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女儿深情忆慈父:爸爸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
在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二女儿、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小学教师杨惠兰记忆中，父亲与家人聚少离多。
一辈子，杨善洲顾大家，舍小家。杨善洲去世后，人们整理他的文稿时读到：我对家庭欠债很多……但当时只有如此选择，不然，革命不成功，家庭无从说起。
在成长的酸甜苦辣中，惠兰慢慢理解了父亲。惠兰３岁多了，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让她叫“爸爸”，她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
“上小学时，有一天老师教了一首儿歌：‘爸爸是一棵大树，妈妈是一棵大树。我们是快乐的小鸟，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回到家，我背诵给姐姐听，背着背着，我们就哭了。”那时，稚嫩的她，一想起爸爸，就感到委屈，“我不光是为我们姐妹哭，也为我们的妈妈哭。”
“爸爸常年在外，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粮食不够吃，她上山找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再挑到街上卖，一分一分地凑学费……”
年少的惠兰已感受到妈妈操持一家人生活的艰难。有人对惠兰说：“你爸是‘大官’，靠着这棵大树，你们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可惠兰感到，“爸爸这棵树，靠不上。”
１９７０年，惠兰的妹妹出生，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乡上民政干部了解情况后送来３０斤救济大米和３０斤粮票。“爸爸知道这事后，就要妈妈把东西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妈妈硬是东拼西凑，还清了这笔粮款。”
“１９７５年，家里的老屋一到下雨就漏得不行，妈妈让人捎信给爸爸，让他凑点钱给家里修房子。爸爸寄回一封信和３０元钱，让妈妈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先接一下，实在不行就挪挪床铺，暂时躲避一下。”
惠兰说：“那时候，我不仅委屈，甚至有些怨恨他。更让我们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按当时的政策，妈妈和我们姐妹可以‘农转非’，可爸爸却把申请表格锁进了抽屉一直不办。”
惠兰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上招工考试，但由于户口是农村的，不能报考，就请父亲找找人帮她转成城市户口，杨善洲不同意。后来，她到乡下做了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转正后，又苦读两年取得了中师毕业证，至今一直在施甸乡下小学教书。而她的母亲和大姐，一辈子都在农村生活。
１９８８年杨善洲退休，主动要求到家乡施甸县大亮山带领群众种树。为了方便他进城办事，全家借了５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所新房。房子盖起后，妻子和杨善洲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账。杨善洲东找西搜，才拿出９６００元。为了不拖累孩子们，杨善洲做主把盖好没多久的房子给卖了。
上大亮山种树后，杨善洲每月都要下山到保山参加老干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每次除了顺道给林场办事外，他总会回家住上一两天。和父亲相处多了，惠兰渐渐走近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她这才知道，爸爸担任地委领导的时候，工资并不低，但他用钱很“散”，哪家没有粮食他出钱买，哪个生产队缺种子他出钱垫上……“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怎么可能有钱呢？”
对于当年爸爸不让家人“农转非”的事情，一直堵在惠兰心里。她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做呢？”杨善洲只是说：“当时，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现在回想起来，惠兰与爸爸朝夕相处的日子，不多，却温暖。
读初二时，爸爸把惠兰接到保山读书，每个月都给她买好饭菜票，外加６元零花钱。有时候，爸爸还会带她去看电影。有一次，惠兰发现自己的枕头下压了一把梳子，是爸爸放的，细心的爸爸知道女儿已到了爱美的年龄。
还有一次，学校开学了，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家接惠兰，因为担心赶不上班车，凌晨四、五点父女俩就上路了，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狼嚎，爸爸紧紧拉着她的手，安慰她不要害怕。
惠兰结婚时，爸爸没有给她一分钱。后来她有了孩子，爸爸到她家，看到一家人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塞在大纸箱里，就给了她１００块钱，让她去做个衣柜。
“爸爸去世后，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我１００块钱做的那个衣柜，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三妹想起爸爸不只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
“爸爸是个重感情的人。”念起爸爸的好，惠兰哽咽了。
“奶奶临终前，爸爸日夜侍奉。奶奶在爸爸的怀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这１０多年，妈妈患病住过两次院。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过来，每天早早就到医院守护妈妈，给妈妈端饭送水，守到夜深才回去。但爸爸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
“那几天，爸爸可能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反复对我们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市里奖给我２０万元，我捐出去１６万，留了４万给你们母亲，你们要好好用，让你们母亲安享晚年，她这一辈子不容易。’”惠兰说。
“如今，只要想到爸爸，矗立在他墓前的那棵参天大树就会浮现于眼前。在我心中，爸爸是一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泪珠，从惠兰双眼滚落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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