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xī ）（1130-1200年）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后寓居福建。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庆历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著作有《朱子大全》,《童蒙须知》。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文学著作
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骆宾王，字观光，义乌人。他幼年就才华出众，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后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久戍边疆。仪凤中（676—679年），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因上书议论政事，触忤武则天下狱，贬临海县丞，悒悒不得志，乃弃官而去。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他以衰暮之年投奔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并写下了著名的《讨武照檄》。武则天读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赞叹他很有才气，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在临海时，他曾写过一首《久客临海有怀》，借景抒情："天涯非日观，地岜望星楼。练光摇乱马，剑气上连牛。草湿姑苏夕，叶下洞庭秋。欲知凄断意，江上涉安流"。
骆宾王（约619～687）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
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
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仪凤三年(678)，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著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他和卢照邻都擅长七言歌行，"富有才情，兼深组织"，"得擅长什之誉"（胡震亨《唐音癸签》）。他的长篇歌行《帝京篇》在当时就己被称为绝唱，《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也都具有时代意义，往往以□崎磊落的气息，驱使富艳瑰丽的词华，抒情叙事，间见杂出，形式非常灵活。这种诗体，从六朝小赋变化而来，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对仗和韵律，言词整齐而流利,音节宛转而和谐,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明代何景明说初唐四子"音节往往可歌"(《明月篇序》)，所指即此。在骆宾王稍后的刘希夷、张若虚以及盛唐的李颀、王维、高□，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晚唐的郑□、韦庄，及至清代吴伟业等人的长篇歌行，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
骆宾王的五律也有不少佳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深微，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送郑少府入辽》抒写立功报国的乐观战斗精神，格高韵美，词华朗耀，除了全首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律体形式尚未成熟而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并无逊色。绝句小诗，如《于易水送人》、《在军登城楼》，寥寥20字中，壮志豪情，激荡着风云之气，颇能见出诗人的个性风格，在初唐绝句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杰"齐名，原是诗文并称的。他们的骈文在才华艳发、词采赡富之中，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比起六朝后期堆花俪叶，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风，有着明显的不同。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最能代表这种时代新风、流传广泛的名作之一。它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其中"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二句，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据说武后读到了这两句,矍然为之动容,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书》本传）足见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敌对方面目空一世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
《骆宾王集》,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本,其书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
王勃（649～675年），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生平
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
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王 勃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可知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成就及评价
王勃自幼聪慧好学，为时人所公认。《旧唐书》本传谓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又有杨炯《王勃集序》说："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太常伯刘公称王绩为神童。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中有"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之语，求刘祥道表荐。刘即表荐于朝，王勃乃应麟德三年（666年）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此时的王勃，才14岁，尚是一少年。
沛王李贤闻王勃之名，召王勃为沛府修撰，十分爱重他。当时诸王经常斗鸡为乐，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周王鸡》，不料竟因此罹祸，唐高宗认为是使诸王闹矛盾，将王勃赶出沛王府。其实王勃此次受打击，并非真的因《檄周王鸡》而触怒高宗，而是因才高被嫉，所以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临秀不容，寻反初服"。王勃被赶出沛王府后，便去游蜀，与杨炯等放旷诗酒，驰情于文场。《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初唐四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集团。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颓废绮丽的风气，"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致力于改革六朝文风，提出一些革新意见，开始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边塞，题材扩大了，风格也较清新刚健，对于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他与同时代的人的努力，"长风一振，众荫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以独具特色的文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唐代文学史，没有不讲到王杨卢骆的。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或第二年年初，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小小的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总之王勃两次遭受打击，都与他的才华超人有关。
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也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峙因儿子王勃犯罪，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王勃远行到交趾去看望父亲，途中溺水而死，从而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王勃的死，是渡水时遇难不幸而死，还是自杀，无从查考，总归是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人世的。
王勃诗文俱佳，不愧为四杰之首，在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上功劳尤大，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不朽名篇。他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久为人们所传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成为千古名句，至今常被人们引用。而王勃最为人所称道、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的，是他在滕王阁即席所赋《滕王阁序》。对此事，《唐摭言》所记最详。
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早闻他的名气，便请他也参加宴会。阎都督此次宴客，是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孟学士的才学。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书写给大家看。宴会上，阎都督让人拿出纸笔，假意请诸人为这次盛会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辞不写，而王勃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晚辈，竟不推辞，接过纸笔，当众挥笔而书。阎都督老大不高兴，拂衣而起，转入帐后，教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唐才子传》则记道："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
《唐摭言》等书所记，或者有些夸张，但王勃《滕王阁序》，确实为不朽之名篇。王勃于南昌阎都督宴上赋《滕王阁序》的佳话。实乃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故事。《新唐书》本传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卧，忽起一笔数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据此可知王勃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
王勃作为古代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未及而立之年便逝去，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王勃虽然只活了27个春秋，但著述仍很多，曾撰《汉书指瑕》十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舟中纂序》五卷，《千岁历》若干卷，可惜皆佚失。今所传者，唯《王子安集》16卷，也非全本。何林天教授点校整理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收录了辑自日本的一些佚文，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籍辽宁辽阳（一说河北丰润），祖先原为汉人，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包衣"系满语音译，意思是家奴）。
曹雪芹上祖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天命六年后进攻下辽阳时归附的。曹振彦在明金战争以及入关后平姜壤之叛的战争中立过功，历任山西吉州知州、浙江盐法道等官职。曹家的发迹，实是从曹振彦开始的。
曹振彦之媳，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之妻孙氏，当了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二年，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前后共21年，最后病故在江宁织造任上。曹玺死后，康熙命其子曹寅任苏州织造，后有继任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职。曹寅和康熙自幼便有深厚的友谊，康熙五岁受书时，曹寅就是伴读，后曹寅又选授銮仪卫事，侍康熙左右，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曹寅一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王妃。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是在曹寅任职期间内，可见当时曹家的显赫以及和康熙帝关系之亲密。曹寅是当时的名士，能诗善文，兼擅词曲，又是个有名的藏书家，曾主持《全唐诗》和《佩文韵府》的刊刻。这样的家庭传统对培养曹雪芹的文艺才能起了良好作用。曹寅死后，康熙命他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曹颙上任后三年后病故。康熙有特命曹寅胞弟曹荃之子曹頫过继曹寅并继任织造之职，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共60余年。
雍正上台后，先从曹頫舅舅李煦开刀，抄了他的家，接着又发落到黑龙江最荒远苦寒之地，冻饿折磨致死。雍正五年，曹頫因"骚扰驿站"被捕，复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以及"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被革职抄家。曹頫入狱，并被"枷号"，曹家遂移居北京。据史料记载，曹家半在京曾居住"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
曹雪芹一说是曹颙的遗腹子，另有一说是曹頫的儿子。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已未（1715年），另说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出生在南京，曹雪芹在全家被抄后，迁回北京时年纪尚幼，按生于已未说是13岁。曹家回北京后的具体情况，文献绝少记载，不过曹家自抄家后，家道急剧败落确是千真万确的。到了乾隆初年，曹家似乎又遭另一次更大祸变，从此就一败涂地了。
曹雪芹一生正好经历的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１３岁前曾经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13岁迁居北京以后，据红学家考证，初在宗学工作了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时他结识了敦敏敦城兄弟。乾隆十五年左右迁居北京西郊黄叶村（现为曹雪芹纪念馆），"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贫病无医，又加上幼子夭折，生活更加悲凉。他由贵族上层一下跌入社会底层的巨大变化中，饱尝了世态炎凉。生活上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曹雪芹的志气，相反更促使他嗜酒狂狷，对现实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态度。
曹雪芹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传世名著《红楼梦》，这本书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在小说第一回里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减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就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曹雪芹逝世年份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另有一说认为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年），还有一说认为他死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岁首（1764年初春）。曹雪芹死后，只留下"琴剑在壁"、"新妇飘零"，几个好友草草埋葬了这位伟大的作家。
曹雪芹《红楼梦》的未完成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只有八十回。八十回后一些稿子，不及整理便已"迷失"。这八十回开始在为数很少的朋友中传阅，凡三十年之久。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已是一百二十回，书名亦由《石头记》改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成的。
高鹗根据《石头记》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使小说成了一部结构完整、故事首尾齐全的文学巨著，从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续作里，有的篇章和段落写得很精彩生动，如黛玉之死。但就总的思想艺术来说，和原著还有相当的距离。有些人物性格走了样，有些情节的处理显然背离了原著精神，如贾府复兴、兰桂齐芳的描写等。
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曹雪芹的《红楼梦》世人皆知，而他的另一著作《废艺斋集稿》，是一部记载我国工艺技术的作品，故只在爱好技艺的圈内人中流传。曹雪芹在这部书中打破了中国文人对"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陈旧观念，详细记载了金石、风筝、编织、印染、烹调、园林设计等八项工艺艺程，目的是为了让残疾人能够以之养身，弥补先天、后天的不足。曹雪芹曾热心教会残疾人于叔度扎糊风筝，助他以此业养家。他在《南鸢北鹞考工志》自序中道：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喜极而告日："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所得共享之……"这不仅反映了曹雪芹与子叔度的友谊，更反映了曹雪芹扶弱济困、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怀。
曹雪芹的传说
（一）曹雪芹的医德
曹雪芹迁徙西山后，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百姓，特别是生活无依靠的残疾者，雪芹非常同情他们的困苦，尤其是在他们得病之后，无钱医治，更增加了他们的苦恼。雪芹为了给无助的病人解除病痛，经常上山为病人采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香山地区曾经流传着关于曹雪芹为贫苦百姓治病的传说，《香山的传说》中就有张宝章、严宽先生搜集整理的《芹圃先生的医德》。崔墨卿先生搜集整理的《雪芹的由来》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北京清代传说》中还有张宝章先生记载曹雪芹为香山百姓治病的《手到病除》。
我曾拜访过孔祥泽老先生，孔老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过来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每次来都在南边山根一间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这位大夫搬到桥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一次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这些药铺的名字舒老都一一记得，并说给孔老听，遗憾的是孔老当时没有记下。
孔老还说:雪芹因医术高明，为不少的人治愈了病，一些有钱人的病被雪芹医好了后，常常要买些东西送于雪芹，以报雪芹医病之恩。雪芹往往告诉这些人，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你的钱先留着，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药，我让他找你，你把他的药钱给付了，这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吗？就这样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交口称赞雪芹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看来，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贯做好事。雪芹为西山百姓医病，不要钱，甚至为贫苦的百姓采药，出自于雪芹对西山百姓的爱，百姓口中、心中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曹雪芹的传说 （二）
——曹雪芹与白家疃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在该文后敦敏因请雪芹鉴定书画又先后两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在后注中敦敏大致讲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况，为飨读者，引缀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亟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乃达。"
雪芹留下的传记材料极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述了曹雪芹迁徙白家疃的时间以及雪芹的一些言行，殊显重要。那么雪芹为什么要迁徙白家疃呢？从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辞别宗学迁徙西郊，并几经迁徙，最后一次由香山迁到白家疃。有人分析有经济原因之说、有回避"舆论"之说、有屋塌之说、有"满汉轸域"(乾隆二三年间，规定旗人的家奴可以开户，即准许汉人出旗)之说、也有雪芹筑屋白家疃与怡亲王有关之说等不一而足。我则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雪芹为了寻找一方远避尘嚣，更为理想的著书、修书之所。
只有亲临白家疃的人，才能体会到白家疃这个靠近西山脚下的小村有多美，青山似黛，植被丰沛，正如敦敏和张宜泉的诗中所道出的:"日望西山餐暮霞"、"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寂寞西郊人到罕"，均可证明雪芹的居处近山傍水，除了自然秀美以外，寂静和谐，是著书、修书的理想环境，我想比起香山健锐营的创作条件要好。遥想当年，雪芹为了著书，常常踱步于村西小石桥附近，缜密思考书中之情节……只有小石桥还曾记忆起当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
曹雪芹的传说（三）
——空空道人考
《红楼梦》中有个很重要的过场人物——空空道人。在关于曹雪芹的各种传说中，事涉此人的并不很多。但，这位神秘的道人于"红楼"成书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日前，笔者曾见到吴恩裕先生所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的《考稗小记》曾说:"得魏君藏''''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按篆文并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的确为乾隆纸，而印泥则不似乾隆时物，盖乾隆时之印泥色稍黄云云。余为谓倘能断定为乾隆纸，则印泥不成问题。盖不惟此印泥本即为浅朱，即使为深朱亦不能必其为非乾隆时物。''''空空道人''''四字尚好。此十二字，果为雪芹所书否，虽不可必，然1963年2月晤张伯驹先生，谓''''空空道人''''四字与其昔年所见雪芹题海客琴樽图之字，''''都是那个路子''''云。"吴先生虽然经两位大家鉴定为曹雪芹真迹，因印泥的颜色有碍，证据略显苍白。
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庙，这便是为雪芹的"空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证据。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边山根，曾有一座小庙独立山麓。庙一间，面积约十平方米。因为庙中没有神祇偶像和牌位，空空荡荡，当地人叫它''''空空庙''''。此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整土地时被拆除。……虽已无文字记载，但从形制和位置判断，当为山神庙一类。建筑年代已无考证。现今有人认为这座''''空空庙''''可能与曹雪芹《红楼梦》开头所写的''''空空道人''''有关。"
为何雪芹先生在书画作品之中用他不常用的斋号？我以为早在乾隆二十四年雪芹在世的时候，《红楼梦》(当时仅限于抄本)，已经被视为"谤书"了；也就是弘旿所谓的"碍语"；弘晓组织家人抄写《石头记》，不用外人，以至怡府书目中找不到他家存有这样一部书，就是怕人知道他家存有这部"谤书"，而此时雪芹(被抄家的后人)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陷入困顿，以至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鬻画为生，飧饔时有不继、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为了《石头记》的成书，为了顽强地生存下去，一些时候，雪芹不得不在作书画或写信札时，署自己不常用的斋号，"空空道人"即是其一，当然"空空道人"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雪芹先生不常用的斋号，也是有因缘的，他生活的白家疃村的"空空庙"，雪芹曾经用来为村民看病，便借过来作为自己的斋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倘若不了解白家疃的历史与渊源，亲自去探索与考证，自然无法了解雪芹先生当时所处的困境与现状。这正是雪芹先生起用"空空道人"斋号的用意，从而也为后人考证带来了难度，然而这进一步确凿地证明了"云山翰墨冰雪聪明"篆文小品为雪芹所书。愿请方家赐教！
另一旁证:吴恩裕先生在《考稗小记》所叙雪芹先生一行书信札，也证明雪芹签名用一不经见之别号，为飨读者，引缀如下:"魏宜之君言，1954年春，有人以曹雪芹书简求售，索价至数百万元(核今之币值数百元)，亟祥询之，据云:彼所见之两页为雪芹行书信札，系寄某旗人者，略谓嘱作之诗，因忙至今始得奉上，不知合用否，请斧正等等。函后签名不作雪芹，而为一不经见之别号，但此别号为何，魏君已不多记意"。(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2、133页)
曹雪芹的传说（四）
——曹雪芹与广泉寺
香山广泉寺是惟一确切记载曹雪芹与好友张宜泉到过的地方，并且两人留有诗歌唱和，遗憾的是，雪芹先生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宜泉先生按照雪芹诗歌的原韵和诗被记录下来，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今雨，墙贵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朋友肖长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到过此寺，和他谈起，他说此寺仅留古井一口。探访古寺的心情油然而生，老肖愿做向导。
文案工作必须提前做，查阅史籍是必不可少的。查阅《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徐公时先生撰写的《有谁曳杖过烟林——曹雪芹和张宜泉在北京西郊活动之断片》。徐先生是通过研究张宜泉先生的诗以及和雪芹先生家族有关系的朋友写的诗歌，找到了与曹寅同时代的好朋友宋荦(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苏巡抚)，写有西山广泉寺的诗歌，韵脚全同，来推测这座水源头附近的废寺——广泉寺，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到过广泉寺。
与老肖乘兴而行到水源头，绕过一个小山坡，路很窄，沿着羊肠小道前行，时陡时缓，有时还需要攀扶一些路旁的小树或灌木，体会到张宜泉先生诗中所说:"曳杖过烟林"的境况，时间不长便到了广泉寺。这个地方林木清幽，人迹罕至，广泉废寺已经没有任何建筑构件了，只有古井一口，是广泉寺惟一的遗迹，坐落在半山腰的古井，打得是很深的。《天府广记》曾经有广泉寺古井的记载，称其水质甘洌，适于烹茶。我突然发现古井的盖板上隐隐约约有文字，只是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仔细辨认为"广泉古井"为篆书，左边的字体只能辨认出繁写的"华"字以及"重修"二字，即便是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起码我们辛苦寻觅的广泉古寺，位置十分确切(事后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广泉古井上书写的文字是北洋政府大员周肇祥重修古井之后留下的)。
遥想当年雪芹与好友，信步憩废寺，当时他们所见的废寺，虽然残败，也不至于像现在没有任何遗迹可寻，雪芹与宜泉所看到的:零落的废寺，满目疮痍，自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情不自禁地感怀，感叹世间的悲欢离合，因此，写诗记述此事。
踏着雪芹先生和好友走过的足迹，回想着二百多年雪芹与宜泉寻访古寺的往事，此时感慨万千，雪芹的身世如在眼前，只有亲身经历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似的生活，以及经历过两次抄家后，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的雪芹，才能写出脍炙人口，享誉世界的《红楼梦》，让后人敬仰。
曹雪芹与《红楼梦》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中国杰出的小说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曹雪芹的祖上本是汉人，但很早就入了满族正白旗的内务府。他的家庭从曾祖父到他的父亲，都担任清王朝要职。康熙皇帝五次到南方巡视，有四次住在他的家里，由此可见曹家的豪华以及与皇室关系的亲密。曹雪芹的家庭除了是一个百年望族外，还是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家庭。他的祖父曹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还会作诗填词写剧本。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经历过一段富贵豪华的生活，但时间不长，他的父亲因事受到削职抄家的处分，曹家便急遽走向衰落。等曹雪芹成年后，流落在北京的西郊，过着贫困的生活。贵族家庭生活给曹雪芹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些都为他创作《红楼梦》打下了基础。
有关曹雪芹的生平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根据现在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大概知道曹雪芹能诗、善画、嗜酒、狷傲。写作《红楼梦》时，他的生活极为窘困。最后在快要完成的时候，因贫病无医，再加上爱子早逝，伤痛过度而死，终年还不到50岁。
《红楼梦》的初名叫《石头记》，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由于《红楼梦》没有完成，有很多人顺着曹雪芹的思路续写，其中高鹗续写的后40回比较好。他大体遵循了曹雪芹创作，完成了《红楼梦》悲剧的主题。有些情节处理的很精彩。1792年，一个叫程伟元的出版家把曹雪芹的《红楼梦》80回与高鹗续写的后40回合在一起出版了两次，从此《红楼梦》便在中国流行起来。
《红楼梦》主要写的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并以爱情故事为中心，通过一个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变化，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五光十色的荣国府。这是一个由少数主子和数百奴仆所组成的贵族大家庭。这些贵族家庭成员每天想的就是如何享乐。就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曹雪芹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具有光彩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众多的少女形象。
男主人公贾宝玉是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根据考证，这一形象中，有作者的亲身体验。贾宝玉生长在贵族之家，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但是他不爱读书，憎恨封建传统思想，厌恶束缚他的家庭，充满叛逆精神。由于他生活在一群美丽、单纯的侍女中间，而对生活在下层的女性饱含同情。
少女林黛玉是曹雪芹着意刻画的女性。这个寄居在荣国府中的弱女子，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她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她与贾宝玉两小无猜，后来成为生死相恋的情人，但最终他们的爱情被封建势力所扼杀。
曹雪芹可谓是塑造人物的高手，在《红楼梦》中，共出现四百五十多个人物，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另外，由于曹雪芹对诗词、金石、书画、医学、建筑、烹调、印染等各门学问都十分精通，所以在描写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园林建筑，家具器皿，服饰摆设，车轿排场，都真实而细腻。
《红楼梦》问世以后，人们争相阅读它谈论它，有些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感动的流泪。但是《红楼梦》也引起封建也官僚和封建卫道者的猛烈攻击，把它列为禁书。但无论怎么禁止，《红楼梦》仍然在群众中流传。除此外，《红楼梦》还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后来被称之为"红学"。
曹雪芹与荣国府建筑
荣国府是文学名著《红楼梦》里人们最为熟知的地方，许多文章包括红学泰斗，都认定北京后海的清代恭亲王府及花园就是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原型。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建筑布局，以乾隆《南巡盛典》中江宁行宫即原织造署图与小说核对，似织造署更接近小说描写的格局制度。
荣国府的原型——清初江宁(南京)织造署和北京王公府邸融合的创造
江宁织造署是明朝永乐后在南京设的内府机房，为皇家织锦缎。清初江宁制造监督官均由京师内务府统管。康熙二年建署，曹雪芹曾祖曹玺主其事。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驻将军府，适曹玺去世，康熙去看望其家属(因曹玺妻孙氏为康熙之乳母)。其后二、三、四、五次南巡，至江宁皆驻于织造署，这时期是曹宅最兴旺时期，扩建了府署、花园。康熙末至雍正六年曹氏败落直至抄家迁北京。乾隆十六年南巡，将织造署改建行宫。据考证大约乾隆二十三年曹雪芹曾故地重游，至今南京传说《红楼梦》在南京写成。
江宁行宫在乾隆《南巡盛典》中绘有全图，用织造署图和小说荣国府对照，格局基本相同。如中路主体基本一致，只是正堂(《红楼梦》中荣禧堂)无东西耳房，但有位置可补；行宫图中之寝宫，正是小说中新花厅的位置；行宫图中西路之太后寝宫，正是贾母和宝玉、黛玉住处。前面的"朝房"正是小说中管事房、书房位置；行宫图中便殿、戏台、茶膳房，正是小说中荣庆堂、戏台、茶厨房位置等。同时，江宁织造署与北京的王府又有相当近似的一些特征，主要是组群排列的格局和兼容南北的建筑式样。如荣国府"三间兽头大门"，是北京王府外门形制。贾赦宅"黑油大门"，清代三品以下官用黑油漆；荣国府中的厢房鹿顶耳房钻山，这是只有北京才有的做法；穿堂、抱厦、倒座厅、暖阁，也都是北京大宅院常见的形式等。从作者曹雪芹经历来看，其聪明早熟，对幼年在江宁的生活环境必有清晰记忆，到北京后，经常出入恩主怡亲王府和亲戚平郡王府，有机会亲自体味北京王府，因此，以作者熟悉的自家宅第为蓝本，又结合北京王府的特点创作出荣国府也是很自然的事。
大观园的原型——圆明园中的"九州清晏"景区
圆明园是康熙赐予雍正的园林，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第一次大兴建是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年，基本上完成了"九州清晏"景区，当年乾隆命绘制了《圆明园全图》，并御题"大观"。第二次是乾隆三年至九年，完成了"四十景"，绘了四十景图，其时正是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梦》，其后作为内务府营造部门的家属(也可能有小差事)，经常可以出入圆明园，对园中建筑熟悉。
从"九州清晏"与大观园总平面比较来看，二者基本相似。
基本格局上，如都是以湖为中心，周边布置景点；主要景点都是建筑组群，少数是单体建筑；每个组群都是围合式，但又都不完全对称等。
景物题材上，如海上仙境。圆明园有"蓬岛瑶台"、"方壶胜境"；大观园有"天仙宝境"，众人评说"蓬莱仙境"、"金门玉户神仙府"等。
建筑形象上，大观园中有几处只有圆明园才有的形象。如大观楼。"崇阁巍峨……复道萦纡……金辉兽面，彩焕螭头"，正是圆明园"方壶胜境"的写照等。
从造园匠师来看，《红楼梦》中提到大观园是"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山子某"是清代园林匠师的称谓。江南名师张涟(字南垣)号山子张，其次子张然在康熙时可能是由曹玺荐入宫廷主持御园工程28年，圆明园也应当出其手，子孙统号"山子张"。"张"与"野"同有放任不羁之意，可见山子野即暗指山子张。
曹雪芹笔下的北京地名
《红楼梦》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有的说是北京，有的说是南京。但书中所描写的景致，却南方、北方兼而有之，其中涉及的地名就有近百个。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书中还提到了十余个老北京的地名。如鼓楼西大街、苇子坑、水月庵、花枝巷、兴隆街等。
北京是曹雪芹生活和写作《红楼梦》的地方，特别是他在到西山黄叶村著书之前，曾在清时的右翼宗学府任过职(今西单的小石虎胡同)。应当说他对京城的人文地理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而且他的创作并非完全是杜撰，而是曹家兴衰的艺术反映，所以《红楼梦》里出现的地名也应是有现实对照和一定背景的，只是这些地名与他笔下的"大观园"一样，被艺术化了。
"鼓楼西大街"是《红楼梦》第57回所写的地名，说到它是老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它位于西城区，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元明时称斜街。因位于鼓楼之西，所以清末时又称鼓楼西斜街，1965年改称鼓楼西大街。它是北京城内比较古老的街道之一，从元代开始沿街的商业就比较发达，并有多家著名的当铺。该街的南侧有著名的恭王府，有人考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此为蓝本而写的。
《红楼梦》第32回中有个写到:"兴隆街"，是贾雨村在京城的住处。据考证，清代时北京共有五个兴隆街:一个在东郊，三个在外城，只有一个在内城。而外城比较著名的是位于崇文区西北部的兴隆街，就是现在台基厂路口往南的祈年大街上，有东兴隆街和西兴隆街之分，因胡同内的兴隆寺而得街名。这个兴隆街与曹氏"蒜市口十七间半"故居邻近。曹雪芹应当熟悉这一带的景致，以此街名入书，是有可能的。
"小花枝巷"出现在第64回里:"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北京曾有多条叫花枝巷或花枝胡同的地方。至今在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附近还有一条花枝胡同。红学家周汝昌认为，《红楼梦》中的小花枝巷指的就是这个花枝胡同。但也有人认为曹雪芹所写的小花枝巷是位于通州城东南角的花枝胡同，此巷在张家湾镇南门内以西，东西走向，曹家当铺就在巷内路南，今遗址尚存。在此巷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街，被称小花枝巷。由此联想，曹雪芹对这一带的景致也应当熟悉，以此巷名写入书中，也是很有可能的。
"苇子坑"在第47回中，住在京城北部，特别是德胜门外一带的人都知道，多条公交线路均有"苇子坑"的站名，而老北京人多称其为"德外苇子坑"。早年间，在北京周边，曾有多处叫"苇子坑"的地方，皆因水塘较多，里面生长着许多芦苇得名，并以德胜门外的苇子坑而知名。但从书中的风物描述看，曹雪芹所写的苇子坑应是"德外苇子坑"，因第47回中，还有薛蟠被打的不能骑马，贾蓉只得去前面"关厢"内雇了一乘小轿，将之送回府中云云。"德外关厢"乃是众所周知的地名，明清时北京有两个北门：安定门和德胜门，但安定门内无关厢，只有德胜门有关厢，所以书中的"北门"当是德胜门。
"西廊下"出现在第23回："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西廊下这条胡同始见于清乾隆《京城全图》，地处阜成门大街北侧，有东廊下、中廊下、西廊下。《京城全图》只此一处西廊下，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既在乾隆年间，所以有可能是以《京城全图》中的西廊下为蓝本写成的。
第29回有个"清虚观"，其中描写到："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清虚观在北京只有一处，位于旧鼓楼大街南端与鼓楼西大街交界处，今称清秀巷。朱一新《京师巷志稿》中在介绍"旧鼓楼大街"时写到街中"井一，有清虚观，明景泰年间建。"因北京只有这一处清虚观，有可能《红楼梦》中的清虚观指的是这里。
"天齐庙"是第80回里的景观："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嫫嫫，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天齐庙在北京有两处，一处在朝阳门外，就是今天的东岳庙；一处在西郊红山口，按书中所写是"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再联想到曹雪芹曾在西山一带写书，离红山口不远，所以有可能写的是红山口的天齐庙。
尽管不能绝对肯定，曹雪芹所写的这些地名，就是北京城里的地名，但有一点已得到红学研究者的共识，就是他所写的这些地名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杜撰。
曹雪芹纪念馆（辽宁省辽阳市）
位于辽阳老城西小什字街口路东吴公馆院内(即吴恩培宅第)。有房屋21间，四周高墙围绕，属小四合院。占地1 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0平方米。
1997年8月，为纪念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而设立，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题写馆名。它是继北京、南京等地纪念馆之后，在东北新建的唯一的一处纪念馆。
曹雪芹纪念馆陈列面积480平方米，设4个展室，陈列内容围绕祖籍辽阳，以辽阳发现三块碑石的题名为主线。一是在喇嘛园的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的"教官曹振彦"题名，二是在玉皇庙后金天聪四年九月"致政曹振彦"的题名，三是在新城弥陀寺清崇德六年(1641年)"曹世爵、曹得选、曹得先"三人的题名。前两块碑上的曹振彦是雪芹的高祖，后一块碑上三人是雪芹家族第三房人物。通过题名碑石拓片，结合《辽东曹氏宗谱》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再以沙盘形式作成展品。纪念馆中塑有曹雪芹坐像。
霍去病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结晶，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父亲不敢承认的私生子、母亲又是个女奴，看起来霍去病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然而奇迹终于降临在他身上。
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并且很快被封为夫人，仅次于皇后。霍去病的舅舅卫长君、卫青也随即晋为侍中。卫氏家族从此改变了命运——这时候恐怕没有人想到被改变命运的不仅仅是卫青和霍去病，被改变命运的还有多年来汉匈之间的攻守易形。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武功颇盛的帝王，而当时的汉王朝，边境不稳，时时遭受匈奴人的侵扰。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几乎把农耕为生的汉朝当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库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面对这样的局面，长城内的国家却从秦以来就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胜利的时候极少，更多的时候只能寄希望于以和亲以及大量的"陪嫁"财物买来暂时的相对平安。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希望改变这样的形势，而他很快就在身边找到了和自己有志一同的人，他就是卫子夫的弟弟卫青。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卫青拜车骑将军，和另三员将领各率一支军队出塞。在这一次出兵过程中，四路大军出塞三路大败，尤其离谱的是老将李广竟然被匈奴所虏，好不容易才逃归。反而是第一次出塞领兵的"骑奴"卫青，出上谷直捣龙城，斩敌七百.卫青的军事天才使汉武帝刮目相看，他从此屡屡出征，战果累累。
横空出世
在卫青建功立业的同时，霍去病也渐渐地长大了，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它王孙公子那样呆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渴望杀敌立功的那一天。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漠南之战。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武帝遂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
在战场上，霍去病凭着一腔血气骁勇及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斩敌二千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等人全身而返。汉武帝立即将他封为"冠军侯"，赞叹他的勇冠三军。
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战神无敌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一万出征匈奴。这就是河西大战。
19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迂回战。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一万精兵仅余三千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斩敌八千九百六十，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在这一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同年夏天，汉武帝决定乘胜追击，展开收复河西之战。
此战，霍去病成为汉军的统帅，而多年的老将李广等人只作为他的策应部队。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配合作战的公孙敖等常跑大漠的"老马"还不如两年前的长安公子霍去病，居然在大漠中迷了路，没有起到应有的助攻作用。而老将李广所部则被匈奴左贤王包围。霍去病遂再次孤军深入，并再次大胜。就在祁连山，霍去病所部斩敌三万余人，俘虏匈奴王爷五人以及匈奴大小瘀氏、匈奴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六十三人。
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退到焉支山北，汉王朝收复了河西平原。曾经在汉王朝头上为所欲为、使汉朝人家破人亡无数的匈奴终于也唱出了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从此，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
真正使霍去病有如天神的事情是"河西受降"，发生的时间在秋天。
两场河西大战后，匈奴单于想狠狠地处理一再败阵的浑邪王，消息走漏后浑邪王和休屠王便想要投降汉朝。汉武帝不知匈奴二王投降的真假，遂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当霍去病率部度过黄河的时候，果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面对这样的情形，霍去病竟然只带着数名亲兵就亲自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我们永远也猜想不出此时的浑邪王心里都在想些什么。那一刻他完全有机会把霍去病扣为人质或杀之报仇，只要他这样做了，单于不但不会杀他反而要奖赏他。然而最终浑邪王放弃了，这名敢于孤身犯险不惧生死的少年的气势镇住了他。霍去病的气势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四万多名匈奴人，他们最终没有将哗变继续扩大。
河西受降顺利结束，而今天的我们却只能用景仰的心努力想象，那个局势迷离危机四伏的时候，那位十九岁的少年是怎样站在敌人的营帐里，仅仅用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将帐外四万兵卒、八千乱兵制服的。
汉王朝的版图上，从此多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正式并入汉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外虏的受降，不但为饱受匈奴侵扰之苦百年的汉朝人扬眉吐气，更从此使汉朝人有了身为强者的信心。
封狼居胥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
这时的霍去病，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汉军的王牌。汉武帝对霍去病的能力无比信任，在这场战争的事前策划中，原本安排了霍去病打单于，结果由于情报错误，这个对局变成了卫青的，霍去病没能遇上他最渴望的对手，而是碰上了左贤王部。
然而这场大战完全可以算是霍去病的巅峰之作。在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大约是渴望碰上匈奴单于，"独孤求败"的霍去病一路追杀，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就在这里，霍去病暂作停顿，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祭天封礼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地禅礼于姑衍山举行。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种决心。
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从长安出发，一直奔袭至贝加尔湖，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沿路大胜，这是怎样的成就！
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而这一年的霍去病，年仅二十二岁。
纵死犹闻侠骨香
在完成了这样不世的功勋之后，霍去病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大司马骠骑将军。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元狩六年（公元前117），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就去世了。
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霍去病谥封景桓侯。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他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第，霍去病却拒绝收下，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短短的八个字，因为出自霍去病之口而言之有物、震撼人心，刻在历朝历代保家卫国将士们的心里。
霍去病少言多行，从不说空话。汉武帝曾经想亲自教他孙武兵法，他回答道："打仗应该随机应变，而且时势变易，古代的兵法已不合适了。"
霍仲孺当初不愿做胎中霍去病的父亲，卫少儿也就从来不曾告诉过他自己的身世。当他立下不世功勋之后，他终于知道了前因后果。就在他成为骠骑将军之后，他来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向当年抛弃了自己的父亲霍仲孺下跪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之子，没有尽孝。"霍仲孺愧不敢应，回答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霍去病为从未尽过一天父亲之责的霍仲孺置办田宅，并将后母之子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少年将军霍去病并不是完人，他曾经射杀李敢，也曾经御下严峻。然而再严峻他仍然是军神，所有的士兵都向往成为他的部下，跟随他杀敌立功。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开疆拓土，战功比他的舅舅卫青还要壮观。对于整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来说，霍去病是彪炳千秋的传奇。
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为他的精神和智勇而倾倒，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
历代评价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过誉》中评论度辽将军皇甫规的时候说："孝武皇帝为骠骑将军霍去病治第舍，敕令视之，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去病外戚末属，一切武夫，尚能抗节洪毅；而规世家纯儒，何独负哉。"在外戚宦官专*制的东汉末年，应劭这类清流之士对于外戚是相当不齿的，以致有外戚末属之语，犹自对霍去病有称誉之辞。而皇甫规是当时的名将名臣，党锢之祸中又有精彩表现，应劭尚且认为其人其行未如霍去病。
（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之"霍去病论"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至于赵云、岳飞都引用过霍去病的名言辞让皇上赐予的华屋美宅，也足见名将与名将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怕比王郎同志的评语来得更珍贵更有说服力。至于唐诗宋词中卫霍、汉家大将、封狼居胥更是用老了的典故。
戚将军纪效新书序（王世贞）："余尝怪汉武帝时，下朝鲜，埽滇越，席卷瓯、闽、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难者匈奴耳，而大将军、骠骑将军以轻骑绝大漠，数得志焉。此岂尽出天幸，不至乏绝哉？而太史公传，自卤获封户外，略而不具载。意其人以文章高天下，怏怏奇数，不欲令武士见长耳。及读至帝欲以孙。吴兵法教骠骑，不肯受，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夫然后而知骠骑将军、大将军之微也。彼故长于技而短于法，即不尽出天幸，于后世何所见焉。"
《中国军事通史》之《西汉军事史》（作者：陈梧桐）
霍去病不是一个长于兵家理论的将领，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霍去病也不是—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相反，他在历史上又以"不省士"即不关心士卒的饥寒饱温而闻名。他出征之时，汉武帝曾遣太官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穿域蹋鞠"，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家。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霍去病具有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即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凶狠顽强。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例如，他为骠姚校尉时，居然仅率800骑兵而脱离大部队，追击数百里而与数倍于己的强敌（霍去病此战斩敌2028人。已是自己所率兵士的3倍弱，当时与之交战的匈奴军人数肯定要多于此数）。又如，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将兵迎接欲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匈奴军众"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局势十分混乱。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先"驰入"匈奴军中，"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干人"．控制了局势。由此可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霍去病作战"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之言不虚。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如元狩二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1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敌数千。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师大率减什七"，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
其次，霍去病绝不是只有意气之勇的匹夫，而是一员既勇且谋、能够决胜千里的战将。前引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语虽不无偏颇，但从中也可约略看出他的为将之道，这即是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同时又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战，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再次，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无论是800人的"轻勇骑"，还是l万人、5万人的大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如漠北之战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作战勇敢，加上优良的装备，所以霍去病的部队很可能是汉军的精锐之一，战斗力远远强于"诸宿将所将士马"。此外，在霍去病的麾下，还汇集了一些投降汉朝的匈奴族校尉，他们熟知匈奴道里，可以引导汉军长驱直入而不迷失方向，还可帮助汉军取食于敌，使他们得以轻装"绝大漠"，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快速的优势，捕捉战机，创造战机。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劝。
【霍去病胜利根本原因】
1.是国力的养成与利用。自高祖至景帝，汉朝长期积储，府库充实，是武帝变和亲为征战的前提之一。 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与匈奴打了十几仗，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决，汉朝还收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并在边疆地区大开官田，补修长城，屯军达10万人之众。边疆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昌盛景象。
2.是主动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文帝时，匈奴曾两次大举入侵，兵锋直逼长安，京城危急，满朝惊恐。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
3.是战术上大兵团突袭作战的正确运用与发挥：
1）骑兵的建设与使用。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
2）是突袭作战战术的运用。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两次河西会战，其所部兵马放弃辎重物资，轻装速行，就地取食，趁匈奴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发动主力决战。一举将其彻底歼灭，斩断匈奴右臂。所谓的就地取食，就是对匈奴后方进行抢掠，以补充军需物资。这一方略不但解决的自身的补给问题，而且最大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使匈奴的经济遭到极大摧毁，从而使汉朝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确立了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秦汉时期的梦魇。但经过漠南、河西、漠北3场战役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汉朝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后人对霍去病将军的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少年英雄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所以霍去病打的战役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荡气回肠的，他的胜利已不单是几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整个汉民族为之骄傲，它鼓舞感召着一代一代的汉族儿女,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血脉贲张。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
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人谓之小杜，以别于少陵。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号"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据《唐才子传》载，"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称其诗"雄姿英发"。细读杜牧，人如其诗，个性张扬，如鹤舞长空，俊朗飘逸。
杜牧出生于诗书之家，虽不是钟鸣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过半点穷。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早在他参加科举考试之际，就曾以一篇《阿房宫赋》传诵于文士之间。太学博士吴武陵击掌称好，甚至跑去向主考官登门直荐。
杜牧确实有才华，而且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才，而无相器，又生不逢时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气息已一去不返，诸帝才庸，边事不断，宦官专权，党争延续，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如蚁穴溃堤，大唐之舟外渗内漏。杜牧死后不过数年，农民起义便如风起云涌，再过五十年，江山易帜。"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杜牧的才能，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
"高人以饮为忙事"，"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却不料又是"得醉愁苏醒"。酒浸肝肠，愁萦心间，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发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的梦话来。那么，就将这副身子，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来个春满人间。
杜牧风流得别具一格，风流得声名远播，在繁华的扬州，杜牧的足迹踏遍青楼，宿醉不归。乃至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不放心，暗中派人保护。有一日，杜牧调任回京，牛僧孺劝他切莫"风情不节"，并且拿出兵卒们发回的满满一箧平安帖，杜牧见此，又愧又羞。正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字词之间，满是艳情。杜牧的风流轶事，与他的才华一样，传之于世。
杜牧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是咏史与七绝。杜牧的咏史，充满着幽默与调侃，饱含借古鉴今之意。游经赤壁，他说，假如周瑜借不到东风，则将是"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反常人思维，给人以全新的视角。过华清宫，想起当年杨贵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中见大，虽未出现唐明皇半个字，却点出当年安史之乱的个中原委。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听出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歌曲啊，分明是亡国之音，若照这样下去，大唐亡国也指日可待了。杜牧咏史是表，讽今才为其里。
杜牧临死之时，心知大限将至，自撰墓志铭，但这篇短文写得却是平实无奇，丝毫不显文豪手笔。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许，在外人看来，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他在强作笑颜、把酒尽兴的背后，却是不欲示人的悲凉吧？！
杜牧小传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孙。二十六岁举进士，因为秉性刚直，被人排挤，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作了十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生活很不得意。三十六岁内迁为京官，后受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势，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看到唐帝国的种种内忧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善于论兵，作《愿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他写了《感怀诗》，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作一点事。《郡斋独酌》一诗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又如《河湟》一诗：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自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人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件，对朝政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这个时候，朝廷里连元载这样曾经想到收复河湟的人也没有了。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凉州传来的歌舞。他的《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也和这诗后两句具有同样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诗则用比兴的手法，以雁象征边地人民：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惊飞四散的哀鸿，象征在回纥侵略蹂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诗中既表现了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仙掌"、"长门"，并非泛泛的修词设色，"岂逐春风"也不仅仅是写鸿雁秋来春返的自然现象。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和现实背景，和白居易《缚戎人》、《西凉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体，写得更简练浑括。
他的咏史诗也很著名。有的诗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如《过华清宫三绝句》中的两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诗里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其创作意图和他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咏史作品，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他这种论史绝句的形式，后来颇为许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前两首在写景中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但他的诗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怀》、《赠别》、《叹花》等诗，更是专写征歌狎妓的颓放糜烂生活。饮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风气，杜牧的这类诗更为后代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这些作品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作诗是比较重视思想内容的。他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他很推崇李杜，说"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的《李贺歌诗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贺歌诗是"骚之苗裔"，同时也指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理。他说自己的创作是 "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但在创作实践上，他那些以华丽词藻写颓放享乐生活的诗，显然和"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 ，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唐代中晚期诗人、哲学家。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诗现存800余首。其学习民歌，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
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
一度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名句很多，广为传诵。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
后来，几经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全文共81字，字字珠玑。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篇名作是刘禹锡一气之下挥毫写成的。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中进士后，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后因他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权贵宠臣，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地方官府的规定，他本应住衙门三间三厦的官邸。可是，和州的知县是个势利之徒，他见刘禹锡贬官而来，便多般刁难。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不久，又要他搬至北门，由原先的三间屋缩小到一间半，不久又要他搬居城中。半年之间，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狭小，一次比一次简陋，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安身。刘禹锡觉得这县官欺人太甚，愤然提笔写下了《陋室铭》一文，并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碑勒石，立于门前，以示"纪念"，一时轰动朝野。
斯时被贬为广西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榜进士，诗歌唱酬，友谊殊深。当他读到《陋室铭》后，获知刘禹锡遭受势利小人冷遇时，愤懑不平，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情愿以自己被遣之地柳州换和州，虽得重罪，死不恨。"虽未获准，但足可见"患难识知己，文人更相亲"的高贵品质。
人世沧桑，岁月如流。势利小人早已化作黄土一抔，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却光照历史，留传千古。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刘禹锡与《乌衣巷》诗慨谈
吴冀龄
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是刘禹锡组诗《金陵五题》之一，其以即小见大的手法描写贵族的盛衰变化，而后两句，千载传诵，脍炙人口。
通常，这后两句诗的解释是:从前在王谢世族广厦华堂中筑巢燕子，现在则因为那些第宅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只好飞到普通老百姓家去筑巢了。此处，通过燕子迁飞筑巢的变化来反映人事变化，让人不禁感慨人世之沧桑。
此外，施补华在《岘庸说诗》中另有说法，云:"若作燕子他去，便果。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这里，提出了"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两码事还是一码事的问题，但感慨系之，似亦无关大局。
但是，离奇怪诞的是，有人曾从此诗本事上偷梁换柱，别出奇说。刘斧《青琐摭遗》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家，有二燕栖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飞来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于燕尾，曰:''''谈到华胥国上来，至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及来春，燕复飞来，榭见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皆冥数，如今睽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故刘禹锡有诗云''''……乌衣巷口……''''也。"这样，以"木"字偏旁换"言"字偏旁而以榭代谢，则分明是王姓，谢姓两家族族姓便轻松地变成"王榭"一人；加之又塞进了子虚乌有的燕翼传书，使原本寄帅古兴怀感慨的诗意彻底变了味，变成了刘禹锡追恋旧欢的情歌。倘此偏偏又被素有诗豪称谓的刘禹锡闻见，真不知其感慨又将如之何？奈之何？
中医方面的贡献
刘禹锡: 唐代文人（772-842年），知医。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尝任连州、和州刺史、太子宾客，故有刘宾客之称。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其诗文并有名，格调清新流畅、通俗近人。哲学上有"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学说，其在医学上主张用简单验方治病防病。尝将其所集之方剂撰成《传信方》两卷，颇为流传，后佚。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散文作品，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韩愈思想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号称"文人之雄"，曾倡导古文运动，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时，韩愈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称韩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称他韩吏部。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和书香门第。他三岁而孤由其伯兄抚养，12岁时其兄韩会病故，由其寡嫂养大成人。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经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岁月。这种经历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较强的自我奋斗精神。25岁擢进士第，29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35岁授四门博士，36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38岁遇赦，做江陵法曹参军，39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和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元和12年，因评淮西吴元济之乱有功，被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大员之列。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内迁为表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召回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长庆4年病卒，享年57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我国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响的。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文学主张与创作
韩愈是唐代散文学兼诗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屡被贬。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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