年，翻译和写信的文笔，还是文言文，后来，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白话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时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以往的文学青年。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编辑本段]胡适的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
——钟鼓胡同17号
钟鼓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在北河沿大街西侧的嵩祝院北巷内，是一条曲折的南北向胡同。胡同南起嵩祝院北巷，北止后局大院，长200余米。
明代，在宫廷诸官署中被称为东衙门的钟鼓司设在此处，胡同遂称"钟鼓司"；清光绪时称"钟鼓司胡同"，亦称"钟鼓寺胡同"，宣统时称"钟鼓寺"；1949年称"钟鼓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钟鼓胡同"。
《顺天府志》载:"钟鼓司胡同，司亦称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
明代设钟鼓司和教坊司，负责宫廷内的音乐、歌舞、戏剧的教习、演出等事务。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侧重排练和演出；钟鼓司是宫廷官署，侧重组织和协调，"设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掌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
清康熙年间，设南府(道光年间改为升平署)，掌管宫廷演出事宜，钟鼓司和教坊司相继取销。"钟鼓司"的衙署在清末变成了"钟鼓寺"的禅房；民国时，又变成民居，即今钟鼓胡同17号。
据说，钟鼓寺是一座尼僧寺院，是慈禧太后利用钟鼓司旧址为遁入空门的宫女所建，并将蜡库胡同(今腊库胡同)的一些房产赠予该寺。因此，钟鼓寺虽然规模不大，因为"内官诸署，指钟鼓司为东衙门，贱而弗居"，不可能规模很大；但是，钟鼓寺毕竟是皇家寺院，大殿虽历经沧桑，至今仍能窥见当年的非凡气度。
钟鼓胡同17号，旧时的门牌是钟鼓寺14号，在进入胡同南口向东转折处，坐北朝南，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门，直对胡同南口。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共有房屋15间半，建筑面积为300余平方米，有南房4间半，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另有东厢房北侧平顶东房1间和正房东侧平顶北耳房1间；正房3间是当年钟鼓寺的大殿，举架高大，前出廊子，灰筒瓦屋面，虽然年久失修，犹显当年丰采。此院为姜姓人家于北平解放前购置的房产。
据一直在此院居住的姜在昭先生介绍，现在的南房原来是钟鼓寺的山门，面阔三间，山门外有上马石，东西两侧各有1株古槐；现在的街门是后建的，大门内原来还建有一座二门；院子中央有1个圆形的花坛，院子里有3棵枣树、两棵丁香树和1棵苹果树。当然，姜在昭先生介绍的景致早已是明日黄花了，不过，他对胡适在此院居住的情况却显得颇为清楚。他说:"我问过研究胡适的专家，胡适从1924年到1926年，在这个院里住了三年，直到1928年，还有人往''''钟鼓寺14号''''给胡适寄信。"但是，也有文章认为，胡适于1918年3月开始租住钟鼓寺14号，原因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将于6月来京与之团聚，而缎库胡同后身8号的寓所是胡适与同乡高一涵合租的，对新婚不久的胡适夫妇而言，恐多有不便。
胡适在北京先后曾有五处寓所，依次为: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和东厂胡同1号，其中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和东厂胡同1号在今东城区域内。胡适在北京的五处寓所或为租住或为学校分配的住房，而均非胡适自己的房产。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原名嗣穈，学名洪騂、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胡适早年接触新学，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较大，信奉进化论。从胡适的自传中可以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他的影响:"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于是，胡洪騂为自己改了名字，名适，字适之。1910年，胡适赴美国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五四运动时期，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李大钊。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主义"只是抽象名词，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针锋相对地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社会问题须以社会革命来根本解决。文章批驳了庸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
1921年，胡适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红楼梦》的研究，写出了长文《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新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胡适也做过北洋军阀的幕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过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近30年后，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以同样的慧眼和胸怀接纳三十多岁的季羡林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对此，季羡林在望九之年撰文回忆"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季羡林视胡适为"恩师"。
如果说季羡林称胡适为"恩师"是指"知遇之恩"的话，那么，罗尔纲称胡适为"恩师"，则确是指"授业之恩"。1928年，罗尔纲由被当局封闭的上海大学转入中国公学就读，当时的校长便是胡适。1937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却受到胡适的斥责，说罗尔纲"有失史家公正"。而罗尔纲则认为"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件事。"后来，罗尔纲搜集到新的史料，"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遂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又将《师门辱教记》进行了修改。胡适为修改后的《师门辱教记》写了一篇序，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罗尔纲说:"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风。"
胡适是白话文大师，其影响如何呢？
当年沙滩附近有很多小饭馆，其中有一家叫做"海泉居"的，店内的墙上居然挂着"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炒烹炸人人都说海泉成"，落款为"胡适题"的对联。此事为张中行亲眼所见，他说:"如果不看笔迹，说是出于《白话文学史》作者的手笔，也许没有人怀疑吧？"
中国的文人雅士与酒有不解之缘，但却鲜见胡适与酒的趣闻。鲜见不等于没有。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显然，胡适是有备而来；据此分析，胡适也应该是一位待酒不薄之人；如果压根儿与酒无缘，"戒"又从何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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