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真伪好坏、生活的酸甜苦涩。我已经刀枪不入了。我无更多所求，无论什么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得到，而非失去。———钟南山
钟南山想告诉年轻人，身体是做一切事情的本钱，要更多地参加体育锻炼。
本报记者 杨杰 摄
［人物简介］钟南山 出生于1936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导，现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2003年SARS猖獗时期，始终在医疗最前线救死扶伤，奔赴各疫区指导开展工作。因功勋卓著，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称号。
［我的梦想］这次我来北京参加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颁奖大会，我站在第一排，胡锦涛主席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在医疗卫生、教育多个领域继续做贡献。我对国家没有更多的要求。如果说有的话，希望不要给我安插太多不相干的社会职务。我会继续在医疗卫生教育领域多做点事情。我希望能多培养一些医学人才。另外，我现在是人大代表，我会收集更多的资料，为医疗体制改革等国家政策制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尽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许崇德：你已70多岁了，身体还是那么健康，“70岁的年龄20岁的肌肉”，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
钟南山：哪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经常锻炼而已。以前常去游泳，现在工作忙，主要在家里健身。我家里有跑步机和简单的器械，除了跑步，我还会举哑铃、做引体向上等。
许崇德：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你对中国此前医疗改革的评价是什么？
钟南山：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基本不成功。这种观点，我认为是片面的，影响了很多人对医改的态度。医改的目标有二：一是要达到广覆盖的基础医疗服务，二是要提高诊、治、防水平。此前医改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广覆盖和公益性，以及医疗资源分配的均等性。目前医疗体制弊端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投资少，卫生资源不均，因此公益性缺乏；二是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即预测性、预防性、个体化的模式相悖。医改应该针对这两点：增加医疗卫生投资，强化社区医疗。总而言之，我对中国医改的评价就是两句话：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存在严重的缺陷。
许崇德：你对新医改的评价是什么？你理想中的医疗体系是怎样的？
钟南山：医改成功的标准，我觉得是：大医院病人越来越少，但疑难病人越来越多，社区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长远来看，医改成功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病人都少了，预防和健康教育明显增强。如何实现，我想重点表达一个观点，新医改中，医务人员不应是旁观者，更不是“改造对象”，而应该成为主力军。此外，公立医院应该更有所作为，应该下大力气帮助社区医院培养人才，提高社区医生的水平；应该努力研究一些廉价、方便、安全的适宜技术和药物,在基层医院推广。
“要把坏事转化为积极的东西”
人的真伪好坏、生活的酸甜苦涩。我已经刀枪不入了。我无更多所求，无论什么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得到，而非失去。———钟南山
★ 答记者问
这次我来北京参加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颁奖大会，我站在第一排，胡锦涛主席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在医疗卫生、教育多个领域继续做贡献。我对国家没有更多的要求。如果说有的话，希望不要给我安插太多不相干的社会职务。我会继续在医疗卫生教育领域多做点事情。我希望能多培养一些医学人才。另外，我现在是人大代表，我会收集更多的资料，为医疗体制改革等国家政策制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尽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因为“文革”经历更懂得珍惜
新京报：你是医学世家，从医是受父母影响吗？
钟南山：爸爸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是优秀的儿科医生。小时候，总有家长带着孩子到家里找爸爸看病，过了几天他们又会上门感谢。那种成就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从小就希望将来能从事医学行业。
新京报：你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从毕业后到1970年回广州，受当时大背景影响，你从事医学科学的时间并不算长。你是否为那段青春时光感到惋惜？
钟南山：我们不应只看到失去的，更应该看到得到的。1960年我毕业后，没有立刻从事医学工作。“文革”开始后烧过锅炉、下过乡，有七八年的时间没做医学。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我的学习、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动力，懂得求知的宝贵，懂得时间的宝贵，令我对知识更加渴望。那段岁月，我的家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那是整个国家、民族走了错误路线，作为个体很难不受到影响。我们应该将坏事转化为积极的东西，我因为那段岁月而更懂得珍惜，如果我一毕业就那么顺利，我想我后来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
新京报：你是抗击非典的英雄，是你和你的团队最早注意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同时也告知了广州市。后来地方部门一直不肯承认此病的蔓延，导致更多人感染。
钟南山：我们医院在2002年12月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例，很快就发现这个病的强传染性。我们主管部门那时的卫生政策和指导思想是有偏差的，觉得提能导致死亡的传染病不好，是不光彩的事情。对于这类疾病，最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就过去算了。
新京报：医学是一门科学，却没能依照科学规律行事，是这样吗？
钟南山：自然界有规律的，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从野生动物那里传播来的，不应该对此有什么顾虑。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尽快消除公众的疑虑，这样他们才能配合开展工作，一味的隐瞒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新京报：中国CDC属下的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坚持“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因，你和你的同事们并不认同此观点，仍在寻找病因。与官方意见不同并公开表达，你是否会有压力？
钟南山：我是2月18日听到CDC公布非典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我非常震惊。我知道他们代表“官方”意见，你问我和“官方”意见叫板会不会有压力，我的回答是有压力的，而且压力很大。但这些压力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人命关天，来自病人要死还是要活。我们医院有一个多月的非典治疗经验，有二十多年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经验，我有勇气说出这个话。
非典没有钟南山，还会有人站出来
新京报：中国的非典阻击战成功吗？你从中总结了哪些经验？
钟南山：应该算是成功的。大陆非典病人的死亡率不到7%，广东只有3.8%，低于中国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经验有两点：一是尊重事实，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违背事实；二是预防为主，应重视对传染源的控制。
新京报：非典中如果没有钟南山会怎样？
钟南山：我不知道。但我想，医学是个经验科学，最需要尊重事实。事实比任何权威或书本知识更重要。非典中如果没有我钟南山，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钟南山站出来的。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医务人员们。
新京报:再回到你个人，你面对媒体，常说一些很耿直的话，甚至是对地方政府和某些官员的批评之语。
钟南山：“文革”期间，我被打到最底层，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真伪好坏、生活的酸甜苦涩。我已经刀枪不入了。从那时起，我无更多所求，无论什么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得到，而非失去。我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评论我、对付我，我不在乎。这也是我在非典期间发表了很多和官方意见不一致观点的原因，我不会考虑那么多的，我只是尊重事实和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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