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何许人也？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他名翟（di），其出生地因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一直没有确凿的说法，倾向性的意见是鲁国人或齐国人。具体生卒年月，后世学者们作了多方考证，推知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6 年至公元前400 年前后，应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就是这样一个来历不甚明白的人，世纪伟人毛泽东称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大作家鲁迅誉之为"中国的脊梁"；大学者胡适说："墨子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近世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墨子为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物"；著名思想史学家蔡尚思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毛泽东可不是随便夸人的，尤其是历史上的人物。毛泽东的夸赞，有我们未曾悟透的深意在。
如此卑微的出身与如此高的赞语，集中于一人之身，就使得墨子具有了传奇色彩，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
墨子创立的墨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曾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驾齐驱，是那个时代博爱众生、救世济困、制暴扶贫、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不韦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这些评说都出自与墨子相距不远的名家之口，可信度极高。
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个人的生活状态却超乎我们的想像。用某些现代人的标准看，墨子一生活得其实很不"潇洒"。他出身平民，家境并不宽裕，估计也就是一个下岗再就业的水准。后来他因为才华出众，在当时的政治、思想、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占有显赫地位，有不少王公君主向他求教，有很多人追随他，可以说是大"火"了。可他却不懂得利用自己头上的"光环"和别人对他的尊重为自己捞好处，过养尊处优的上等人生活，而是依然与弟子们一道穿粗衣，着草鞋，日夜不休。或游走诸候各国，宣传兼爱非攻的主张；或精研守城之术，为弟子授业解惑；或专注于数理逻辑，培养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他不会像孔子那样摆"圣人谱"，也不会像庄子那样"玩潇洒"。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艰苦朴素、勤奋刻苦、务实肯干、不怕牺牲、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中国人至今仍在倡导的优秀传统。
墨子一生做了许多大事，其中他从一个儒门弟子，发展到"非儒"，进而自立门户地独创标炳千秋的墨学，颇耐人寻味。墨子对儒家的不满，一是礼仪制度的繁缚，二是厚葬重孝的危害。儒家的这两大弊端，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民生的贫困。墨子以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为出发点，率先举起了非难、批判儒家的旗帜，并进而生发出墨家学派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
《墨子.公输》中"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子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典型记录。他用软硬两手将一场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化为无形，其智勇双全的形象跃然纸上。当年墨子辩说于庙堂之上，斗智于城垣之前。其智败公输的韬略，提前设伏的惊险，救百姓性命于火水的功业，至今想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墨子身后，墨家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发展，"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后来，墨家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比较确实的记录是《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后，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也有今世学者认为后期墨者分为"墨侠"和"墨辩"两大类（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或认为分化为"游侠、论辩和游士"三派（邢兆良《墨子评传》）等。但好景不长，到了汉代，墨学已至中绝，连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墨家学派的情况也不甚了了。清代墨子研究集大成者孙诒让，在《墨学传授考》中说："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
除了先秦诸子百家所共有的一些特性以外，如，共同的思想学术主张，都有一个著名的创史人和学术领袖，都以授业讲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等等，墨家学派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特色。
其一、墨家团体组织最为严密，有最为严格的法律，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即"巨子"）。《吕氏春秋》记载：巨子腹醇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被秦惠王赦免，但腹醇认为不能不行"墨者之法"，终于杀了自己的儿子偿命。讲信义、重然诺、守纪律，是墨者共同遵循的做人准则。
其二、在墨子倡导下，墨家成员有世所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庄子介绍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乔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其三、墨家既是一个学术派别，又是一支独立于官府的作战队伍。墨家有完整的军事防御理论，有高超的守城器械，作战勇敢顽强。《淮南子》记载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其四、墨家成员大都有手艺加工、机械制造的才能，他们从生产劳动中总结出了许多力学、光学、几何学的原理，这是《墨经》中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记录。一部分是墨子自著，另一部分应是墨子弟子对他言行的记录和后期墨者对墨子思想的阐发。此书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今的有十五卷五十三篇，大体可分为四部分:
1.经说，即后人所谓之"墨辩"和"墨经"。这个部分中包含了墨家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和独特的逻辑思想体系，唯先秦诸子著作中所仅见，是内涵最为丰厚而又最难解读的。
2.论说。系统记录了墨子对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的看法和观念，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原创性思想，展现出一个伟大的平民思想家的风采。
3.墨语。是墨子和弟子及友人相交的言行记录，是墨子生活经历的宝贵史料。
4.战备。集中反映了墨子怎样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军事防御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防御学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 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韩兆琦)
管仲的"忍辱"与鲍叔牙的"慧眼"
今说"世语"
战国的时候，在颍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少年叫管夷吾，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名镇战国群雄时代的管仲。老人们常说的一句古话叫作"三岁看到老"，这个管夷吾在少年的时候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因此他就交了一个叫鲍叔牙的朋友，鲍叔牙看着伶牙俐齿的管仲就非常欣赏。小的时候管仲家很贫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自打交上了鲍叔牙这个朋友之后，管仲不仅仅经常受到鲍叔牙的接济，还时不时地耍点小聪明，从鲍叔牙手里骗钱骗物，时间常了，鲍叔牙也不恼他。到了能做事的年龄后，鲍叔牙就去齐国的公子小白手下当了一个幕僚，而管仲也跑到公子纠手下混了一个差事。好景不长啊，公孙小白即位当了齐桓公，公子纠被齐桓公杀了，作为公子纠的人管仲也没能幸免，囚入大牢，等待发落。鲍叔牙对齐桓公历数管仲的能耐，终于打动了齐桓公，不仅仅释放了管仲，还委以重任，要说，人要真本事吃饭就是没问题。这管仲真不含糊，没多久就在齐桓公手下一路飙升，最后坐到了齐国的丞相一职，协助齐桓公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让齐桓公成为权倾一时的霸主，九次会合天下诸侯，显示出管仲的不凡智谋。
有一天管仲和属下聊天说："我从前贫困潦倒的时候，曾经是鲍叔牙接济了我，还和我一道联手做生意。在每一次分红利的时候，我总是把大头留给自己。这件事情鲍叔牙是知道的，他并不认为我是贪财，而是觉得我太贫穷了。我曾经给鲍叔牙支招，结果让他赔的一塌糊涂，但是，他也没怨恨我愚笨。我曾经三次出任国家部门的领导啊，三次被上司罢免。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没有才能，而是觉得我的时运不济。我曾经三次带兵打仗，三次都铩羽而归，自己算是捡了一条命，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是贪生怕死，而是觉得我所以活下来是因为家中有八十岁的高堂老母。公子纠和公孙小白争王位，公子纠失败了怒而自杀，我被打入了大牢，鲍叔牙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无耻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我可以这样说，生我的人是爹娘，而了解我的人是鲍叔牙先生啊。"
这鲍叔牙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之后，自己心甘情愿的在管仲的领导之下。他的家族也是齐国的世袭，拿着齐国的国家俸禄，他的子女也大都是齐国各阶层的国家干部。天下人在谈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说管仲有能耐的并不多，但是夸赞鲍叔牙的慧眼识人才的声音此起彼伏。
管仲齐国为相之后，看到齐国很小，又位处东海边上，所以就提出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是国家富足，军力强大起来。而且，这个管仲非常会迎合人民的喜好，也深受人民的欢迎和爱戴。管仲写了一本叫《管子》的书，在书中管仲说：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家粮仓里有的是粮食，人民才会安定，才会懂得礼节道理，吃穿用都不缺乏，人民才能有国家的荣辱感。当官的人要知道尊重人，父母兄弟姐妹，妻儿老小才能亲密。连基本的礼仪廉耻都不能施行，国家也可就离灭亡不远了。国家政令的颁布应当如同有源头的活水，那么政令就会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所以管仲为相期间，老百姓需要的事情他就办，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情他坚决不做。
几千年前的管仲的所做所为，足可以让今天的我们这些"国家干部"汗颜和反思。
呜呼，当今有管仲乎？
呜呼，当今鲍叔牙何在？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
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著有《定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同上）。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同上）。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
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又有诗人的气质，犹如《己亥杂诗》所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他在人间走过与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
抨击时弊之作代表着龚自珍诗歌的一个方面。如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
另外，《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面这首《咏史》诗，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金粉东南"，官场士林是一片苟且无聊却自命风流的景象，而这正是清王朝运用高压手段，使"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诗人不禁追问：像田横五百壮士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在世间已不可复得了吗？这里交杂着对于民族前途的绝望和希望。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
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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