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思俞 1935年出生，朱自清的幼子，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52年进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学习。曾主持过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与南开中文系共同研制的语言分析系列软件已获教育部教学成果奖。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1948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一直很温和的他有些焦躁，和家人相处脾气也大了一些。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被胃病折磨，身体太过衰弱，另外一方面也是明白当时的时局，正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我记得父亲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写下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套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年我只有13岁，还不是太理解，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他当时心情的最好写照。
两岁流亡川渝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跟着清华大学先到长沙、再去昆明。母亲是在那年年底才带着两岁的我从天津坐船到越南，然后坐火车到蒙自，最后才到达昆明。
当时去南方大都是这样的线路，因为从国内走要跨越整个战线，而且那个时候北平也已经沦陷了。
我们全家就这样在昆明住了三年。年纪太小，我对这段时光基本没有印象。只是后来有张照片是父母亲抱着我在翠湖边。我想，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局势动荡，但我们这个小家庭还是很幸福的。
1940年开始，我和哥哥就跟随母亲去了成都，住在四川大学旁边，母亲也在川大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
之所以一家人要分开，主要是因为在昆明只凭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计艰难。后来汪曾祺在小说里写到，“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氇穿在身上御寒，样子有一点像传奇影片里的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这当然说的就是我父亲。
从1940年到1946年，父亲都是每年暑假才回成都，我跟他真正的接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我看来，父亲跟孩子们说不上有多亲密，他一直是一个有点严肃的人。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在看唐诗，因为普通话和四川话都没有入声，我就去问父亲，但是他只是看了我一会儿，一句话都没有说。
秉承狷介的淡泊
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课。我们7月从成都到重庆，等了两个月的飞机，最后才坐到一架美国运输机回到北平，飞机上面只有两排座位。
父亲希望国家能给他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小康时代”的生活。我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远远超过了父亲的梦想。—————朱思俞
我现在只是希望国家更富强，国家富强了，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就好了，没有太多具体的希望。我现在退休了，各种待遇可以让我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所以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说到幸福，和过去的坎坷相比，毫无疑问现在我是幸福的。儿子最近要结婚，家里都在筹备这件事，这些事情都让我感觉很幸福。
终于能回到北平，父亲应该很高兴，但是那个时候闻一多被刺，这对他有一些影响，心情很沉重。
其实父亲和闻一多只能说是普通同事关系。有人说过，闻一多是狂者，我父亲是狷介，跟介子推一样，这是很贴切的。
父亲从成都回来以后，全家人都很高兴。那时又多了一个妹妹，一家人更热闹了。
与我父亲私交比较近的是俞平伯和叶圣陶，他跟萧公权也经常唱和古诗，和俞平伯各自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算是文学界的佳话。
从父亲交往的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民主党派。
虽然我和父亲接触不多，但在所有的孩子里，我被公认是和父亲最像的，不管是外貌还是气质。
清华建筑系有个老师给父亲做雕塑，特意把我叫过去，因为父亲没有留下50岁以后的照片。我夫人也说，我性格比较淡泊，我想这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很淡。
惟记父亲瘦弱背影
但是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之后，就不能再这么说了，父亲开始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还曾经和学生一起扭秧歌。
他虽然是资深教授，工资很高，但国民党政府时常缺额发放，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上升。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政府故意给他们发放可以低价买“美援面粉”的配给证。
父亲当时贫病交加，家里孩子又多；这配给证可以说是救命稻草。
但他深明大义，深知国民党政府的用意。他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气节，在由他学生吴晗送来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我们退还配给证。
吴晗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拿着这个声明找我父亲的时候，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而且“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是我父亲签名时毫不犹豫。
父亲是1948年8月12日去世的，身高约一米六的他，最瘦时不到40公斤。他去世前2天还对母亲说，让我们记住，他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以后我们家不要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所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颂扬他，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父亲的《背影》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也有很多人会问我父亲的背影到底是怎样的，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的背影很瘦弱。
超过父亲梦想
父亲没有等到新中国。我也会想象他如果1949年之后还活着，会是怎样的境况。他一生都是在乱世中挣扎，对于稳定的生活肯定是有所期待的。
我和父亲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他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我是在五十年代读的大学，我们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应该去读文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父亲走的路。虽然我也很喜欢文学，读过很多小说。
1952年我考进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胡风的长子张晓谷跟我住一个宿舍。
当时读理工科是风潮，大家都认为只有这个才能让中国富强，大学生踌躇满志，充满激情。195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大学要招生，但是高中生人类不够大学要录取的人楼，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很多是从干部中调过去的。
文革中，我被下放到农场改造，文革后平反，然后又调入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从事计算机在化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后来，南开大学成立计算机系，我又调入计算机系工作，成为该系的第一代教师。
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由于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语言也情有独钟。所以后来和南开中文系共同研制了计算机语言识别与合成系列软件。
这些经历对我个人而言很跌宕。我父亲那一代人也同样跌宕。只是我们经历的苦难有所不同。
父亲在抗战结束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地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
父亲自己说过，他只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他希望国家能给他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小康时代”的生活。
我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远远超过了父亲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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